1945年到1970年间，经济学以为自己已经走到了终点。这门学科攒起了一套它自认为已经完工、可以教、可以拿去治理的分析工具，用一张图促成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的联姻，两代人就是在这场联姻之下受训的。这场综合在分析工具这一层是实实在在的成就，在基础这一层则是一个被推迟的问题：它之所以自洽，是因为它教得出去也治理得了；它之所以垮掉，是因为那份只被假定而未被证明的自洽，终究被要求拿去作预测。
本章文献：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1947）、《经济学》（1948）。希克斯《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1937）。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1957）。莫迪利亚尼—布伦伯格（生命周期，1954）。莫迪利亚尼—米勒（1958）。马科维茨《资产组合选择》（1952）及同名专著《资产组合选择》（1959）。夏普（1964）、林特纳（1965）、莫辛（1966）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明瑟《人力资本投资》（1958）、《学校教育、经验与收入》（1974）。哈维尔莫《计量经济学中的概率方法》（1944）；考尔斯委员会系列专著（1944—1955）。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阿罗与德布鲁《竞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麦肯齐（1954）。菲利普斯（1958）；萨缪尔森与索洛《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面向》（1960）。费尔普斯（1967）；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到1940年代末，一代经济学家已经不再争论凯恩斯对不对，而是接着往下建，前提是他对，但只对了一半。此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就靠这份妥协来组织，它的名字是保罗·萨缪尔森给的：新古典综合。它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说完，教科书把这句话重复到成了条件反射。经济在短期是凯恩斯的，在长期是新古典的。短期里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需求可能达不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而一个管理总需求的政府可以把这个缺口补上。长期里价格会调整，市场会出清，产出回到经济的资源和技术所允许的水平，而由最优化的行为人和出清的市场组成的那套新古典分析工具，说明了经济最终落在哪里。照这样解读，凯恩斯和古典学派并不是对手。他们是同一台机器的两半，各自描述一段不同的时间跨度。
这台机器有一张图，而这张图承担的工作比任何文字都多。早在1937年，约翰·希克斯就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压缩成了一对曲线，两条线合起来定住产出和利率：一条是商品市场出清的IS曲线，一条是货币市场出清的LM曲线。希克斯在这次压缩中丢掉的东西，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他对根本不确定性的处理、投资需求那种彻底的不稳定，属于上一章。IS-LM成了每位经济学家受训所用的东西，也成了每位财政部长的幕僚据以推理的东西。整个1950年代，它又硬化成一种压缩得更狠的教学形态，AD-AS，一条总需求曲线与一条总供给曲线相交，短期与长期的分工在这里变成了“你画的是哪条曲线”这个问题。画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需求就推动产出；画一条垂直的，需求就只推动价格。这场综合首先是一次靠图完成的整合。
这场综合断言，短期的需求驱动模型与长期的市场出清模型描述的是同一个经济，同一批家庭在决定消费多少，同一批企业在决定投资多少，同一批工人在决定要不要接受一份工作，而且随着时间跨度拉长，他们的行为前后一致。短期里因为价格尚未调整而偏离最优路径的那些行为人，就是长期里回到最优路径上的那些行为人，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原则上是模型可以描述的。这场综合没有描述它。它在分析工具这一层断言了这份一致性，把行为层面的证明留到了以后。短期模型里根本没有行为人，它的各项关系式是总量之间估计出来的规律性，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一个货币需求，而长期图景里全是最优化的行为人。
这笔赌注可以在下面的交互图上试一试。切换体制，再移动需求：同一个扰动，在短期体制里产生的是产出，在长期体制里产生的只有价格，两个结果之间的全部差别，不过是你决定把哪条曲线画成垂直的。这场综合就悬在这个关于图的选择上。
切换体制，移动总需求。在短期（凯恩斯）体制里供给曲线向上倾斜，所以需求移动会抬高产出，也略微抬高价格。在长期（新古典）体制里供给在潜在产出处垂直，所以同样的移动只推动价格。
图9.1（可交互）。 作为一张图的综合。同一次需求移动在两种体制下表现不同，短期里是产出，长期里只有价格，而你得到哪一种表现，取决于把哪条供给曲线画成垂直的。切换体制，拖动需求移动量。
短期里价格是粘性的，所以需求移动会推动产出。长期里价格已经调整完毕，所以同样的需求移动只推动价格水平，产出被钉在潜在水平上。
总需求随价格水平向下倾斜：$Y = AD(P;\,\text{shift})$。短期供给向上倾斜，因为价格相对于预期是粘性的：$Y = Y^{*} + \gamma(P - P^{e})$。长期供给在潜在产出处垂直：$Y = Y^{*}$。
体制开关切换的是哪一种供给设定去与同一条AD曲线相交。只有在短期体制里，需求移动才会改变$Y$。在长期体制里，它只改变$P$。
完整的IS-LM／AD-AS分析工具，曲线怎么推、乘数怎么算、政策实验怎么做，是《经济学》里中级宏观那一章的事。与之相伴的那轮繁荣，即让这套工具显得得到印证的战后黄金时代，属于《经济史》。这场综合之所以让人觉得为真，一部分原因是它所描述的那个经济，有四分之一个世纪都表现良好。
这次综合在政策上的核心承诺是：政府增加需求，产出就会跟着增加。一美元的支出到底会不会成倍放大，取决于经济体还有多少闲置产能、中央银行如何回应、这笔钱有多少漏到国外，以及家庭是否预料到日后要还这笔账。关于政府支出是否有助于经济的那场争论逐条处理这四个条件。
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做了两件事，前后相隔几年，两件事合起来，既定下了这门学科的推理方式，也定下了每位经济学家入门时所信的那一套。第一件是一套方法。《经济分析基础》1947年出版，底本是若干年前写成的博士论文，它论证说，经济理论里那些看似互不相干的问题，消费者挑一篮商品、企业选一个产量、经济落入均衡，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换了副面孔：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一个行为人在某些约束之下最大化某个目标，而刻画这个最大值的那些条件，加上系统稳定这一假定，就能生成可检验的预测，说明约束移动时行为人会如何反应。萨缪尔森把稳定性与比较静态之间的这条联系称为对应原理，而它所许可的那一步，即从最优化里读出比较静态、再用稳定性假定去约束它们，成了经济学论证的标准形态。
这一步定下了这门学科的方法。《经济分析基础》之后，一项经济学工作若不能归结为一个行为人在约束下最优化、并从这个最优化推出比较静态，那么按学界开始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它就不太算经济学了。萨缪尔森自己对消费者理论的贡献，显示偏好，是这一纲领最纯粹的表达：不去假定一个效用函数再演绎出选择，而是从行为人实际作出的选择反推偏好的结构，使理论立在可观测的行为上，而不是立在一个不可观测的心理量上。承担这项工作的那套分析工具今天仍在运转，见《经济学》高级微观那一章。一本书定下了此后半个世纪里这门学科的论证形态。
萨缪尔森做的第二件事是写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本是几种入门教材之一，后来成了战后一代人学这门课主要凭借的那一本，也成了新古典综合从一种研究立场变成经济学家赖以呼吸的空气的那条通道。这本书教收入—支出模型，教乘数，教IS-LM的教学形态，也教短期与长期的分工，而且是把它们当作已成定论的分析工具来教。跟着萨缪尔森学经济学的学生，学到这场综合的方式就像学一门语言，全然不觉得它曾经是一场有人打赢了的争论。
学界感受到的那份自洽，很大程度上是一份共同训练所带来的自洽。当每位经济学家都按同样的次序把同样几张图推过一遍，这个框架就开始显得不言自明，而一个不言自明的框架，正是没有人再去重审其基础的框架。这份凝聚是真实的，也确实是一项教学上的成就，所以当基础终于被检验时，这门学科才会措手不及。教科书有一个自信的短期故事，对于一个它并未真正建起来的长期，则只是指了指方向。
凯恩斯学派有一套短期理论，在增长问题上却有一处尴尬。1950年代中期以前占主导的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让长期的充分就业增长悬在一道刀刃上：由储蓄和投资行为所保证的增长率，必须恰好等于劳动力和生产率所决定的自然增长率，而没有任何机制把这两者推到一起。一旦离开刀刃，模型预测的要么是加速的失业，要么是加速的劳动力短缺，都回不到平衡。一门刚刚宣布经济在长期会回到均衡的学科，很难拿一个核心预测为“平衡增长是一个测度为零的偶然”的理论当作稳妥的基础。
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模型只用一个假定就撤掉了这道刀刃：资本存在报酬递减。在哈罗德—多马的世界里，产出与资本成正比，所以储蓄越多就意味着永久性地增长更快，系统永远安顿不下来。让资本的边际产量随人均资本上升而下降，整幅图景就完全变了。储蓄增加资本，但每多一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出更少，与此同时折旧和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又在侵蚀人均资本。在某个人均资本水平上，储蓄所融通的投资恰好抵消折旧和人口增长拿走的部分，人均资本不再变化。这个水平就是稳态，而模型的核心结论是：无论从哪里出发，经济都会收敛到它。
稳态有一个推论，关心政策的人觉得它让人失望，诚实的人则觉得它让人看清。因为稳态上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不由储蓄率决定，所以一个储蓄更多的国家，最后得到的是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永久更高的增长率。在下面的交互图里把储蓄率往上拖，可以看到人均资本的路径爬上一个更高的平台，长期斜率却纹丝不动。
亲手运行索洛模型。拖动储蓄率、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人均资本的路径会收敛到稳态$k^{*}$，在那里投资恰好抵消折旧与人口增长。提高储蓄率抬高的是平台，不是长期斜率。切到增长核算视图，可以看到实测增长的大部分落进了余值；打开哈罗德—多马叠加层，可以看到索洛所取代的那道刀刃。
图9.2（可交互）。 索洛收敛与余值。路径爬向$k^{*}$，在那里$sf(k)=(n+\delta)k$。提高$s$抬高的是平台，不是长期增长率。增长核算视图显示，实测增长的大部分落进了模型无法解释的那个余值。叠加层显示的是报酬递减所取代的哈罗德—多马刀刃。拖动滑块，切换视图。
储蓄买来资本，直到折旧和不断扩大的劳动力把增益吃掉，人均资本便不再上升。更高的储蓄率能达到更高的平台，但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而技术进步正是模型不作解释的东西。
人均资本在投资抵消折旧与人口增长之处不再变化：$sf(k) = (n+\delta)k$，其中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为$f(k)=k^{\alpha}$。无论从哪个起点出发，经济都收敛到这个$k^{*}$。
增长核算把产出增长分解为：$\hat{Y} = \alpha\hat{K} + (1-\alpha)\hat{L} + \hat{A}$，其中$\hat{A}$是余值（全要素生产率），即产出增长中实测资本与劳动无法解释的那一部分。
接着，在1957年的一篇姊妹论文里，索洛做出了那项让这个模型不朽的测量。如果产出增长来自资本增长、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那就可以用模型把资本和劳动的实测贡献从实测的产出增长里扣掉，剩下什么就读什么。剩下的这一部分，正是模型自身的投入所无法解释的，即索洛余值，后来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索洛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数据算出的结果是：余值大得惊人，人均产出增长中约有八分之七，根本不是由更多资本和更多劳动带来的。
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增长模型，三十年间组织着经济学家对长期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却是：增长中绝大部分来自一个模型自身并不解释的项，即技术变化，而模型把它当作外生的，当作从自身逻辑之外落到经济上的天赐之物。索洛给这个余值起的名字是“我们无知的度量”。换一个更差的模型，会把这个缺口埋掉。索洛却把它精确地量了出来，并把这项测量摆在中心。这个模型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它用算术定位出一套增长理论必须解释什么，并承认自己没有解释。
索洛给长期配上了一套确定的、收敛的机制，竞争性要素定价下的报酬递减会把人均资本从任何地方拉向唯一的稳态，他因此回答了凯恩斯学派留下的那个问题。但驱动积累的储蓄率本身仍是一个外生参数，跟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一样，是一条随手设定的总量关系式。储蓄由行为人自己选择的完全最优化版本要到后来才出现，即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余值暴露出来的技术变化外生这一局限，正是1980年代内生增长复兴所突破的口子，它让增长率本身取决于关于研究、人力资本以及观念所享有的规模报酬的种种选择。那场复兴属于熊彼特传统一章。需求一侧有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东西，则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索洛只是一条更长论证上的一级台阶。古典经济学预期增长会走向静止状态，马尔萨斯在这个预期底下垫了一个人口陷阱，而1980年代的内生增长模型冲着索洛留下未解的那个余值去。从古典的静止状态一路通到内生增长的那条增长主线把这些模型当作一条链条来梳理，每一个都在数据不再支持它的地方断掉。
整个1950年代直到1960年代，这场综合推进着一项安静而有力的工程：在宏观模型所用的各条总量关系式底下，垫进会最优化的行为人。消费函数、资产需求、资本成本、工资的决定、整个体系如何从数据中估计出来，对其中每一项，这个时代都拿出了一个模型，让关系式由一个行为人求解一个问题推导出来，而不是当作一条规律性拟合出来。这项工程一块接一块地成功了，而且成功得足以开创出整整几个分支领域。可它偏偏没有碰整场综合赖以运转的那一条关系式。
先从消费说起，因为乘数就搭在它上面。凯恩斯把消费函数写成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的一条关系，乘数的力度取决于这条关系的斜率。弗兰科·莫迪利亚尼与理查德·布伦伯格提出了那个一望而知的最优化问题：一个理性的家庭为什么要把消费拴在今年的收入上，而不是拴在预期一生的全部资源上？生命周期假说的回答是，它不会。家庭会在一生里平滑消费，年轻时凭未来收入借贷，中年时储蓄，退休后动用积蓄，于是消费跟着一生的资源走，当期收入只有在改变一生总额的限度内才重要。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微观基础：总量消费关系式是由一个家庭求解跨期最优化推导出来的。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是近亲，后者用不同的形式化走了相似的一步，但那属于反凯恩斯革命一章，也属于另一场论证。
再看金融，这个时代在这里开创了一门学科。哈里·马科维茨1952年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既在乎收益又在乎风险的投资者该如何选择资产组合？他的答案是均值—方差最优化：投资者拿预期收益去换组合的方差，而由于方差取决于各项资产如何一同变动，分散化，也就是持有收益之间并不完全相关的资产，可以在不牺牲收益的前提下降低风险。在马科维茨的基础上，夏普、林特纳和莫辛于1960年代中期建起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如果每位投资者都在求解同一个均值—方差问题，那么在均衡中，一项资产的预期收益随它对不可分散的市场风险的暴露线性上升，暴露程度以贝塔度量，而对可以分散掉的风险的暴露则得不到任何补偿。莫迪利亚尼又一次出场，这回是1958年与默顿·米勒合作，他们证明在明确给定的条件下，无税、无破产成本、市场有效，企业价值与它如何融资无关，因为投资者可以在自己的账户上复制任何一种资本结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确立了一条无关性结论，现实世界中对它的每一处偏离都必须参照它来解释，现代公司金融由此奠基。以上每一项都是一个行为人在求解一个最优化问题，而它们所开创的资产定价与公司金融工具箱，正是《经济学》里金融部分所形式化的后裔。
接着是劳动。雅各布·明瑟1958年提出、1974年定型的做法，是把工人的工资建模为一项投资的回报。取得学校教育和在职经验是有代价的，放弃的收入、学费、努力，而它们又能提高生产率，于是工人通过权衡成本与更高的未来收入来决定取得多少，正如企业权衡一项投资。明瑟收入方程把对数收入与受教育年限以及经验的二次项联系起来，成了实证劳动经济学的标准设定，也成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
还有这一切据以估计的方法。考尔斯委员会在整个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聚集了一批计量经济学家，把结构式估计这一纲领形式化了：写下一组代表经济行为结构的联立方程，正面处理“没有先验约束一般就无法从数据中还原结构参数”这个难题，即识别问题，并把它陈述得完全严格，再施加由理论支持的约束以实现识别，然后估计。特里格弗·哈维尔莫1944年的概率方法给了这一纲领统计学基础。考尔斯的结构方程纲领，是综合时代关于“让一个经济模型面对数据”意味着什么的标准，也是计量方法论谱系用来衡量后来的时间序列转向与可信性革命的那个前身。
现在来看这份不对称。对消费，这个时代造出了一个会最优化的家庭。对资产定价，一个会最优化的投资者。对资本成本，由套利驱动的“价值与融资方式无关”。对工资，一个人力资本投资者。对估计，一套把识别问题陈述清楚并解决掉的结构式纲领。对这套分析工具的每一块，这个时代都拿出了行为人层面的基础。对总需求模型本身，也就是整场综合用来思考产出、就业和稳定政策的那台IS-LM、AD-AS引擎，它一个也没拿出来。需求一侧仍是凯恩斯留下的那个样子：一组总量之间估计出来的关系式，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一个货币需求，里面没有行为人。
零件有了微观基础，整体却没有行为人
| 关系式 | 谁补上了微观基础 | 行为人层面的说法 | 年份 |
|---|---|---|---|
| 消费 | 莫迪利亚尼—布伦伯格（生命周期） | 家庭在计划中的一生里平滑消费，消费跟着一生的资源走 | 1954 |
| 资产定价 | 马科维茨；夏普—林特纳—莫辛（CAPM） | 投资者拿收益换风险，均衡中收益对市场风险呈线性 | 1952 / 1964 |
| 资本成本 | 莫迪利亚尼—米勒 | 价值与融资方式无关，投资者可自行复制任何资本结构 | 1958 |
| 工资 | 明瑟（人力资本） | 工人投资于学校教育与经验，工资就是这项投资的回报 | 1958 / 1974 |
| 估计 | 考尔斯委员会 | 结构式联立方程体系，识别问题得到陈述并解决 | 1944—1955 |
| 总需求模型 | — | 没有。总量之间估计出来的关系式，里面没有行为人 | — |
这场综合能一个行为人一个行为人地告诉你，一个家庭为什么那样消费，一项资产为什么定成那个价，一个工人为什么挣那么多，却无法从任何一个行为人的行为出发告诉你，它用于政策的那些总需求关系式为什么成立，或者在政策体制改变之后它们还会不会继续成立。这个缺口是看得见的。只是在经济表现良好、关系式仍然成立的时候，它显得并不紧迫。
马科维茨、莫迪利亚尼—米勒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坐在一段更长行程的中间。这段行程始于费雪的利息理论，经布莱克-斯科尔斯与有效市场假说往下走，直到席勒1981年的波动性检验发现，价格摆动的幅度远远超出关于未来股利的消息所能证成的范围。这套工具底下的理性假设裂了，而这套工具照用不误。从费雪到行为金融的那条主线走的就是这条弧线。
八十年前，莱昂·瓦尔拉斯写下过一组方程，声称能描述处于一般均衡中的整个经济，每个市场同时出清，每个价格都由“供给处处等于需求”这一要求所决定，可他没能证明这组方程有解。像瓦尔拉斯那样数方程和未知数，说明这个体系有可能有解，并不说明解存在。八十年间，整个均衡传统那条奠基性的主张，即一个竞争性经济可以处于均衡，一直靠着一个打扮成算术的希望撑着。
1954年，肯尼斯·阿罗与热拉尔·德布鲁，以及各自独立作出结果的莱昂内尔·麦肯齐，把它证明了。他们用不动点定理，这套数学工具在合适的条件下保证一个连续映射存在一个不被它移动的点，由此证明了在明确给定的假设下，竞争性一般均衡存在：确有一个价格向量，使每个市场同时出清。阿罗—德布鲁存在性定理是瓦尔拉斯纲领在严格意义上的收官，是边际学派一般均衡谱系自1870年代起一路攀登所指向的顶峰，作为一件数理经济学作品，它跻身这个世纪的丰碑之列。
它同时也是一座含混的丰碑。这个证明确立了均衡存在，对于经济会不会走到那里（稳定性），或者可走到的均衡是不是只有一个（唯一性），它几乎什么都没说。这些沉默后来变得致命：1970年代初的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结果表明，保证存在性的那些假设，对总量超额需求的结构基本上不构成任何限制，因此稳定性和唯一性在一般情形下根本无从谈起。这条定理证明了均衡是可能的，却让这门学科拿不出办法说明它会被找到。
阿罗—德布鲁证明了什么，又对什么保持沉默
| 已证明 | 保持沉默 |
|---|---|
| 竞争性一般均衡存在，即有一个价格向量使所有市场同时出清 | 经济会不会走到那里（稳定性） |
| 在凸性与完备性条件下存在性成立，条件已严格陈述 | 均衡是不是唯一的，后来的SMD结果表明，一般情形下并不唯一 |
| 瓦尔拉斯纲领在八十年之后于数学上收官 | 与这场综合实际赖以运转的凯恩斯宏观之间的任何联系 |
第三重沉默才是要紧的那一重。这个证明所要求的条件严苛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一整套完备的市场，包括为未来每一种世界状态下的每一件物品都设的市场；偏好与技术的凸性；没有外部性；处处都是价格接受行为。这些不是对真实经济的近似，而是使存在性问题变得可处理的那些假设，阿罗和德布鲁本人也完全坦白，这条定理的严格性正是靠接受它们买来的。而它所确立的均衡，是新古典长期的均衡，是这场综合派给长时段的那个市场出清的世界。它跟综合用来思考失业和稳定政策的那个短期的、价格粘性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模型毫无联系，而后者才是真正在做政策工作的模型。这个时代最严格的成就，是一个关于综合中并不在运转经济的那一半的证明。
在长期的新古典一侧，这场综合握有一个严格性最高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对稳定性沉默，对唯一性沉默，也与综合据以治理的那套宏观脱节。在短期的凯恩斯一侧，也就是真正在做政策的那一侧，它根本没有行为人层面的基础。1968年账单送来的时候，送到的正是那一半，那一半一直靠借来的基础在运转。
1954年的那个证明，是两场更长的论证共同抵达的地方。价值是什么？从经院学者到阿罗—德布鲁穿过斯密的劳动成本与马克思，再穿过边际上的效用，最后停在一个价格向量上，除了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同时而言，它什么也不意味着。经济学怎样从描述市场走到建造市场则把同一个节点往前带，带进拍卖设计、肾脏交换与住院医师匹配。
这场综合在萨缪尔森那里有一场教学上的大捷，在索洛那里有一个长期模型，但真正把它变成一套治理工具、让它能走进财政部并递上一份选择的，是一条几乎属于意外发现的经验规律性。1958年，A. W. 菲利普斯考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数据，发现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条稳定的反向关系：失业率低时工资涨得快，失业率高时工资涨得慢，甚至下跌。两年后，保罗·萨缪尔森与罗伯特·索洛考察美国数据，把这条关系改用价格通胀重新表述，并把它对政策的含义直白地点了出来。他们写道，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份菜单，是一组政府可以从中挑选的通胀—失业组合。想要更低的失业？有，代价是更高的通胀。想要更低的通胀？也有，代价是更高的失业。挑你的那一点吧。
这是这场综合最自信的时刻。分析工具描述着经济，经济正在繁荣，菲利普斯曲线把需求管理这一抽象承诺变成了一个政府可以转动的具体旋钮。到1960年代中期，这一立场有了一句口号，“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说这话的人在性情上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无论从哪里出发，这套工具都已经成了共同语言。这场综合之所以自洽，是因为萨缪尔森让它教得出去，也因为菲利普斯菜单让它治理得了，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句话的两半都是真的。断层线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从繁荣内部看不见。
史学在这里分了岔，两种解读各有其分量。一种解读认为，这场综合是一项自洽的成就：它把需求一侧的经济学与长期经济学整合进一套能用的分析工具，训练了整个学界，治理了现代史上最长的一轮扩张，并且把那轮扩张描述得足够好，以至于一再得到印证。相竞的另一种解读认为，它是一次务实的妥协：凯恩斯与古典学派的联姻是一张图，不是一套理论；两半之间的一致性是被假定的，不是被证明的；而这套工具在它管用的那段时间里管用，靠的是它自己说不清楚的理由。两种解读各自抓住了真实的一层，谁也抓不住对方那一层。
这场综合缺的是什么？综合派的宏观缺微观基础，即从单个行为人的最优化行为推导出它的各条总量关系式。消费、资产定价、资本成本、工资这些零件，它都补上了基础，却没有给总需求模型本身补上，后者的各条关系式仍然是总量之间估计出来的规律性。菲利普斯曲线正是这类规律性的典型，它把整个问题浓缩进了一条关系式。这场综合把估计出来的菲利普斯关系当作结构式的来对待，仿佛它反映的是经济运行方式中一项稳定的、对政策不变的特征，于是政府可以在上面随意移动。可估计出来的关系只是一条拟合出来的规律性，而一条拟合出来的规律性，只在生成它的那种行为继续成立时才成立。结构式关系反映底层行为，因而对政策体制不变，估计出来的关系则可能在体制移位时跟着移位，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正是这场综合混同掉的那一处区分，而菲利普斯菜单就是这份混同即将被揭穿的地方。
揭穿来自内部，发生在1967年和1968年。埃德蒙·费尔普斯，以及更为公开地，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1968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作出了同一个论证：菲利普斯关系并非对行为人不变，因为它取决于工人和企业预期通胀会是多少。那条向下倾斜的菜单，描述的是一个参与者尚未调整预期的经济。让政府去利用这份菜单，靠接受更高的通胀把失业压到自然率之下，一开始是奏效的，因为预期有滞后。但工人和企业会学。他们把更高的通胀写进工资要求和定价，短期曲线上移，经济在新的、更高的通胀上回到同一个失业率。长期不存在取舍。这份菜单是一种幻觉，它维持的时间，正好是预期追上来所需要的时间。下面的交互图把这一步演了出来：在菜单上挑一点，去利用它，然后看着曲线从你脚下往上爬，直到长期关系在自然率处立成垂直的一条。
一步一步走过这场证伪。第1步：稳定的菜单，挑一点。第2步：去利用它，预期随之调整，短期曲线上移。第3步：反复利用，描出自然率处那条垂直的长期曲线。第4步：缺口被指认。
综合派的菲利普斯关系：一份稳定的、向下倾斜的菜单。1960年代的政策挑了一点，更低的失业，接受更高的通胀。
图9.5（可交互）。 综合派的菲利普斯菜单自我证伪。随着步骤推进，预期调整，短期曲线不断上移，直到长期关系在自然率处立成垂直。一张静态图能画出最后那条垂直曲线，但只有这一串步骤才显示得出从稳定菜单到幻觉的这一步是怎么走的。逐步推进。
这份菜单看上去像免费的午餐，可你一点菜，价格就变了。更低的失业只在人们尚未预期到更高的通胀之前才买得来，一旦他们预期到了，你就回到了起点，只是付得更多。
综合派的关系是一份稳定的菜单：$\pi = f(u)$。附加预期的关系式补上了综合所遗漏的那一项：$\pi = \pi^{e} - \beta(u - u^{*})$。
当预期通胀$\pi^{e}$向实际通胀$\pi$调整时，长期曲线在自然率$u^{*}$处垂直：不存在永久性的取舍。附加预期的形式属于反凯恩斯革命一章，这里只是把$\pi^{e}$指认为那个缺失的项。
这场失败并不在于1970年代来了、曲线不再拟合，虽然有人是这么讲的，而滞胀的记录属于下一章。它在于这条关系是因为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而破裂的：它没有行为人层面的基础，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对政策保持不变，而政策一旦压上去，生成它的那种行为就变了。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指认出了这场综合一直背着的那个缺口。几年之后，罗伯特·卢卡斯会把这一点推广成一项切得更深的批判：任何估计出来的宏观经济关系，都是由会对政策体制作出反应的行为人的决策堆起来的，所以只要体制移位，关系式的参数就会移位，用估计出来的关系去评价政策变动，原则上因此是不成立的。卢卡斯批判的推导，以及它所发动的理性预期纲领，属于反凯恩斯革命一章，那一章正是从这个口子冲进去的。
经济学卷第14章开篇先把这条批判完整推导一遍，再建起把它当作构造规则来用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把整个经济体用最优化的行为人和技术冲击搭起来，于是政策变动时参数保持不动。
这场综合是一项真实的成就，也是一次真实的失败，两者是同一件事从不同侧面看过去的样子。它之所以自洽，是因为它被教到显得不言自明，被拿去治理到显得得到印证。它之所以垮掉，是因为那份自洽只是在图上被假定，从未在行为里建起来，而一份被假定的自洽，只能撑到它被要求作样本外预测为止。它留下的缺口定下了接下来的两项工程。反凯恩斯革命会从这个缺口冲进去，坚持宏观关系式必须从会预判政策的行为人那里推导出来。新凯恩斯主义纲领则在再过十年之后，从综合自己这一侧把缺口补上，把价格粘性的短期重建在明确的微观基础上，并按卢卡斯批判自己的条件回答它。这场综合被诊断了，而这份诊断成了后来的议程。
这份政策菜单被证伪，是另外两场在别处展开的论证共同的枢纽。从凯恩斯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主线主张，关于非自愿失业的那个论点是靠把理性预期的进攻吸收进来才活下来的，如今它就坐在各国央行赖以运转的那个模型里面。1970年代究竟印证了谁的框架这场争论以那十年的记录为证据，结论是两边的支持者记的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