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产生了工业经济史上最高的持续增长率，也造成了抓住了这轮增长的经济体与没有抓住的经济体之间最尖锐的分化。西欧和日本以1945年时看来难以想象的速度向美国的生产率前沿趋同。拉美经济体在进口替代方案之下稳步增长，那些方案到1960年代后期开始显露裂痕。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升起自己国旗之后的头十年里，增长率与亚洲同侪相当，随后陷入停滞。“黄金时代”这个标签对一部分经济体准确，对另一部分则是误导。两条线索穿行在同样的年份里，问题是它们为什么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果。
1950年到1973年间，法国人均GDP每年约增长5%。联邦德国人均GDP增长6%。意大利的增长率在5%以上。而这些经济体所追赶的那个生产率前沿，即美国，增长约2.5%。有二十年之久，西欧与美国这个基准之间的差距逐年明显收窄。法国历史学家让·富拉斯蒂耶把这段时期命名为光辉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德语中则用Wirtschaftswunder，即经济奇迹，从联邦德国一侧捕捉同一个现象。这样的增长率持续得够久，足以在一个人的一段工作生涯之内重塑生活水平，而且是在此前任何已工业化的经济体都不曾维持过的高度上。
这个格局是收敛：处在生产率前沿之后的经济体比前沿经济体长得更快，人均差距随之收窄。索洛增长理论预言的正是这个。资本的报酬递减使投资在资本稀缺的地方更有生产力，所以人力资本完好而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应当比未受损的美国经济长得更快。形式化的机制见《经济学》第13章。这个预言应验了。
把绝对水平切换成以美国为100的指数，趋同就变成一个不断收窄的比值：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朝100攀升，加纳和印度则被甩在后面。再给任一经济体设定一个追赶速度，推算缩小差距的这套逻辑会把它带到哪里。
图14.1（交互图）。 八个经济体的人均GDP，以2011年国际元计，1945—1971年。以美国作为趋同的基准。指数开关把每条线重算成占美国水平的份额。λ 滑块按追赶法则 g ≈ λ·(ln y* − ln y) 把选定的经济体向前推算。数据：麦迪逊项目数据库（博尔特与范赞登，2023年版）。十年期基准点（1950／1960／1970年）落在五年一格的刻度上，不是年度序列。加纳1957—1965年的国民账户数据比其余各条序列稀疏（虚线）。
追赶几乎是自动的。一个经济体与前沿之间的差距越大，它靠缩小这个差距就能长得越快，而差距一收窄，增长自己就慢下来。一个经济体战争中受了创，但资本、制度、融入国际市场这些前提都还在，给它设一个高的追赶速度，它很快就重建起来。把速度调低，或者选一个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经济体，它就停在离前沿还远的地方。推动黄金时代的那套逻辑，也预告了它终将减速。
索洛模型中的条件收敛：一个位于自身稳态之下的经济体 $i$，其增长率与它到前沿的对数差距成比例，$g_i \approx \lambda\,(\ln y^{*} - \ln y_i)$，其中 $\lambda$ 是收敛速度。积分后得到推算的水平 $\ln y_i(t) = \ln y^{*} - (\ln y^{*} - \ln y_{i,0})\,e^{-\lambda t}$，也就是滑块画出的那条路径。
美国那条线位于最上方，从战后的高点一路爬过1960年代。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战后很低的基数陡峭地朝它上升。巴西增长中等，随后走平。印度和加纳几乎是平的。趋同与分化在同一张图上都看得见。这一时期更完整的空间视图，即约180个经济体的动态分级填色图，附国别注记与标注了年份的事件，在GDP地图的1945—1971年画面里。
西欧的趋同建立在一组促成条件之上。布雷顿森林提供的汇率稳定，消除了两战之间瘫痪跨境投资的货币波动风险。马歇尔计划在1948年到1951年间注入约130亿美元资本，占欧洲GDP的份额不大，但在缓解那种限制美国资本品进口的美元短缺上，边际作用是决定性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轮轮以分阶段的关税削减推进贸易自由化，打开了支撑欧洲工业的出口市场。各国内部的混合经济共识，在大体属于社会民主派的政府之下，把凯恩斯派的需求管理、扩张的福利国家和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结合在一起。而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即意大利南方人涌入意大利北部和联邦德国的工厂，阿尔及利亚人前往法国，土耳其人在Gastarbeiter（客籍工人）计划之下前往联邦德国，提供了这样的趋同增长率所要求的人力。布雷顿森林建起的制度架构，见第13章，是上述每一项的前提。战后秩序里自由贸易的那一面，以及它引发的长久争论，是另一篇导读的题目。
混合经济共识是继承来的。第12章讲过的1930年代政策实验，即美国的新政需求管理、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乃至德国在紧急状态下沙赫特式的再通胀，已经打破了平衡预算与金本位纪律的正统。到1945年，政府能够也应当管理总需求这一技术性论点，在非共产主义的欧洲已被广泛接受。战后共识添上去的是政治上的耐久性：有组织的劳工、雇主和国家之间的一次和解，其中增长、充分就业和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待遇是一并兑现的。英国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法国的计划总署，是同一套宽泛安排的各国变体。
劳动力供给这一维度很容易被低估。1950和1960年代，法国吸收了来自阿尔及利亚、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约150万名工人。联邦德国的Gastarbeiter计划到1973年引进约260万名客籍工人，其中土耳其人最多。意大利本身也上演着同一动力的国内版本：1955年到1971年间，约900万人从农业的南方迁往工业的北方。这场迁移是一个前提。工业产出持续5%到6%的增长要有工业工人，而战后欧洲的劳动力单靠自然增长供不出这么多人。
这个规模的产出增长需要销得出去的市场。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加上1957年的《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了把各国工业产出转成一个大陆市场的制度架构。最初六国，即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间的关税同盟，在1960年代分阶段取消内部关税，其作用相当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全球关税削减的区域版本。欧洲内部的贸易量在这十年里增长到三倍以上。增长与一体化相互加强：免关税的准入扩大了国内生产者可以服务的市场，由此而来的规模经济又回过头来推高生产率，把趋同撑了下去。
西欧的故事是黄金时代全面铺开的那个版本。同样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在日本产生了一种连西欧都赶不上的增长现象。
1945年的日本是一个战败并被占领的国家，城市被炸毁，商船队被摧毁，人均产出跌回大约1910年的水平。到1968年，日本已经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0年代的增长率保持在每年9%到10%，比任何一个大经济体在可比时段里维持过的都高。日本在图上那条线是最陡的一条。它背后那套制度组合独特到这样的地步：1960年代的东亚各经济体会明确把它当作范本来研究。
起飞的条件是在美国占领期间铺下的。1947年到1950年间，在麦克阿瑟将军主持之下推行的土地改革，把农地从不在地地主手中重新分配给佃耕者，消除了作为工业化政治与经济障碍的农村地主阶级。约500万佃农变成了自耕农。这场改革摧毁了战前农业保守主义的政治基础，把农村人口变成一大批对工业部门产品有需求的小商品农户。朝鲜战争（1950—1953年）提供了需求上的催化剂。战争期间及战后不久，美国对卡车、钢材、纺织品和服务的采购订单，1950年到1953年间约达24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GDP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而且集中在后来领跑战后增长的那些产业上。
把战后条件转成持续增长的制度机制，是围绕通商产业省（通产省）、经连会企业集团、主银行，以及一套把家庭存款导入工业贷款的储蓄—投资纽带所搭起的发展型国家组合。通产省并不直接拥有企业。它做协调。行政指导，即一个省厅发出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指示，而企业因为在许可证、外汇分配、技术引进审批和税务待遇上有求于该省厅，仍然照着调整行为，这种日本式做法给了通产省一种任何美国对口机构都不具备的制约手段。经连会是横向与纵向相连的企业集团，即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每一个都由一家主银行牵头，该行持有集团内企业的股权，协调它们的融资，并派人进它们的董事会。这一形态承自战前的财阀形式（第8章讲过），只是没有了被占领当局解散的那个家族控股公司顶端。
把这套组合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看。钢铁是第一个目标。通产省1950年把钢铁认定为战略产业，并在此后十年里统筹它的建设。日本开发银行和各主银行以优惠利率提供定向信贷，贷款构成由通产省拍板。通产省与美国和欧洲的钢铁企业，即阿姆科、美国钢铁公司，以及率先做出氧气顶吹转炉的奥地利联合钢铁集团，谈下技术许可，条件是拿到技术而不让日本企业背上长期的专利费负担。关税和进口配额保护国内市场，让日本的工厂长到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规模。等到成本上有了竞争力，基础钢材大约是在1950年代后期，通产省转而统筹出口攻势，协调哪些企业进哪些国外市场，以免彼此杀价两败俱伤。到1960年代中期，日本钢铁已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高品质钢生产者。
汽车工业在1960年代重演了同一格局。丰田和日产在1955年还是小生产者，到1971年已是主要出口商。规模扩张期间，通产省限制外国对日本汽车业的投资，福特和通用被挡在外面，同时允许有选择的技术引进，丰田从与福特一段短暂的技术关系和与欧洲生产者一段更长的关系中学到了东西。日本开发银行为工厂扩建融资。国内市场在关税保护之下迅速扩大，堆起让日本生产者得以顺着成本曲线往下走的产量。到1960年代后期，丰田和日产已经在向美国出口。通产省接着统筹本田、雅马哈、铃木进入摩托车行业，以及索尼、松下、东芝等在消费电子上的铺开，把那一套按部门推进的次序重复了一遍：保护、扩规模、引进技术、出口。
这套组合要有储蓄去为定向投资供资，而它有。整个1960年代，日本家庭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15%到20%。邮政储蓄体系是一张伸到每一个村庄和街区的国营存款网络，它以很低的成本收集这些储蓄，经财政投融资计划送进日本开发银行、公营公司和基础设施投资。各主银行在民间一侧做同样的事，把家庭存款以优惠利率转成长期工业信贷。关键就在量：整个1960年代，日本固定投资占GDP的30%到35%，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按部门排出的次序，即纺织和轻工业支撑起1950年代前期，然后钢铁和造船支撑起1950年代后期与1960年代初期，再从1960年代中期起换成汽车和电子，就是那些增长数字所度量的结构转型。到1971年，日本造船业是世界最大，日本钢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日本汽车正开进美国家庭，日本消费电子则开始了对美国生产者的取代，这一取代在下一个十年里更为迅猛。GDP地图上日本那条轨迹有更详细的呈现。
发展型国家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地推进，讲究先后次序。通商产业省让纺织和轻工业支撑起1950年代前期，到1950年代后期转向钢铁和造船，1960年代中期以后再转向汽车和电子。日本产出的构成随之移动。
图14.2. 日本制造业产出构成的大致情况，1950—1971年，从纺织等轻工业，经钢铁、造船等重工业，移向汽车、电子等机械工业。这是示意性的份额，用来呈现按次序推进的结构转型。量级取自大川一司与筱原三代平以及通产省时期的资料。
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82）给了这个模式一个分析上的名字。约翰逊把日本国家称作发展型国家：一个把工业化当作明确战略目标，并动用信贷分配、市场保护、技术政策和行政协调去实现它的国家。这一形态既不同于美国那种在市场框架内约束私人企业的规制型国家，也不同于苏联那种整个取代私人企业的计划者国家。1960年代还有另外三个经济体在研究日本这个范本，并把它调适到不同的起点上。
到1960年代后期，太平洋沿岸另外三个威权国家，即朴正熙治下的韩国、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以及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治下的新加坡，各自都在按日本的路子建发展型国家的制度。三者都缺乏资源。三者都选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三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起点。增长的回报会在1970和1980年代到来，那是第17章的题目。1960年代所建起的制度架构，在分析上可以与那种回报分开来看。
制度上的传承比1960年还要往前。维特的帝俄晚期和明治日本是国家主导工业化最早的两个实例，第8章把它们当作发展型国家的原型讲过。朴正熙在日本占领期间当过满洲国军的军官，直接观察过那套源自明治的工业体系。1961年建起的韩国经济企划院，明确借用了日本的范本。
政治前提。三个国家都是威权体制，三个政权都把经济发展当作自身正当性的首要来源。朴正熙1961年由政变上台的韩国军政府，把权力集中在行政首脑手里。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从1949年起在戒严之下施政，政权的正当性越来越倚靠它在岛上拿得出的经济发展。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名义上是民主政体，实际运作却是一党制国家，人民行动党容不下多少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共同的特征是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不受短周期选举压力左右，正是这种自主性让产业规划者可以支持特定的企业和部门，而不必陷进寻租的泥潭。
初始的不平等与土地改革。韩国和台湾都在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初期完成了土地改革，瓦解了地主阶级，形成很低的农村不平等。韩国的改革因战时的破坏而加快，把土地分给了约150万佃农家庭。台湾的改革在美国经由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提供的顾问支持之下，于1949年到1953年间分三步转移土地。新加坡没有值得一提的农业，但它经由建屋发展局推行的公共住房计划，替代土地改革充当了资产分配的机制。
信贷的定向投放。三个国家都以优惠利率把信贷投向重点扶持的部门。韩国1961年把商业银行收归国有。韩国产业银行和韩国进出口银行经办的定向信贷计划，为财阀，即现代、三星、乐喜金星、大宇，在最初的规模扩张阶段供资。台湾走的是一套更分散的体系，公营银行向由公营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和一个密集的中小企业部门构成的混合结构提供长期信贷。新加坡1968年成立的发展银行，把靠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收上来的国民储蓄导入工业投资，另以强力政策把跨国公司引进新加坡的工业园区作为补充。
教育投入。三个国家都在技术教育上大量投入。韩国的小学入学率1960年就已在90%以上，政权在这十年里又扩张了中等和技术教育。台湾的指标相仿。新加坡建起一套职业与理工体系，专门培养它所招徕的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技能组合。格局是一样的：先于需求投资人力资本，再去招徕那些会需要它的产业。
融入国际经济的策略。三者都在1960年代初期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拉动的工业化，但用的工具不同。韩国的转向始于朴正熙1964年的货币贬值，并经由经济企划院与每一家大财阀商定的年度出口指标制度化。达标的企业保住信贷渠道，没达标的失去它。台湾走的是出口加工区，1966年的高雄是第一个，对出口其产品的企业提供进口投入品的免税准入。新加坡走得最远，以出口平台的投资为交换，把跨国公司招徕成工业增长的主要载体。
这三个经济体建起了相互加强的制度组合：威权带来的政策超脱、很低的初始不平等、定向信贷、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出口纪律。这套组合是当作一个体系在运转的。抽掉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其余各项的效率都会下降。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即不同的政治历史、不同的部门构成、公营与私营企业不同的分工、对跨国公司不同程度的倚赖，比这一共同的结构次要。
这套组合也是有争议的。关于东亚增长究竟由什么造成，两种思想立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成形，它们至今仍框定着这场争论。
第一种立场由罗伯特·韦德的《驾驭市场》（1990）和艾丽斯·阿姆斯登的《亚洲下一个巨人》（1989）阐述得最充分，它主张东亚国家主动驾驭了自己的市场，而这种驾驭正是增长的原因。韦德记录了台湾当局细致的部门干预，即定向信贷、技术引进的谈判、公营企业在重工业中的领头作用，并论证台湾经济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教科书里的市场，因为它根本不是按那样运作的。阿姆斯登对韩国作了平行的论证：国家并非只定规则然后放任企业竞争，它挑部门，挑企业，设定绩效指标，奖励达标的企业，惩罚不达标的。她那句“把价格搞错”把正统的口号倒了过来：韩国的价格被国家系统性地扭曲，以偏向出口、资本积累和结构转型，而正是这些扭曲产生了增长。
第二种立场由安妮·克鲁格表述得最有力，并在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1993）中定型，它主张东亚的增长不是因为国家干预才发生的，而是在国家干预之外发生的。克鲁格1974年关于寻租的论文论证，受保护的产业会因为企业把资源花在游说保护而不是生产产出上而产生巨大的福利损失，这个框架支撑了一代人对产业政策的怀疑。世界银行的报告承认东亚国家干预甚多，但论证真正奏效的干预是那些与市场友好的基本面相容的干预：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对国际贸易与技术的开放、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大体上有竞争的市场。而那些挑部门、挑企业的干预，要么被出口纪律中和掉，即未能达到出口指标的企业失去补贴，模拟出竞争的纪律，要么就是实实在在有害的，按该报告的解读，韩国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化推进就是一例。就算只有基本面，增长照样会发生。
驾驭市场带来了增长，这个主张属于制度主义，而且来路很长。自凡勃伦以来，这一传统就把交换所依据的规则本身当作待解释的东西，而道格拉斯·诺思给了主流一个它能吸收的表述。制度构型决定哪些投入能变得有生产率。经济思想史卷第15章顺着这条线，从凡勃伦、康芒斯与米切尔，一直追到科斯、威廉姆森、诺思与奥斯特罗姆。
战后故事的另一侧，是那些选了另一条路的经济体。
新独立的国家从殖民统治那里接手的，是一套结构性约束。第10章已经列举过这些结构：为榨取而优化、财政收入很低的殖民地国家，按宗主国需求校准的初级产品出口依赖，面向运出原料而不是整合内部市场的港口—矿山铁路网，在大众教育和公共卫生上的极少投入，以及一层薄薄的本地行政与技术能力。1950和1960年代走向去殖民的国家，把这些结构整体继承了下来。
让非殖民化第一次发出协调声音的那个政治时刻，是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29个亚非国家，其中有尼赫鲁的印度、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纳赛尔的埃及、周恩来的中国，聚在一起协调一个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不结盟立场，并为后殖民世界阐明一套发展纲领。从万隆及其1961年贝尔格莱德的后续会议中生出的不结盟运动，既是政治性的，也同样是经济性的。共同的诊断是：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必须被有意推翻，而那个偏向制成品工业出口国、不利于依赖初级产品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经济秩序，也必须改革。
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三条。第一条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工业的国家所有、投资与价格的中央计划、农业集体化。第15章详细讨论这个模式。若干走向去殖民的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加纳的恩克鲁玛，在1960年代采纳了计划经济路子的部分版本。第二条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一套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组合，以关税和进口配额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向重点扶持的部门提供定向信贷，并用国有企业去打重工业的底子。第三条是香港式的开放经济融入，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哪个走向去殖民的国家选它。进口替代是拉美各国以及新独立的较大亚非经济体的主流选择，拉美早在1930年代的萧条条件下就已经开始了。
进口替代在学理上的辩护，成形于劳尔·普雷维什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和汉斯·辛格在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的工作。他们各自独立写成的1950年论文，确立了后来所称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即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长期趋于恶化。这个论证建立在几条机制之上：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初级产品，因而世界收入增长时制成品的需求长得更快；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被工业国的工资和利润吃掉，初级产品生产上的生产率提高却在竞争中以更低的价格流失掉；初级产品市场比制造业市场更有竞争性，因而技术进步的收益不是归于初级产品生产者，而是归于工业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政策含义是：继续当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体会被永久甩在后面，所以通往发展的路是工业化，哪怕初期要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形式化的模型及其催生的经验文献，在《经济学》第20章。这个命题给了进口替代一套连贯的学理理由，而它所指认的贸易条件机制，在这一时期的经验上确实在起作用。
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治下的巴西（1956—1961年）推行了拉美最雄心勃勃的进口替代方案。库比契克的《目标计划》许诺“五年赶五十年”，把国家投资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工业和巴西利亚这座新联邦首都上。国家开发银行向重点扶持的部门投放信贷。汽车工业是这套方案的样板：库比契克邀大众、福特、通用和梅赛德斯-奔驰在把成品进口挡在外面的关税壁垒后面设厂，国产化率要求逐年提高，好让国内配套产业不得不与总装厂一同长起来。到1961年，巴西已经有了一个能运转的汽车部门。库比契克任内GDP每年约增长7%，工业在产出中的份额大幅上升。增长是真的，但为它融资的那套政治经济，即赤字支出、信贷创造、被容忍的通货膨胀，正在积累压力。196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加速，国际收支因资本品进口超出出口收入而承压，政治冲突加剧。1964年的军事政变由政治危机触发，其背景则是进口替代增长模式所积起的经济矛盾。
墨西哥推行的是一套平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宏观经济面貌却不同。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后期的稳定发展时期，把关税壁垒后面的进口替代与一种少见的自律宏观立场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平衡预算、低通胀、保守的货币政策。这套安排经由墨西哥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紧密协调制度化，历任技术官僚出身的财长执掌，在政治上由革命制度党长期的一党独大支撑。墨西哥人均GDP每年约增长6%，通货膨胀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年份里保持在5%以下，比索到1960年代后期一直守着它对美元的平价。这个模式在两个条件成立时奏效：国内市场大到足以吸收不断扩张的工业产出，而农业部门挣得出支付资本品进口的外汇。两个条件到1960年代后期都开始松动。收入不平等扩大，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停滞。稳定发展所要求的那套财政算术变得越来越难维持。
进口替代是一族战略。巴西那个变体通胀高，野心大，政治上易变。墨西哥那个变体自律，渐进，政治上稳定。两者都产生了真实的工业增长。两者也都积起了这个模式自身解决不了的结构性弱点。
进口替代的这些弱点是系统性的。关税保护定得高到足以把进口挡在外面，也就同时让国内企业不必面对压低成本的竞争压力。幼稚产业始终没有长大。保护背后的那个政治联盟，即企业主、受保护部门里有组织的劳工、国有银行的债权人，没有兴趣把保护撤掉。国有企业造成财政亏损，绷紧政府预算，尤其在它们的用工出于政治而非生产理由不断扩张时。而外汇约束越收越紧：靠进口替代搞工业化需要进口机器设备、中间品和技术，这些全要用出口收入来付，而那些收入恰恰来自进口替代本该让经济体摆脱的初级产品部门。这些弱点会在1970年代裂开，第16章接着讲这场瓦解。
进口替代在早期确实产生了增长：库比契克治下的巴西约7%，“稳定发展”时期的墨西哥约6%，随后就显出裂痕。早期的成功与后来的脆弱是同一套机制。选一个经济体，拖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与关税壁垒两个滑块，观察增长路径和国际收支状况如何反应。
图14.3（交互图）。 一个示意性的进口替代经济体：随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与保护性关税变动的增长路径（左轴），以及以月数计的储备对进口的保障能力（右轴）。危机带标出储备可支撑的进口跌破三个月的位置，也就是国际收支陷阱。参数取得能复现有据可查的定性轨迹，比如巴西1962—1964年的紧绷、加纳1965年的可可暴跌，但这不是计量估计。
进口替代回应的是一个真实的约束：如果一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每年能换回的制成品进口越来越少，也就是普雷维什—辛格所说的贸易条件恶化，那么继续当初级产品出口国就意味着落后。于是在关税壁垒后面搞工业化。可是壁垒抬高了进口开支，即机器设备和中间品，而付这笔账仍然要靠初级产品挣来的外汇。初级产品价格撑得住，这一注就押对了。价格一垮，比如1965年加纳的可可，储备可支撑的进口被抽干，经济就此落入国际收支陷阱。早期的增长和后来的危机，是同一个模型在不同的初级产品价格假设之下。
印度在这一时期由计划委员会和历次五年计划推行着自己那套大规模的进口替代方案，重工业归国家所有，私营部门的产能上限则以许可证来强制执行。印度在图上是增长缓慢的那几条线之一。详细的计划史属于《经济学》第20章。同一个十年里，拉美出现由进口替代拉动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被独立浪潮席卷，那里的继承物不同，轨迹也不同。
1960年代初期，新独立的非洲经济体正以与亚洲同侪相当的速度增长。初级产品价格很高。新政府在修路、建学校、办医院，也在上第一代工业项目。领导层年轻，受过教育，在政治上决心建起真能带来发展的经济。恩克鲁玛的加纳、尼雷尔的坦桑尼亚、肯雅塔的肯尼亚、桑戈尔的塞内加尔：这一代独立时期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发展议程，与东亚四小龙当时所提出的一样雄心勃勃。最初的增长数字显示这套议程奏效了。随后，在1960年代后半段直到1970年代初期，增长慢了下来，有些地方甚至停住了。
结构上的继承物就是那项紧约束。新国家必须治理的边界，是1884—1885年在柏林划下的殖民地边界，与语言、经济地理或前殖民时代的政体全无关系。行政机器很薄弱：独立前夕加纳的英国殖民官署不过几千名官员，本地的高级职员数以十计。技术能力更薄弱：1957年的加纳，本地工程师不到一百人。经济基础狭窄而朝外：可可占加纳出口收入的约三分之二，铜占赞比亚的八成以上，花生占塞内加尔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从内陆生产区通往沿海港口，相邻非洲经济体之间连通有限。金融体系由宗主国银行的分行主导，其放贷优先次序是在伦敦、巴黎或布鲁塞尔定的。独立典礼移交的是对这些结构的政治主权，它并没有改造这些结构。
加纳的轨迹把这个格局浓缩了。加纳1957年3月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取得独立的殖民地，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政府上台时，可可出口收入正高，足以支撑一套雄心勃勃的方案。沃尔特河工程，即阿科松博的水电大坝与特马配套的炼铝厂，是它的中心，用意是提供推动工业化的廉价电力，并证明一个非洲国家能上马殖民当局不曾上过的那种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1965年建成。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扩张教育，包括免费小学教育和一所大学的大规模建设，投资于替代进口的消费品工厂，并建起一个国营贸易部门去取代那些主宰殖民地经济的外国商行。加纳的人均GDP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是上升的。
转折点来自可可价格的暴跌。世界可可价格在1950年代中期见顶，此后一路走低到1960年代初期。1965年彻底崩盘，价格跌到不足1954年峰值的一半。就出口而言加纳是可可单一作物经济，价格暴跌同时切掉了出口收入、外汇储备和政府财政收入。此前多年一直靠对可可农的收入征税来为发展方案供资的可可销售局，早已把农民的储备耗空。世界价格一落，就没有缓冲了。需要进口投入品的工业项目断了外汇。通货膨胀加速。恩克鲁玛搭起的那套政治安排土崩瓦解，1966年2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历任加纳政权所主持的，是一个已经停止增长，并开始进入下一章接着讲的那段长期停滞的经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的核心机制，即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侵蚀依赖初级产品的发展，在加纳身上运行得与该命题所预言的分毫不差。
别的非洲国家试了不同的战略，结果却趋同。尼雷尔治下的坦桑尼亚1967年推出乌贾马方案，围绕《阿鲁沙宣言》关于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的承诺来组织。这个方案把散居的农户强制迁进集中的村庄，好去支撑合作农业、公共服务和一场协调推进的乡村发展。国家把银行和主要商业企业收归国有。农业生产率上的回报没有出现。事实证明，合作耕作不如它所取代的分散小农农业有生产力，坦桑尼亚整个1970年代的经济成绩，与亚洲相比会很差，虽然在分配上比若干替代方案更平均。肯尼亚走了另一条路。1965年的第10号会期文件《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把肯雅塔政府定在一套混合经济战略上：私有财产、欢迎外国投资、扶持小农农业，同时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积极作为，并明确推行商业部门的非洲化。肯尼亚整个1960年代的增长优于坦桑尼亚，但撞上了结构性的界限，不平等扩大，围绕土地和机会的政治冲突加剧。
这几个案例的共同格局是一样的：独立后头十年有真实的增长，随后停滞。加纳到1960年代后期停止增长。坦桑尼亚未能实现突破。肯尼亚在增长，却达不到东亚那些参照案例的速度。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相互加强：初级产品依赖使每个经济体暴露在贸易条件冲击之下，行政能力薄弱削弱国家的效能，新的统治联盟在应付增长与停滞同样会产生的分配压力时政治上很脆弱，而全球贸易秩序为非洲的制成品进入北方受保护的工业市场，只留了很有限的入口。图上加纳是那条平线，对照的是西方与日本正在趋同的那些轨迹。
完整的瓦解，即债务危机、结构调整方案、1980年代那失去的十年，属于第16章，它从1970年代初期接上非洲经济史。这一时期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动态，使上面这些增长数字连含义都变得含混。
1950年到1970年间，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增长快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亚洲从约14亿增到21亿。拉美从1.67亿增到2.85亿。非洲从2.29亿增到3.66亿。这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亚洲约1.9%，拉美约2.7%，非洲约2.5%，在这个规模上没有历史先例。这些数字取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估计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世界发展指标》。即便在国别估计不确定的地方，量级仍然稳健。
驱动力是人口转变：先是死亡率下降，然后才是生育率下降，两者之间隔着数代人的时滞，人口在这段时滞里迅速增长。1945年以后的发展中世界，死亡率的下降既集中又快。滴滴涕喷洒计划从1940年代后期起，在热带亚洲、非洲和拉美削减了疟疾死亡。战后在全球可得的抗生素，削减了上一代人还是主要杀手的细菌感染死亡。针对天花、结核和儿童致死病的疫苗接种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公共卫生部门的主持下铺开。政府出得起钱的地方，清洁水与卫生设施的投资进一步压低了婴儿与儿童死亡率。1950年到1970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提高了15到25岁，这个幅度欧洲人口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久才达到。
生育率的下降没有立即跟上。关于家庭规模的观念要过很久才跟得上死亡率的变化，而推动生育率下降的那些制度变化，即女性教育、女性劳动参与、城市化、正规部门就业、避孕手段的可得性，需要时间才铺得开。整个1950和1960年代，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仍停在每名妇女五个、六个甚至七个孩子，即便婴儿死亡率已经在下降。两次转变之间的时滞造出了人口爆炸：活下来的婴儿更多，而妇女仍在生很多。到196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开始下降，新加坡、韩国、香港、毛里求斯是较早的。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下降，还要再过一代人才会真正开始。
马尔萨斯式的警报跟着数字来了。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炸弹》（1968）预言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供给，十年之内就会有大规模饥荒。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把人口、资源使用和污染放在一起建模，推算出会在一个世纪之内逼出危机的系统性约束。两部作品都抓住了一种真实的担忧：人口转变的轨迹与地球的承载能力是否相容。实际结果与最末日的那些预言分道扬镳：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即博洛格的小麦品种、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品种，在1970和1980年代让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跑在人口增长之前，而生育率转变也开始在亚洲和拉美大部分地区站住。马尔萨斯的框架究竟是错了，还是只是被推迟了，仍有争议。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而罗马俱乐部所标出的那项约束，已经从粮食换成了碳循环。
从这些增长数字可以引出两条推论。第一条是解释上的。一个国家GDP总量每年增长4%而人口增长3%，人均几乎没有增长。一个国家GDP总量增长6%而人口增长1%，人均增长约5%。图上的人均GDP轨迹已经把人口效应扣掉了，但这一时期那些常被引用的GDP总量数字，比如常被赞许地引用的1960年代初期非洲和拉美的增长，如果不作人口校正就是误导。1960年代非洲的人均增长低于总量数字所显示的，因为人口长得快，东亚的人均增长在某些国别年份里则出于相反的理由高于区域总量数字所显示的。第二条推论朝前看。死亡率已经下降而生育率也已经下降，因而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受抚养者的份额异常高的那段窗口，就是人口红利。这一红利开启二三十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自身老去而关闭。东亚各经济体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进入自己的红利窗口，恰好赶上它们的发展型国家制度已经准备好把它转成增长。这一红利是第17章那些东亚增长奇迹为何发生在那些地方的解释之一。
同样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西欧产生了5%到6%的增长，在日本是9%到10%，在拉美是下面藏着结构性脆弱的中等增长，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则是早早的失望。问题是为什么。
答案落在三个变量上。
第一个是初始条件。1945年的西欧和日本在物质上被摧毁，制度上却完好：战前的工业基础、技术工人队伍、科学能力、法律体系和行政机器，在城市不复存在的地方也照样活了下来。它们落在美国生产率前沿之后，不是因为结构上缺少追赶的先决条件，而是战争破坏这一偶然造成的。索洛的收敛预言准确地描述了它们的处境。走向去殖民的世界面对的是相反的条件。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新独立的国家，继承的是围绕初级产品出口、港口—矿山基础设施、薄弱的本地行政能力和极少的人力资本投入建起的攫取性殖民地经济。拉美自19世纪初就已独立，处在两者之间：在两战之间的进口替代和战后的延续中部分工业化了，但持续的不平等、薄弱的财政能力和初级产品出口依赖仍是紧约束。初始条件定下了制度选择必须爬的那道坡有多陡。
第二个变量是国家的制度品质。发展型国家，即日本，随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具备了参照案例所缺的三项性质。它们有能力：一支能收集信息、设计政策、执行方案的称职技术官僚队伍。它们有自主性：不受短周期分配压力干扰，使它们得以在产业转型所要求的多年跨度上支持特定的企业和部门。它们还有纪律：肯把支持从正在失败的企业和项目上撤回。进口替代国家有国家主导工业化的雄心，却缺了这三项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巴西和墨西哥有真实的行政能力，但对寻租联盟的自主性有限，纪律也弱，失败的企业是被重新注资而不是被清盘。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有政治意志，行政能力却极为有限，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太脆弱，撑不起从失败项目上撤回支持所要求的那种纪律。各案例之间的差异，由哪些国家凑得齐这套组合来解释。
第三个变量是融入国际经济的策略。出口导向强加了一种进口替代所没有的外部纪律。在出口市场上竞争的企业，必须持续达到国际的价格和质量标准。被挡住进口竞争的企业不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把它们的国家协调转成了出口表现，而出口纪律又让国家干预保持高效。进口替代经济体则把国家干预朝向国内市场，那里的竞争纪律被进口替代所要求的保护系统性地压住了。依赖初级产品的非洲经济体虽然仍然朝外，却只是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朝外，完全暴露在贸易条件的波动之下。
有初始条件而无制度能力，产生了非洲的格局。有制度雄心而无国家能力，产生了进口替代的格局。能力、自主性、纪律加上出口纪律，一起产生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格局。西欧的黄金时代把有利的初始条件、高品质的混合经济制度和一套供给外部纪律的融入策略，即共同市场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结合在了一起。日本则把不利的初始条件与品质异常高的发展型国家制度，以及一套把两者都放大的出口导向战略结合在了一起。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那场争论，答案由此而来。韦德和阿姆斯登在机制上更贴近证据：国家确实指挥了投资，指挥的方向确实要紧，而从纺织经钢铁、造船到电子的结构转型，并不是市场对比较优势变化的自发反应。克鲁格和世界银行的立场正确地指出，坏的产业政策比没有产业政策更糟，受保护的寻租会大规模毁掉价值，但东亚各案例表明，选择并不在干预与不干预之间。选择在有纪律的高能力干预与没有纪律的低能力干预之间。彼得·埃文斯的《嵌入的自主性》（1995）把能力、自主性与纪律这三者的结合，命名为把东亚发展型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参照对象区分开来的那种性质。阿图尔·科利的《国家主导的发展》（2004）在比较的层面上扩展了这一分析。
这两种立场在成为对东亚记录的读法之前，各自都有一段学理上的来历。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出自结构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奠基性陈述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与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寻租那一路批评到1989年硬化成了华盛顿共识，一套划一的市场模板，而东亚的记录从来没有支持过它。经济思想史卷第16章顺着这两者之间的摆动一直讲到摆出去的那一头，即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与随机对照试验转向。
到1971年，黄金时代还完整，但已显出内在矛盾。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由越战时期的财政扩张加上欧洲与日本出口竞争力的上升所推动，正在侵蚀支撑布雷顿森林美元本位的黄金存量。拉美的进口替代正撞上它的批评者早十年就警告过的外汇约束和财政负担约束。非洲的停滞正从一次一时的可可冲击固化为一个结构性格局。曾经为欧洲的趋同托底的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正承受着会在这一时期结束后几个月内把它压垮的压力。
1960年代打下的发展型国家基础，会在下一个时期产生它们的增长回报。那段东亚故事贯穿接下来的二十年，是第17章的题目。黄金时代秩序里的那种内在矛盾，则是下一章的主题。
麦迪逊项目数据库（博尔特与范赞登，2023年版）；佩恩世界表；约翰逊（1982）；韦德（1990）；阿姆斯登（1989）；世界银行（1993）；克鲁格（1974）；埃文斯（1995）；科利（2004）；普雷维什（1950）；辛格（1950）；布尔默—托马斯（2003）；奥斯汀（2010）；谢列舍夫斯基（1965）；埃利希（1968）；梅多斯等（1972）；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