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是二十世纪在工业规模上运行的、资本主义之外最主要的非市场选择。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计划为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类组织生产、投资和分配。这套体制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农业社会工业化了，在东线打败了德国国防军，把识字率和基本需求的底线抬到革命前的俄国与1949年前的中国不曾达到的高度，也酿成了人类史上和平时期最惨重的两场饥荒。此后它陷入停滞、被掏空，并在一场连锁反应中崩溃，快到体制内外几乎没有人在事情发生之前看出来。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他们有马克思，却没有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那套将在七十年里主宰三分之一人类的计划体制，只能边走边造。计划经济的故事横跨1917年到1991年，切过好几个时期。计划的头十年与第11章金本位时代的后期重叠，斯大林的工业化与第12章两战之间的崩溃并行，苏联的黄金时代所占的日历年份，与第13章的布雷顿森林秩序和第14章的战后繁荣重合。
学说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框架却得从头发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如何配置资源却说得很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勾勒出一个过渡性的行政国家，没有给出可操作的蓝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1926）后来论证，一个仍在追赶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从农业中榨取剩余去为工业积累供资，其类比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即为英国最初的工业起飞融资的那场暴力圈地与剥夺。作为一项思想工程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分析框架、它所作的预测，以及其中活下来的部分，是《经济思想史》第4章（马克思）的主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身处其中的那个政策框架。从马克思经欧洲社会主义传统到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的谱系，在经济思想史时间线上。布尔什维克继承的制度模板来自沙俄晚期的国家：维特那套由国家出资修铁路、以外国贷款为重工业融资、并从农民身上榨取财政收入以支撑工业投资的方案，见第8章§8.5。计划的试验把这个模板放大了。
战时共产主义（1918—1921年）是第一次应急之举。面对内战、外国干涉和货币交换的崩溃，布尔什维克国家把大工业收归国有，不付报酬地向农民征收粮食，并试图以直接的行政命令组织生产。结果是灾难。到1921年，工业产出跌到1913年水平的约五分之一。城市人口或饿死，或逃往乡下。余粮收集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21年伏尔加地区的饥荒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战时共产主义是一套求生存的体制，而它按自己的标准也失败了：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一群曾经最坚定支持布尔什维主义的水兵，拒绝再被这套体制统治。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1—1928年）是那次退却。余粮收集制被粮食税取代，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恢复起来的私人市场上去卖。小规模工业和商业交还私人之手，耐普曼，即由小商贩和作坊主构成的新商业阶层，在城市里出现。国家保住“制高点”，即重工业、银行、对外贸易和铁路，其余一切地方则允许市场交换运转。恢复很快。到1928年，工业和农业产出回到大致1913年的水平。农民与政权和解了，城市有了粮食。新经济政策第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国家不必指挥其中每一笔交易，也能治理一国经济。
到1925年，苏联产出已经触到战前的上限。沿着新经济政策的渐进路线走下去，意味着以农民决定的速度搞工业化，靠农业剩余供得起的那点资金。加速则意味着打破与农民的妥协，靠强制去榨取投资。1924—1928年的工业化大论战就是这个政策岔口。右派的布哈林主张继续渐进：农民富裕会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工业投资靠这个不断扩大的交换来融资，社会主义经济就这样逐步走向工业化。左派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相反：苏联工业上的落后与周围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差距，使渐进无以为继，通往快速工业化的唯一路径是强制榨取农业剩余去为工业投资供资，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直接类比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所指认的那种暴力。这场争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它既是关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怎样才能工业化，也是关于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了让工业化发生，被允许对自己的农民做些什么。
斯大林1929年的大转变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逻辑推到最大强度，同时又因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这套逻辑说了出来而清洗了他本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给重工业定下没有人相信能完成的指标。集体化，即把农民的小块土地强行合并成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kolkhozy）和国营农场（sovkhozy）。它从1929年底开始，四年之内大体完成。约2500万农户被卷进集体制。消灭富农运动，即对被定为阶级敌人的“富农”，也就是略为富裕的农民，实行驱逐、监禁和处决，通过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劳改营，把大概两百万人从乡村清走。集体化的强行推进引出农民的抵抗：牲畜被宰掉而不交出，播种被破坏，粮食被藏起来。国家的回应是粮食征购指标，即便乡下已经无粮可取也照取不误。结果是1932—1933年的饥荒，集中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北高加索。戴维斯与惠特克罗夫特（2004）把超额死亡定在约500万到600万，康奎斯特（1986）定在约700万或更多，斯奈德（2010）把乌克兰的那一部分当作更大范围饥荒之内一个独立的事件。方法上的分歧在资料来源侧栏里点明，而这个区间本身是确立了的。
重工业的铺开是真实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座在乌拉尔东坡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城，1932年产出第一炉生铁。第聂伯河水电站1932年建成时是欧洲最大的，向顿巴斯和第聂伯地区的工业综合体供电。用美国工程援助建起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开始成批生产农用拖拉机，十年之内改产坦克。到1937年，苏联建起了一个1928年并不存在的重工业基础。米塞斯1920年提出、哈耶克在1930年代加以精炼的计算问题，即没有市场价格，一个计划经济就无法理性配置资源，因为它缺少价格所汇聚的那些信息，计划者自己就明白这是一项硬约束。他们的办法是按实物单位来计划，即多少吨钢、多少度电、多少台拖拉机，并用政治压力去替代价格本会提供的那种纪律。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形式化框架在《经济学》第18章处理，米塞斯—哈耶克—兰格之争作为一桩思想事件则在《经济思想史》第6章（奥地利学派传统）。1932年真正要紧的是，计划者知道这个问题，却照样在治理这个国家。
1937年的工业基础是否转成了一条持续的增长轨迹，苏联体制是否按政权所宣称的速度增长，成了冷战时期苏联经济学的核心经验之争。
1928年到1940年间，苏联经济增长有多快？答案取决于信哪一位历史学家的重建，而两种主要的重建分歧之大，足以改变经济史上的定论。
1928年以后苏联增长有多快？三种重建给出的答案不同。点击图例里的一条序列可以把它单独显示，其余各条会变暗，读一读伯格森与艾伦在1928—1940年这段时期里相距多远。再打开艾伦的布哈林反事实，那条虚线是艾伦所论证的、延续新经济政策的渐进路线本可以在没有饥荒的情况下走出的路径。这条反事实是有争议的，戴维斯与惠特克罗夫特就否定它。它比三条实线所承载的量级之争更有争议，也是另一回事。
伯格森与艾伦之间的那条带状区间，衡量的是两种重建方法分歧有多大：同一个国家、同样的年份，冷战时期的低估给出的增长率是每年约5%到6%，修正派给出的是约6%到7%。艾伦那个更高的数字是更好的估计。反事实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增长是不是用饥荒换来的？那个问题争议还要更大。
冷战悲观派的说法从亚伯拉姆·伯格森的《1928年以来苏俄的实际国民收入》（1961）开始。伯格森要做的，是把以实物单位、以行政定价而非市场出清价格的卢布报出来的官方苏联产出统计，转换成可与西方比较的国民收入总量。他的方法即调整要素成本法，按西方投入品价格所隐含的生产成本，给苏联的产出估价。结果把1928—1940年的苏联GDP增长定在每年约5%到6%。伯格森并不认为这算慢，就他所研究的那段时期而言，这属于有记录以来测出过的最快的国别增长率之一。他论证的是，这远低于苏联宣传所声称的水平，官方序列系统性地夸大了成就。伯曼在1980年代修订了伯格森的调整，把这个数字进一步压低，论证官方苏联序列把资本深化，即人均资本更多，混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单位资本与劳动的合计产出更多，而真实的生产率提高即使在高增长年份里也不大。穆尔斯滕与鲍威尔（1966）提供了方法上的配套。中央情报局的机密重建估算从1990年代起分阶段解密，落在大致相同的区间里：苏联的增长是真的，是从农业和消费中榨出来的，而且不如宣传所暗示的那么有生产力。冷战悲观派最强的形式是：斯大林的工业化以高得离谱的代价换来，而结果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可观。
罗伯特·艾伦的《从农场到工厂》（2003）提出了主要的修正派说法。艾伦用新的档案价格、另一套投入权重，以及比伯格森更贴近实物产出序列的读法，重建了1928—1940年的苏联产出。他的估计把增长定在每年约6%到7%，高于伯格森，而且高到即使按二十世纪的标准，斯大林时期的追赶也算幅度很大。这场追赶不止于重工业产出。苏联的预期寿命从1920年代后期的约44岁升到1939年的约47岁，而三十年前的帝俄晚期基线接近32岁。同一时期成年人识字率从不足50%升到80%以上。革命前的俄国不曾提供的基本需求底线，到1930年代后期已经到位。艾伦更大的那个论点，比增长率的修正更有争议。他做了一次反事实模拟，让布哈林路线即农民农业完好的延续新经济政策撑过1928年，结果发现布哈林轨迹所产生的工业增长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所达到的相当，却没有饥荒、没有流放、没有劳改营。含义是：斯大林式工业化的代价对工业化本身并非必需。艾伦论证，增长率主要来自未被利用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以及在资本贫乏的经济中资本的高边际报酬。集体化不是这些收益的发动机，只是把它们强制实现的一种方法。把修正派的说法推到最硬，就是：1970年以前的苏联表现被系统性地低估了，追赶阶段的成就比冷战苏联学所承认的要大。
就1928—1940年苏联增长的量级而言，艾伦比冷战低值更接近真相。伯格森的方法本身带有保守的偏误，而1991年之后的档案证据并没有支持它，口径统一后的居中估计即麦迪逊项目，随着新数据的积累不断向艾伦的估计靠拢。伯曼的这一修正，即资本深化被读成了生产率增长，以修改后的形式存活下来：这一时期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单看产出总量所暗示的水平，但产出总量的增益是真的，而从很低的资本基数出发的追赶效应大到即使全要素生产率只有温和增长，也能产生迅速的产出扩张。至于代价对增长是否必需，戴维斯与惠特克罗夫特（2004）强烈反对艾伦的反事实：按他们的读法，第一个五年计划那套粮食榨取的逻辑，使饥荒在苏联政治约束之内的任何快速工业化路径下都很可能发生，因为政权无法以工业投资所要求的速度，从一个进行市场交易的农民阶层手里取得粮食。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本身，集中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超额死亡在500万到700万之间，是戴维斯与惠特克罗夫特立场最强的经验依据。那场饥荒就是集体化这本账算下来的结果。至于对整个体制的定论，即这场计划试验究竟是结构上注定失败、结构上还救得回来，还是结构上只能停在追赶阶段，留到§15.8再说，那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框架，即对这套体制末期的诊断，会作为第三种立场加入。
随之而来的战时动员，是这套计划机器在极限状态下的运转。1941年6月德军入侵后不到五个月，苏联把一千五百多家工业企业向东疏散，离开推进中的战线，迁入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中亚和伏尔加地区。工人、设备、机床和部分拆解的生产线在空袭之下由铁路运走。许多企业在抵达后几个月内就恢复生产，常常是在未完工的厂房里，常常用的是必须在别处设计的机器上重新训练的本地劳动力。由此产生的产出，显示出1928—1940年那场工业铺开究竟造出了什么。1942年以后每一年，苏联T-34坦克产量都超过德国的坦克产量。伊尔-2强击机的产量超出德军防空所能应付的限度。苏联的火炮和迫击炮产量超出德国的幅度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扩大。美英的租借法案物资是真实的，也确实要紧，尤其是卡车、电话器材和高辛烷航空燃油，但就工业产出的绝对量而言，苏联本国的生产占压倒地位。战时生产图景里盟国的那一侧在第13章。这套计划体制无论有什么局限，都能在战争规模上动员工业产出。苏联完整轨迹的空间比较，在GDP地图的俄国注记里。
既然苏联体制的建立既残酷又在经济上有实质分量，问题就变成：1945年之后采纳它的那个集团里，计划体制的实行差异有多大。
东方集团在计划如何落实、又产生了什么上差异很大。六个经济体走了六条轨迹。
政治前提是苏联的军事存在。到1945年，红军已经占领东欧直到雅尔塔商定的那条线。共产党往往国内支持有限，却在1945年到1948年间分阶段掌权，办法是在占领之下赢得的选举、从内部瓦解的联合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那场把对联合政府的施压推到底的政变。苏联化，即把苏联的制度模板套到卫星国经济上，此后一波一波推进：先是大工业国有化，再是中小工业；农业集体化，速度与彻底程度因国而异；按苏联模式制定五年计划；把定价、对外贸易和投资分配统统交给中央计划机关。
这个集团的贸易架构是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经互会以双边易货协定而不是多边价格清算来组织集团内贸易。一个卫星国按约定数量向苏联或另一个卫星国交付指定的货物，换回约定数量的另一些指定货物，“转账卢布”充当的是一个名义上的记账单位，而不是可兑换的交换媒介。组织西方战后经济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贸易框架，见第13章，与经互会平行运行，却从未与它对接。这两套架构划出了战后世界经济中两套平行体系的分界：一边是可兑换货币的多边价格清算贸易，另一边是双边易货的国家间计划。科尔奈后来在二十世纪那场关于计划的更大争论中所处的思想位置，在经济思想史时间线上。
整个集团是同一个苏联模式吗？差异本身才是关键。选一个维度去比较这些经济体。连续的人均轨迹维度显示为图表，四个类别型维度，即集体化、工业底子、改革容忍度、集团一体化，显示为下方的表格。选一个经济体把它高亮出来。六国全比开关把每个经济体在所选维度上并排列出。
这个维度是类别型的，见下方表15.1中高亮的那一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步时的工业底子是所有卫星国里最厚的。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业、德国的工程传统、受过教育的技术工人队伍，以及苏联未作为赔偿拆走的那部分资本存量，构成了这份底子。到19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人均产出在整个集团里最高，东德制造业向经互会其余各国供应的商品，西方市场也照样会买：机床、耶拿卡尔·蔡司的光学器材、化工、电子。代价是僵化。民主德国的计划体制比任何其他卫星国容忍的改革都少，它1980年代那条走平的轨迹就是后果：水平高，增长低。
波兰是集体化没有成功的那个卫星国。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集体化。整个计划时期，波兰农业主要留在私人农户手中，这在经互会各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天主教会作为一个拥有大众合法性的平行制度存活下来，政权无法把它取代。波兰工业在1950和1960年代按苏联模板迅速扩张，但消费品的缺口很早就看得见，农业部门表现不佳，到1970年代中期，盖莱克治下一套靠举债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已经把这个经济拖进了它无力偿还的硬通货债务。从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中诞生的团结工会，同时是一个工会、一场政治运动和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点。1981年宣布戒严压住了团结工会，却没有处理经济危机。整个1980年代，波兰产出停滞，通货膨胀侵蚀着官方工资的实际价值。
捷克斯洛伐克进入计划时代时，工业基础与民主德国相当。两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曾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机械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1948—1953年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重新导向重工业和经互会内部贸易，消费品产出为此付出了明显代价。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为顶点的改革运动，同时是政治的，即杜布切克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也是经济的，即奥塔·希克关于企业自主和价格改革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1968年8月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结束了这次改革尝试。此后胡萨克治下的“正常化”把改革派经济学家清出公共生活，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又困在正统计划里二十年。轨迹显示了这个后果：整个1960年代追赶，从1970年代初期起随着正常化之后的僵化扎根而明显转平。
在一场可比的政治危机之后，匈牙利走了相反的路。1956年的起义被苏联军事干预镇压，数千人被杀，随后是卡达尔治下的一项安排：政治上要求效忠，经济上允许试验。1968年推出的新经济机制把匈牙利的计划部分自由化：企业在投资和定价上取得有限的自主权，农业合作社可以在计划之外交易，小规模私营在服务业和零售业得到容忍。这场改革没有拆掉计划，国家保留了大工业的所有权和主要投资决策的控制权，但它把市场信号引入了比任何其他经互会成员所允许的都更大的一部分经济。整个1970和1980年代，匈牙利的人均表现略优于未改革的卫星国，而匈牙利的学术生态，即科尔奈的《反均衡论》和布达佩斯改革派经济学家的传统，产生了这个集团所生出的对计划最持久的内部批判。
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是自给自足式的偏离。齐奥塞斯库拒绝把罗马尼亚的生产完全并入经互会的分工，转而推行强制的重工业化，即钢铁厂、炼油厂、石化厂，靠对外举债融资，靠国内消费的严厉紧缩来还本付息。到1980年代，这个政权几乎把罗马尼亚生产的一切都出口出去以偿还硬通货债务，留给民众的是配给的食品、不供暖的公寓和基本消费品的短缺。南斯拉夫是集团政治上的例外。铁托1948年与斯大林决裂，使南斯拉夫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随之出现的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即工人自治，企业名义上由自己的工人委员会而不是中央计划者控制，既不同于苏联式计划，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南斯拉夫没有加入经互会，与西欧广泛贸易，能进入正统卫星国进不了的西方信贷市场。1989年之后的波兰轨迹，即§15.7关于停滞的讨论所接上的那一段，落在GDP地图波兰注记那道更长的轨迹里。
| 经济体 | 集体化 | 工业底子 | 改革容忍度 | 集团一体化 | 人均轨迹的形状 |
|---|---|---|---|---|---|
| GDR | 彻底 | 高（德国的工程传统） | 低 | 紧密（经互会核心） | 水平最高，僵化走平 |
| Poland | 部分，1956年逆转 | 中等 | 屡有尝试，屡被压下 | 紧密，但有摩擦 | 起伏大，1970年代后期失灵 |
| 捷克斯洛伐克 | 彻底 | 高（两战之间的工业基础） | 1968年，被武力压下 | 紧密 | 先追赶，1968年后转平 |
| Hungary | 彻底 | 中等 | 1968年获准推行新经济机制 | 紧密，但有新经济机制的自主 | 偏向改革，略有分化 |
| Romania | 彻底 | 低 | 自给自足式的偏离 | 松散（齐奥塞斯库的自给自足） | 强制工业化，随后停滞 |
| Yugoslavia | 自愿，部分 | 低到中等 | 工人自治 | 不属经互会（1948年决裂） | 独树一帜，起伏大 |
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体制自身进入了一段巩固、改革尝试与可见追赶的时期。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经济在重工业上是成功的，在消费品上是失败的。赫鲁晓夫赌的是：计划可以改到足以补上后者这块短板，又不丢掉前者。
政治上的松动先来。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的镇压和战时的指挥失误。这份报告放开了斯大林晚年封死的政策讨论。在计划机关内部，这道松动让1960年代初期的利别尔曼讨论浮出水面：哈尔科夫的经济学家叶夫谢·利别尔曼1962年在《真理报》上主张，评价苏联企业不应看它总产值计划的完成情况，而应看利润，并且在计划框架之内应以利润为基础的激励来规范企业行为。1965年9月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柯西金改革采纳了这个方案的一部分：企业对一部分投资决策拥有自主权，利润留成作为奖金和职工福利的来源，计划指标简化为以销售额而不是总产值为中心。改革派经济学家这一思想传统在二十世纪更大图景中的位置，在经济思想史时间线上。
先于利别尔曼的1957年改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结构性干预。国民经济委员会，即以按地域协调的机构取代中央各工业部的地区经济委员会，本意是减少莫斯科的各部试图跨十一个时区协调生产所造成的瓶颈。1964年赫鲁晓夫被免职之后，这项改革被部分撤销，地方委员会重新并回恢复起来的中央各部。对计划体制作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是可能的，在制度上却很脆弱，活下来的改革都是不触动中央分配职能的那些。1954年到1963年的垦荒运动把约四千万公顷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草原开垦出来，是赫鲁晓夫针对苏联长期农业缺口的另一项努力。头几年产量猛增。土壤耗竭、旱灾周期和配套基础设施的缺位，使报酬到1950年代后期开始递减。1963年的粮食歉收严重到苏联变成粮食净进口国，此后再也没有摆脱这个身份。
1950年代后期那套技术领先的叙事既是真的，也被夸大了。1957年10月斯普特尼克发射是一项货真价实的工程成就，美国有好几个月拿不出可比的发射能力。1959年赫鲁晓夫与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美国国家展览会上的厨房辩论，把苏联领导层一直许诺会翻转过来的那场消费品对比摆上了台面：样板美国厨房、洗碗机、洗衣机，西方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那些电器。赫鲁晓夫回敬说苏联将在经济上“埋葬”美国，这句话在1960年代初期被苏联观察者和许多西方观察者当真。1969年的阿波罗11号标出了美国重新确立领先的那个拐点。苏联太空计划继续推进，也拿出了真实的成就，即和平号、礼炮号，但同一个十年里拉开的消费电子差距，在经济上比太空竞赛更要紧。
在总量指标之下，1953—1970年这段时期带来了可以计量的基本需求改善。赫鲁晓夫楼大众住房计划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建起数以千万计的标准化预制公寓，终结了斯大林晚年把多个家庭挤进一套公寓的战后城市住房危机。到1960年代中期，普及中等教育大体到位，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西欧水平。免费使用、以地段综合门诊组织起来的苏联医疗体系，已经消灭了几种在1930年代还很流行的传染病，即斑疹伤寒、白喉、疟疾。苏联的预期寿命1965年达到70岁，与当时的西欧水平大致持平。这些改善就是革命前的俄国不曾给过它的乡村和工人阶级人口的社会工资，也是计划做得到的事情之一。
长期不见好的失败在消费品那一侧。质量参差，花色单调，排队是家常便饭，官方产出数字与家庭实际感受之间的落差大到苏联公民发展出一整套非正式经济，靠易货、人情交换、从工作单位顺东西和小规模私人生产，去填计划经济供不上的那部分。这个第二经济，即格里高利·格罗斯曼1977年论文里用的说法，到勃列日涅夫晚期估计相当于已计量GDP的10%到20%，在南部各加盟共和国和高加索农业中比例更高。第二经济在§15.7里再谈，那里它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诊断。到1960年代中期，它已经是城市生活的常规特征。
追赶底下那个结构性的格局是粗放型增长：产出上升是因为投入的要素更多了，即更多人离开农场、更多钢水浇出来、更多资本沉进工厂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因为每单位投入产出得更多。就从低基数出发的追赶阶段而言，粗放型增长是管用的：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里挪出来，以及在资本贫乏的经济里提高资本存量，收益都很大，而计划体制擅长的正是动员。问题在于，等未被利用的农业劳动力耗尽、最初资本深化的便宜收益取完之后，粗放型增长必然慢下来。柯西金改革认识到激励要紧，即利润信号和企业层面的自主正是计划体制所缺的东西，这是一个真实的诊断，而这套体制没有、这场改革也没能提供的，是让盈亏信号按诊断所要求的方式去规范企业行为的那种政治容忍。停滞已经在成形：计划体制擅长动员投入，不擅长配置投入，而追赶阶段把第二种病症藏在动员带来的那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后面。到1970年，苏联体制已经建起一个成规模的、认得出来的工业经济，也让它的人口得到了基本需求上的改善。另一场工业规模的计划试验，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走的是一条平行的、有些地方更惨烈的轨迹。
如果1970年以后没有陷入停滞，苏联能追上来吗？历史上苏联那条线与西方前沿的人均差距在整个1960年代不断缩小，随后走平，1970年以后又重新拉开。联邦德国全程领先，两者之间的距离再度扩大。拖动滑块，为1970年以后设定一个反事实的苏联集约型增长率，也就是这套体系从未达到过的单位投入的产出，一条虚线的反事实路径就会出现。西方前沿保持不动。这条反事实问的是：苏联对着现实中的西方会走成什么样。用复选框去掉参照国，只留下某一组对比，苏联与联邦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是承载整个故事的那一组。
按历史上那个只靠粗放的增长率，苏联那条线落在一条不断移动的前沿之后：投入越加越多，单位投入的产出却不动，而容易得到的投入用完了。只有一个这套体系从未产生过的集约型增长率，也就是单位投入的生产率，才能让它继续收敛。把滑块往上拖，观察那条虚线跟上前沿。那个增长率，正是计划体制走完追赶阶段之后造不出来的东西。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第二场工业规模的计划试验，按苏联的样子来做，却推得更远，人的代价也更大。第一个五年计划带来了真实的工业增长，大跃进则酿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饥荒。
制度上的基础是土地改革。1950年到1952年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从地主手里重新分给农民，过程中大概有一百万地主被处死，三年之内重塑了乡村的财产关系。政治效果与经济效果同样要紧：一个从共产党手里分到土地的农民阶层，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是这个政权最忠诚的支持者。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紧跟苏联模板，有大量苏联技术援助：156项重点工程用苏联的工程设计、设备和顾问规划并建成，集中在重工业、机器制造和冶金。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及东北的重型机械厂，全都直接按苏联图纸建起，由苏联专家培训出来的中国人员操作。由此产生的增长是真的：1952年到1957年间工业产出大致翻倍，城市工业劳动力从几百万扩到两千万以上。中苏分裂在1950年代后期慢慢成形，到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人员而告顶点，恰好在毛泽东准备偏离苏联模板的那一刻切断了技术援助的渠道。
大跃进（1958—1962年）是毛泽东要以苏联模式不会考虑的速度搞工业化，办法是在从未尝试过的规模上动员农村劳动力。农业集体化被加速、被推深：原有的集体被合并成人民公社（下称公社），这种行政单位通常有两万到五万人，把农业生产、小规模工业生产、民兵组织、教育和福利供给统一在公社管理之下。公共食堂取代了家庭厨房。农民过去用来种补充口粮、养猪养鸡的自留地被取消。“土法炼钢”运动要靠动员每一个公社用小型土高炉把废钢和矿石炼成铁，把中国的钢产量成倍提高。这场运动产出了数百万吨没有工业用途的低质生铁，同时把农民的劳动力从秋收上抽走。
地方党的干部迫于要证明大跃进成功的压力，又明白上报低产量在政治上很危险，就向省级当局虚报粮食产量。省级当局同样受压、同样害怕，把虚报的数字汇总后再往上送。中央按上报收成的一个比例定下征购指标，照此征粮。离开乡村的粮食，是按并没有打出来的收成走的。在受灾最重的地区，征购拿走了余粮，接着拿走了下一季播种和过冬所要靠的种子粮和储备粮。随之而来的饥荒集中在1959—1961年，死亡最惨重的是1960年。省与省之间的差异极大：安徽、四川、贵州、河南、甘肃的死亡率是全国平均的两三倍，有些县死亡之重，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死亡人数有争议。班尼斯特（1987）与彭希哲（1987）以队列存活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重建，把超额死亡定在约3000万。奥格拉达（2008）综述比较饥荒的文献，把约3000万这个数字当作中心估计。杨继绳的《墓碑》（2008）依据他从新华社退休之后才做得成的省级档案研究，主张上界为3600万到4500万。约1500万的低端修正估计仍然存在，但属少数。要以中心估计为准，而这个区间本身是经验记录的一部分。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饥荒，而且大出很多，其近因是一次计划失败，再被那套让失败在无可挽回之前无法被上报的政治激励所加重。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经济上的效果不同。它的政治内容，即毛泽东动员红卫兵学生冲击党的官僚机构、对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的迫害、批斗运动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造成了社会与制度的破坏。经济记录比政治记录要复杂。工业产出在这段时期是增长的，平均速度与1960年代初期的恢复相当。已经建起的工业综合体继续运转，而国防工业的新投资，即下面要谈的三线建设，支撑住了重工业的增长轨道。教育上的灾难则毫不含糊：中等和高等院校停办数年，考试中断，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没有计划体制下一阶段所需要的技术训练。农业产出走平或略增，靠的是继续公社化而不是生产率提高。1965年到1971年的三线建设，即出于国防考虑把国防工业和配套重工业分散到内陆各省，四川、贵州、云南以及整个西部内地，是一项战略经济决策，其后果塑造了中国区域发展几十年。工厂建在多山、交通不便、配套基础设施有限的地方，效率上代价常常很重。对三线投资规模的估计，把它在1960年代后期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定在中国国家部门资本分配总额的一半以上，这是从东部工业核心区抽走的一大笔资源，而正是那些核心区后来撑起了改革时期的出口经济。由此形成的区域发展格局，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地理里仍然读得出来，1978年以后的改革次序不得不绕开1960年代战略逻辑所安排下的厂址。
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有了一个认得出来的重工业基础、一套接近普及的小学教育体系、消灭了几种地方病的基本公共卫生设施，以及从1949年约35岁升到1970年代中期约65岁的预期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饥荒之后的恢复，是这些成果建起来的时期。与这些成果并立的是三项大规模的代价：算在大跃进账上的1959—1961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迫害与政治破坏，以及使1976年中国家庭消费按实际计算比1950年代后期高不了多少的农业与消费品停滞。1978年以后那套改革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两者的共同遗产：一个工业基础，以及一个亲眼见过未经改革的计划体制到底做出了什么的政策与政治阶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随后一场短暂的接班危机，即一个月内四人帮被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决定，即邓小平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政策定在市场化改革的路上，属于第17章，那一章从1978年往后接上中国的轨迹。整个计划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完整轨迹，包括1959—1961年饥荒那道明显向下的偏移，在GDP地图的中国注记里。
计划模式的传播超出了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两个巨人。较小的经济体在不同条件下采纳了它，结果也不同。
古巴是拉美的案例。1959年把卡斯特罗送上台的革命起初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向苏联式计划是在1960年到1961年分阶段发生的，一部分是美国经济禁运造成的，一部分出于卡斯特罗自己的选择。早期的政策成功在扫盲和卫生：1961年一场群众动员式的扫盲运动，在一年之内把成人文盲率从约25%降到5%以下，古巴的公共卫生体系把初级医疗伸进农村，覆盖水平是加勒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比不上的。后来形成的经济结构是靠苏联补贴支撑的蔗糖单一作物：古巴以远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苏联卖糖，换回优惠价格的石油、机器和消费品。卡斯特罗定为全国动员目标的1970年一千万吨糖收获指标，为一个产量数字扭曲了整个古巴经济：工业工人被调去砍甘蔗，经济的其余部分被打乱来支援收获，最后收成是850万吨，对古巴而言是纪录，却远未达标，而经济的其余部分因为被拿去牺牲，处境比之前更糟。1991年之后苏联补贴断绝，产生了严重经济收缩的“特殊时期”。古巴在那十年及其后的遭遇，在第18章。
越南1975年统一之后，把苏联式计划既用于原来已经计划化的北方，也用于原来属于资本主义的南方。结果是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期经济迅速恶化：南方农业的集体化遇到的农民抵抗，可比1929—1933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出的那种，产出下降，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海路离开。1986年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的革新开放（Đổi Mới），与中国的改革路径一同在第17章处理。朝鲜是没有改革的那个计划经济。1991年苏联补贴撤走之后的1990年代饥荒，按保守估计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按较高的估计可能远不止。1991年以后的轨迹属于另一支关于政权如何在极端经济失能下存活的文献。
在这个集团和东亚的计划经济之外，这个模式还经由发展战略抵达了去殖民的世界。印度的五年计划从1951年尼赫鲁治下开始，一直延续到1991年的改革转向，并不是完整的苏联式计划：印度农业留在私人手里，经济中很大一部分仍由市场协调，印度国家保留着苏联模式并不要求的选举问责。但印度的计划机关明确借鉴了苏联技术援助，《孟买计划》和马哈拉诺比斯模型倚靠的是苏联式的增长核算框架，而公共部门重工业的铺开，即钢铁、机床、石油、化肥，也是照着苏联对以国有企业实现工业自给自足的强调来做的。由此形成的印度经济，就是限制私营部门扩张的“许可证制度”、公共部门对大工业的主导，以及后来在1991年后的改革时期被称作“印度教式的增长率”的每年约3.5%，低于印度的潜力，但高于停滞。坦桑尼亚的乌贾马村庄化（1967—1976年），是尼雷尔试图把社会主义建在非洲固有的公社传统之上的努力，它把数以百万计的坦桑尼亚农村人口强制迁进规划好的村庄，实行共同的农业生产。这个方案造成的农业下滑严重到坦桑尼亚在其现代史上第一次变成粮食净进口国。奈温治下缅甸的“缅甸式社会主义道路”（1962—1988年）把工业和贸易国有化，驱逐了经营该国大部分商业的印度裔与华裔人口，造成的经济孤立严重到缅甸在一代人之内从东南亚较富裕的经济体之一跌成最穷的经济体之一。纳赛尔时期埃及的计划年代从1957年把外国企业国有化开始，到1961年的社会主义法令而加速，形成了一个由公共部门主导的经济体，1973年以后萨达特时期的“开放政策”会把它部分逆转。把这些采纳者与苏联模式连起来的那条线，在第14章§14.4，那一节处理新独立国家把苏联当作范本这个问题。
计划模式的各种形态从1970年代初期起承受压力。这份压力在数字上显现得最清楚的地方，是苏联体制的停滞。
整个1960年代，苏联经济看上去像是可能与西方趋同。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事情变得清楚：它不会。勃列日涅夫时代，正是计划体制的结构性界限对生活在其中的公民变得可见的时候。
经验上的格局是生产率增长持续放缓。伊斯特利与费希尔的《苏联经济的衰落》（1995）把苏联增长分解为要素积累即更多资本、更多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即单位投入的更多产出，发现从1970年代后期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为负值。奥费尔更早的《苏联的经济增长，1928—1985年》（1987）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得到相容的结论：资本产出比在1970和1980年代持续恶化，意味着每一卢布追加的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追加产出，比前一卢布更少。苏联体制仍在大量投资，总投资占GDP的份额仍属世界最高之列，但这些投资的回报更低了。粗放型增长即动员更多投入，与集约型增长即提高单位投入的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这里的形式化区分。支撑增长核算分析的索洛分解框架，在《经济学》第13章。整个1960年代，苏联体制在粗放型增长上还算做得不错，因为那时还有未被利用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吸进工业，还有资本可以加到一个低资本基数上。到1970年代，这两个来源都快见底了。集约型增长要靠计划体制并不产生的那种生产率提高。
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1980）为这套结构性机制起了名字。科尔奈论证，计划体制运行的是他所说的短缺经济：几乎对一切东西都长期存在超额需求，排队是常规的配置机制，企业和家庭出于对买不到的预期而囤积，是理性的反应。短缺之所以长期存在，是这套体制激励结构的一项特征。企业面对的是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一家亏损的企业不被允许倒闭，因为计划体制需要它的产出，也因为它的工人需要工作。补贴、计划调整、核销和救助，取代了本会规范一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市场退出。破产不是一种现实可能，这就抽掉了竞争性市场退出所施加的生产率压力。创新出于同样的理由受损：一个不能让企业倒闭的计划体制，也难以让新企业成功，因为给新进入者的资源必须从计划者无法修订其计划义务的老生产者那里挪出来。苏联的企业经理并不比西方经理更不称职、更不上心。他们身处的那套激励体制，既不奖励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惩罚浪费。
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总是排队、总是短缺？科尔奈的诊断是一套机制，所以这里是一个可以亲手操作的示意模型。把计划指标推到真实产能之上，短缺就上升。把预算约束调软，亏损的工厂不再害怕失败，生产率上的纪律随之松弛。调高投入品的囤积，企业为对付不确定性而超额订货，短缺被放大。短缺是这三项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工厂从来不必害怕破产，于是它囤积投入品、不理会成本，而商店里看到的短缺，就是每一家工厂都这么干的总和。计划指标定在工厂实际造得出来的量之上，于是那道缺口就在链条下游的某处显现为得不到满足的需求。
形式化：这个示意关系是 短缺 = f（计划／产能，预算软度，囤积），对三者都递增；生产率纪律 = g（预算硬度），随预算变软而下降。这个关系只是示意。它复现了科尔奈诊断的符号与交互结构，即软预算 → 没有退出 → 没有纪律，紧张计划加囤积 → 长期的超额需求，但不主张它的量级。
1970和1980年代拉开的技术差距，是生产率问题最显眼的表现。整个1960年代，苏联的计算技术还说得过去：BESM-6（1968）是一台像样的大型机，苏联电子工业造得出国防应用所需要的元件，与美国计算技术的差距是若干年而不是若干代。到1980年代后期，差距已是一代甚至更多。集成电路的消费电子，即个人计算机、录像机、可比画质的彩电、以微控制器为基础的家用电器，计划体制造不出有竞争力的品质和数量，即使造得出来，靠的也是对西方芯片设计作逆向工程，而那些设计在国内投产时已经过时。苏联的工程师很强。计划体制的结构是围绕多年交付周期的大宗生产资料订单搭起来的，而消费电子的革命要求快速的产品迭代、分散的创新和计划体制无从接收的消费者反馈信号。凡是生产任务变化快于计划修订速度的部门，都会出现同一类失败。
石油租金的幻象把底下的生产率问题掩盖了十年。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严重伤害了西方经济，其比较处理在第16章，却直接让苏联受益：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挣到硬通货收入，用来从西方进口粮食、进口计划体制在国内造不出来的机器，以及进口那些让城市生活水平不至于直接下滑的消费品。1986年的油价暴跌，即沙特阿拉伯决定放弃它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限产的角色，使油价在一年之内从每桶约30美元跌到不足10美元，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而且再没有收入作缓冲。苏联经济已经依赖的硬通货收入消失了，苏联国家的财政收支进入了计划补不上的境地。第二经济此时已经相当可观：格罗斯曼1977年占GDP的10%到20%的估计，对1980年代后期而言看来是保守的，那时官方配置与实际配置之间的落差进一步扩大。反过来说，西方市场经济也有自己的协调失灵，其形式化处理在《经济学》第4章。科尔奈所诊断的计划失灵，是计划经济这一侧的对应物。1971年以后苏联轨迹的空间比较，在GDP地图的1971—2008年画面里。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出任总书记，开启了这套体制最后六年的改革序列，即改革（perestroika，“重建”）。1987年的《国营企业法》给企业经理在产出决策上有限的自主权，1988年的《合作社法》批准在服务业和消费品领域办小规模私营，政治改革即1989年有限的竞争性选举、1990年正式取消党对权力的垄断，与经济改革同行。这些改革前后不一、只做一半，而且是在没有一套连贯转型理论的情况下推行的。戈尔巴乔夫想的是从计划内部把计划修好，而这些半拉子措施产生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却没有带来当初苏联集团领导层的分析所预期的那种生产率提高。到1989年，这套体制已经明显在失败。
1989年的连锁反应在九个月里展开。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波兰圆桌会议谈判在4月达成协议，同意在6月举行部分自由的选举。团结工会赢下了每一个可竞争的席位。5月，匈牙利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边界，让东德游客经奥地利过境前往联邦德国。11月9日夜里，在一场混乱的新闻发布会和一群不愿向人群开枪的东德边防军之后，柏林墙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从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游行开始，几周之内就把政权推倒。到12月下旬，瓦茨拉夫·哈维尔已是总统。罗马尼亚的转型是暴力的例外：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倒台，圣诞节当天被处决，救国阵线接管的性质至今有争议，罗马尼亚因此成了体制崩溃流了血的那个卫星国。苏联解体本身贯穿1991年：八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获得承认，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别洛韦日协议解散苏联，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下。1989年到1991年这个集团垮掉时，那个为三分之一人类运行了七十年经济的体制，就此不复存在。
工业规模上的中央计划做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
冷战悲观派的说法，其最强形式是这样。苏联的增长率低于苏联宣传所声称的。伯格森、伯曼和中央情报局苏联学家的重建工作，确立了一个定量的论点：苏联的产出被政权自己的统计机构系统性地夸大，而宣传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在斯大林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扩大。斯大林式工业化的代价，即集体化时期的饥荒、消灭富农、19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古拉格，是巨大的，而且与它的经济成就无从切割。这套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健全，它最终的崩溃印证了米塞斯、哈耶克和冷战苏联学家派普斯、马利亚一直在提的结构性批判。追赶阶段的成就是真的，但比战后西方受众所以为的要薄，而这个政权终局的崩溃，为西方长期以来把苏联计划刻画为整体失败而不是局部成功的那条分析传统正了名。
艾伦修正派的说法，其最强形式则不同。1928—1940年的工业化，执行上无论多么残酷，实现的工业铺开是苏联政治约束之下任何别的路径都不大可能做到的。1970年以前的苏联增长是真的，按历史标准算快，而且产生的基本需求改善，是革命前的俄国在任何合理时限内都不可能做到的。冷战悲观派的重建带有保守偏误：它们的方法选择系统性地低估了追赶阶段的产出增长，而1991年之后的档案证据并没有支持它们。失败的不是整场计划试验，而是苏联晚期的停滞。另一条改革路径，比如1970年代引入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式的市场，或者更早转向混合计划，也许本可以把这套体制保住。1991年垮掉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软预算约束和改革瘫痪长期积累的结果。斯大林式的工业基础，做到了它的设计者需要它做到的事。
转型学派的说法，依托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1992）和奥斯伦德的《俄罗斯如何成为市场经济》（1995），持第三种立场。科尔奈所诊断的短缺经济结构性病症，是计划体制本身的特征。它们使这套体制走完追赶阶段之后无以为继，因为追赶式的粗放增长是计划所能维持的唯一增长模式。一旦未被利用的农业劳动力被吸进工业、容易的资本深化收益取尽，这套体制就没有内部机制去换成集约的、由生产率驱动的增长。1980年代后期的领导层面对的是崩溃或转型这个二选一。1989年到1991年这个时点的近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次序的失当，即先政治开放后经济改革，部分的经济放开破坏了宏观平衡却没有带来供给侧的回应，但结构性的原因是这套体制的追赶式增长快用完了，而它没有后继的模式。
冷战悲观派的说法低估了计划在追赶阶段拿得出的东西，就1928—1970年的数字而言，艾伦更接近真相。艾伦修正派的说法则低估了计划走完追赶阶段之后失败得有多彻底，就1970和1980年代而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是正确的诊断。转型学派说对了一点：这套体制的崩溃不是领导人失败，也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体制失败，但他们往往低估了1989—1991年这个时点上的政治偶然性，不同的领导人选择本来很可能把它推迟。计划做得到什么：为追赶式工业化快速动员资源，产出与最大的市场经济相当的军事与航天能力，在革命前的制度不曾做到的地方筑起基本需求的底线，即住房、医疗、教育、粮食保障。计划做不到什么：产出在品质与花色上与市场匹敌的消费品，在走完追赶阶段之后维持创新，协调一个现代消费经济所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差异化产品，以及在不放弃计划的前提下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计划付出了什么：集体化之下的饥荒（1932—1933年的500万到700万、1959—1961年的约3000万），作为体制特征的政治镇压，长期的消费品匮乏，以及对政治与思想自由的压制，而这套体制若要从内部纠错，恰恰需要那些自由。结论是比较性的。对照革命前的停滞，计划做到了。对照1970年以后同时期的市场民主国家，计划失败了。政治上的代价是否被经济上的收益所抵，仍然没有定论：艾伦谈代价是否必需，戴维斯与惠特克罗夫特则以饥荒不可避免回应，两者都是认真的立场，都没有了结。对这两条路径的制度性解读，即诺思的可信承诺框架，以及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攫取性对包容性的区分被用到计划与市场两条轨迹上，在《经济思想史》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展开。
原苏联集团与中国在计划终结之后的轨迹，分属接下来的几章。俄罗斯与中国在渐进对休克疗法上的对照，即中国那套保住计划残余、同时在旁边建起市场的渐进式价格双轨制改革，对上俄罗斯1990年代初期那套一次把价格放开、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宏观稳定下来的休克疗法方案，在第17章处理。与苏联崩溃在时间上重合、在原因上无关的那场西方生产率放缓，是第16章的主题。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形式化框架，即米塞斯—哈耶克的计算论证、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回应、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诊断，在《经济学》第18章。这里的读法是，苏联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信息失败印证的是哈耶克的实质批判，而不是兰格的形式模型。至于计划作为发展战略这个问题的现代政策面貌，即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以及苏联、中国和去殖民世界采纳者的经验对这个答案贡献了什么，见富国与穷国导读。
有一个更大的框架，苏联的计划在其中只是若干种协调方式中的一种。关于社会如何组织供给的那篇导读把馈赠、宫廷、市场与计划当作同一个体系的四种协调方式来讲，并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实物产量指标读作放大到重工业规模的青铜时代宫廷仓廪，也就是为工业而重建的那一种再分配。照这种读法，苏联这场试验既挨着它一直被拿去比较的那些市场经济，也同样挨着印加和中国历代的漕粮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