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抵消是一场骗局" —— 格蕾塔·通贝里对上经济学家最偏爱的气候政策
格蕾塔·通贝里把碳抵消和碳交易称作"骗局"，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气候方案让污染者花钱买通，绕开真正的改变。与此同时，超过3500位经济学家在2019年联署声明，其中28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碳定价是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最低的政策手段。一方说，给外部性定价，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另一方说，房子已经着火了，还在为水费讨价还价。谁对，取决于一个庇古模型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多快才算够快？
入门第2章和第3章表明，竞争市场会产生使总剩余最大化的均衡。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论述的，价格体系以惊人的效率协调分散的决策。但这一结果依赖于有时并不成立的条件。当这些条件不成立时，市场就会低效地配置资源，某些东西生产过多，另一些则生产不足。
市场效率的条件包括：(1) 没有成本或收益落在交易之外的第三方身上，(2) 物品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3) 买卖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4) 存在许多买家和卖家，也就是没有市场势力，这一条留到第6章另行讨论。当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本章讨论四类市场失灵：外部性、公共物品、公共资源和信息不对称。这些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例外，而是具有共同结构的系统性模式。对于每一类，我们提出相同的问题：市场为什么出错？偏离多远？可以做什么，代价又是什么？
外部性无处不在。当工厂污染河流时，它把成本转嫁给了下游渔民，而这些成本并未出现在工厂的成本计算中。当房主维护美丽的花园时，邻居的房产也跟着升值，而这份收益园丁拿不到。当司机驶入拥堵的高速公路时，其他所有司机都被他拖慢，而这份成本不需要他来承担。在每种情况下，私人决策者只考虑自己的成本和收益，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
当交易把成本转嫁给第三方时，存在负外部性。生产者或消费者基于私人成本做出决策，忽略了落在他人身上的成本。结果是：该活动过多。
市场均衡出现在需求等于供给的位置，也就是边际收益等于MPC。但社会最优数量是需求等于MSC的位置，因为MSC考虑了所有成本，包括第三方承担的成本。由于 $MSC > MPC$，社会最优数量低于市场数量。市场过度生产了产生外部性的商品。
外部性造成的无谓损失等于从社会最优数量 $Q^*$ 到市场数量 $Q_M$ 之间MSC和需求曲线围成的面积。这个三角形代表过度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净成本，在这些单位上，完全的社会成本超过了消费者的收益。
图 4.1. 负外部性。拖动MEC滑块查看边际外部成本如何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产生楔子。MSC曲线与MPC分离，社会最优数量下降，无谓损失三角扩大。最优庇古税等于MEC。悬停查看数值。
负外部性的现实案例：
当交易对第三方产生收益时，存在正外部性。市场对这些商品的生产过少，因为私人收益低估了社会收益。
其中MSB是边际社会收益，MPB是需求曲线所反映的边际私人收益，MEB是边际外部收益。
正外部性的现实案例：
外部性不只是替一项税找到理由。在芝加哥学派的传统里，市场失灵就是国家出手的全部依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准则是：有真正的失灵，政府才站得住，越过这一步就不成立，这就把市场失灵的分类表变成了正当政策的边界。政治理论那一边的回应否认这个前提，认为十九世纪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靠立法搭起来的，因此市场与国家不能放在同一条轴上此消彼长。市场与国家之争：横跨经济学与政治理论把这两套框架正面对置。
我们如何纠正外部性？一种方法是：改变价格以反映真正的社会成本。
这说明了什么： 最优庇古税恰好等于每增加一单位生产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将税率设置为等于社会最优产量处的边际外部成本，污染者的私人成本就变为真实的社会成本。
为什么这很重要： 该税收迫使污染者把外部性"内部化"，他们现在面临自己的生产对社会造成的全部成本，而不仅仅是自身成本。市场均衡转移到社会最优水平，无需任何人下令禁止或强制要求。价格机制完成了这项工作。
有什么变化： 如果外部成本上升，也就是污染危害加剧，最优税率上升，社会最优产量下降。如果外部成本为零，则不需要税收，市场本身已经正确定价。
在完整模式下，方程4.3对此做了形式化表述。征税后，生产者的有效成本变为 $MPC + t^* = MSC$，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一致。外部性造成的无谓损失被消除。
对于正外部性，庇古补贴等于社会最优数量处的MEB。补贴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有效价格，鼓励他们购买更多，从而把数量推至社会最优水平。
钢铁需求：$P = 100 - Q$。MPC 即供给：$P = 20 + Q$。恒定 $MEC = 10$ 每单位。
市场均衡： $100 - Q = 20 + Q \Rightarrow Q_M = 40$，$P_M = 60$。
社会最优： $MSC = 30 + Q$。令 $100 - Q = 30 + Q \Rightarrow Q^* = 35$，$P^* = 65$。
无谓损失： $\frac{1}{2}(10)(5) = 25$。
最优庇古税： $t^* = MEC = \$10$ 每单位。征税后，生产者面临的成本为 $\$10 + Q = MSC$。新均衡：$Q = 35$，$P_B = 65$，$P_S = 55$。无谓损失消除。
税收收入：$10 \times 35 = \$350$。庇古税产生"双重红利"，既纠正了外部性，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图 4.2. 庇古税纠正。在无管制市场和最优税收之间切换。征税后，有效供给曲线上移至MSC，无谓损失被消除。悬停查看数值。
庇古税在理论上运作完美，但面临实际挑战：
格蕾塔·通贝里把碳抵消和碳交易称作"骗局"，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气候方案让污染者花钱买通，绕开真正的改变。与此同时，超过3500位经济学家在2019年联署声明，其中28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碳定价是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最低的政策手段。一方说，给外部性定价，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另一方说，房子已经着火了，还在为水费讨价还价。谁对，取决于一个庇古模型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多快才算够快？
入门这一想法的来处。庇古税属于福利经济学，这一分支追问的是如何在不同人之间衡量得失。庇古在1920年用马歇尔及其同代人刚刚形式化的边际分析工具把它搭了起来：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以及税收可以填上的那道缺口。这件外部性矫正工具的思想渊源，见经济思想史卷第 5 章（边际革命）。
庇古式的处方与世界上真实的碳价之间的落差有多大，这个问题就有多大。与《巴黎协定》相容的定价接近每吨八十美元，全球的有效价格却只有三美元左右，而过去十年里最大的一部气候法案，即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给碳定的价是零，走的是补贴与产业政策这条路。气候变化的账该怎么付？处理的是定价、产业政策与去增长之间的三方之争。
政府干预的替代方案：让受影响的各方相互谈判。
科斯命题。令 $TC = 0$ 且产权被完全界定。则对于任何初始权利配置，讨价还价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资源的最终配置与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只有剩余的分配不同。
这说明了什么： 当谈判成本为零且产权清晰时，无论最初产权归属如何，当事人总会协商达到有效率的结果。如果工厂的污染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大于工厂的收益，他们会达成协议停止污染，无论谁"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
为什么这很重要： 它重新界定了外部性问题。问题不在于外部性的存在，而在于交易成本阻碍了谈判。交易成本低时，比如两个邻居为一只吵闹的狗协商，私下协议有效。交易成本高时，比如数百万人面对空气污染，市场失灵，需要其他工具。
有什么变化： 随着交易成本上升，谈判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失败。随着受影响方数量增加，协调成本急剧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科斯定理适用于邻居纠纷，却不适用于气候变化。
在完整模式下，上述形式命题精确地陈述了条件。一家工厂的污染对邻近农民造成每单位\$50的损害。工厂每单位利润为\$30。有效结果：不生产，因为成本 \$50 > 收益 \$30。
情形1，农民拥有权利：工厂需要获得污染许可。必须向农民支付 ≥ \$50，但只赚 \$30。无力支付。结果：无污染。有效率。
情形2，工厂拥有权利：农民向工厂支付 \$30 至 \$50 之间的金额以停止污染。双方获益。结果：无污染。有效率。
无论哪种情形结果相同。唯一的区别是财富分配不同。
图 4.3. 科斯谈判。切换产权分配并滑动交易成本。当TC = 0时，无论产权如何分配，都会产生有效结果，即不生产。随着TC上升，谈判剩余缩小，最终谈判失败。悬停查看详情。
科斯定理要求三个在实践中经常不满足的条件：
1. 明确界定的产权。谁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拥有稳定气候的权利？在许多外部性情形中，尤其是环境问题，产权是模糊的、有争议的或不可执行的。
2. 低交易成本。谈判必须廉价。科斯定理适用于两个邻居就狗叫问题的协商。但对于空气污染，数百万受影响方需要与数千家污染企业谈判，科斯定理则完全失效。
3. 无策略行为或信息不对称。各方必须诚实谈判。实际上，每一方都有动机虚报自己的成本或收益。钉子户问题即使在存在互利交易的情况下也能阻止协议达成。
科斯定理最有用的地方不是作为实际解决方案，而是作为诊断工具。它揭示了市场无法处理外部性的原因：交易成本。
这一想法的去向。科斯1960年的重新表述，即真正的障碍是交易成本，催生了一整个研究传统：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诺斯的制度经济学，以及奥斯特罗姆关于共同体如何治理共享资源的研究。这条思想脉络贯穿经济思想史卷第 15 章（制度主义传统），从凡勃伦一直到阿西莫格鲁。
科斯的第一个条件底下压着一个更靠前的问题：产权是什么。法律人把所有权看作一束可以拆开的权利，即使用、排除、出售、遗赠，而一场污染纠纷往往就是在争谁握着这束里的哪一项。经济学问的是哪一种权利束让人更富，哲学问的是哪一种安排是正义的，这三个问题得到的是不同的答案。产权作为法律问题、经济问题与哲学问题把这三者放到四桩仍在进行的争议上各走一遍。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属性产生了不同的问题。非竞争性意味着有效价格为零，因为额外用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意味着私人企业无法收取任何价格。两者结合意味着私人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
| 排他性 | 非排他性 | |
|---|---|---|
| 竞争性 | 私人物品：食品、服装 | 公共资源：海洋鱼类、清洁空气 |
| 非竞争性 | 俱乐部物品：有线电视、收费公路 | 公共物品：国防、灯塔 |
按两项检验，住房都落在私人物品那一格，而政策争论偏偏不肯待在那里。成本长期最稳的那几套住房体系，都在市场这条轨道旁边另铺了一条非市场的轨道：维也纳有百年历史的市政住房存量，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它为约八成国民提供住房，还有法国的HLM低租金住房。以市场为主的体系只修了第一条轨道，而长期的可负担记录正是沿着这条界线分开的。住房是市场商品还是福利品？拿同一份记录来衡量这两套工具。
公共物品的有效水平是多少？对于私人物品，效率要求每个消费者满足 $MB_i = MC$。对于公共物品，所有消费者同时消费相同数量。效率要求边际收益之和等于边际成本：
这说明了什么： 为了决定提供多少公共物品，将每个人对多增加一单位的估价加总。如果总和超过成本，就提供更多。有效量是综合支付意愿恰好等于生产成本的点。
为什么这很重要： 私人物品由每个人独立决策，公共物品则同时由所有人共享。因此问题不是"某个人的估价是否足够高？"而是"社会整体的估价是否足够高？"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没有单个买方能够获取全部社会价值。
有什么变化： 如果更多人从公共物品中受益，边际收益总和上升，有效量增加。如果技术进步压低了供给成本，有效量也会上升。如果搭便车的激励压低了真实意愿的表达，有些人报出的估价就会偏低，测量到的总和随之下降，物品供给不足。
在完整模式下，方程4.4形式化地表述了萨缪尔森条件。这就是萨缪尔森条件（Samuelson, 1954）。在图形上，因为每个人消费相同数量，我们垂直加总各个MB曲线，找到总MB等于MC的位置。
3个家庭：$MB_1 = 10 - Q$，$MB_2 = 8 - Q$，$MB_3 = 6 - Q$。边际成本：$MC = 6$。
$\sum MB = 24 - 3Q$。萨缪尔森条件：$24 - 3Q = 6 \Rightarrow Q^* = 6$ 小时。
私人供给：家庭1在 $MB_1 = MC$ 处提供：$10 - Q = 6 \Rightarrow Q = 4$ 小时。其他家庭搭便车。供给不足：4小时而非6小时。
图 4.4. 公共物品：垂直加总。调整每个家庭的支付意愿。粗绿色曲线是三条MB曲线的垂直加总。萨缪尔森最优数量是 ΣMB = MC 的位置。私人供给停在最高个人 MB = MC 处，总是不足。悬停查看数值。
例子比比皆是：海洋鱼类资源、地下水含水层、作为碳汇的大气、公共牧场、高峰时段的公路以及野生动物。在每种情况下，资源都是可耗竭的，也就是具有竞争性，同时又对所有人开放，即非排他性。
其逻辑与负外部性完全相同。每个渔民多捕一条鱼获得该鱼的全部市场价值，但捕走这条鱼会减少剩余鱼群，代价由所有其他渔民分摊。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社会边际成本，因此资源被过度开采。
当有 $N$ 个用户时，每个用户 $i$ 最大化私人利润：$\pi_i = B(E) \cdot e_i - c \cdot e_i$，其中 $B(E) = a - E$ 是递减的收益，$E = \sum e_i$ 是总开采量，$c$ 是单位成本。纳什均衡总开采量为 $E_N = \frac{N}{N+1}(a - c)$，而社会最优为 $E^* = \frac{a - c}{2}$。当 $N \to \infty$ 时，$E_N \to (a - c)$，资源被开采殆尽。
这说明了什么： 每个使用者攫取超过其公平份额，因为他们享有开采的全部收益，却只承担资源消耗成本的一小部分。使用者越多，过度开采越严重。
为什么这很重要： 单一所有者会有效地开采资源，因为他承担耗竭的全部成本。但开放准入把成本分摊给所有人，同时把收益集中于个人，于是每个人都会过度开采。使用者越多，过度开采越严重。这就是公海渔业崩溃的原因。
有什么变化： 增加更多使用者会使开采进一步超过最优水平。用征税提高开采成本，或用配额和产权减少使用者数量，都可以使结果回归效率。
在完整模式下，上述纳什均衡推导精确地展示了这一点。图 4.5. 公地悲剧。拖动滑块增加用户数量。每个用户的使用量超过其社会最优份额，因为他们忽略了自己让他人承担的资源耗竭外部性。在单一所有者下，开采是有效的；在多个用户下，资源被严重过度开采。悬停查看数值。
1. 产权，即私有化。将所有权分配给个人或企业。所有者内部化全部资源耗竭成本。冰岛的个体可转让配额（ITQ）渔业制度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 管制。政府对开采施加限制：渔业配额、狩猎季节、水资源使用许可证、排放标准。
3. 庇古税。对每单位开采按等于边际外部成本的税率征税。道路拥堵收费就是一个例子。
4. 奥斯特罗姆的社区治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了在没有私有化或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成功管理公地的社区。成功需要：明确界定的边界、适应当地条件的规则、使用者参与规则制定、有效监控、分级制裁以及便于使用的冲突解决机制。
这在历史上何处发生。公地悲剧形式化的是一段有据可查的历史记录：英格兰公地的圈地运动、纽芬兰大浅滩鳕鱼这类开放准入渔业的崩溃，以及共享牧场的过度放牧。这段经验记录收在经济史卷里。
大气是一系列非常古老的资源约束中最新的一种。一万年来，经济靠的是每年落下的那点阳光，马尔萨斯论证过这个上限逃不掉；煤逃掉了，办法是烧掉地球在三亿年前埋下的阳光。此后每一代人都预言燃料会用尽，每一代都说错了。变的是哪一重限制在起约束作用，从燃料的存量，转到了碳汇的容纳能力。能源与资源：从有机经济到作为约束的气候顺着四个时代追踪这次转移。
市场假设买卖双方拥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良好的决策。当一方比另一方知道更多重要信息时，也就是出现信息不对称，市场可能以可预测的方式失灵。
卖家知道自己的车是可靠的"好车"，价值 \$10,000，还是有缺陷的"柠檬"，价值 \$1,000。买家无法分辨。在50/50的概率下，买家出价 \$1,500。但好车车主拒绝，他们的车值 \$10,000。只有柠檬车被出售。买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只出价 \$1,000。
结果：优质二手车市场消失了。高质量卖家退出，只剩下低质量卖家。
设质量 $q \in \{H, L\}$，价值分别为 $v_H > v_L$。卖方观察到 $q$；买方只观察到先验概率 $\Pr(q = H) = \lambda$。混同价格 $p = \lambda v_H + (1 - \lambda)v_L$ 使得 $H$ 类型卖方只要 $p < v_H$ 就退出，也就是只要 $\lambda < 1$ 就退出。$H$ 类型退出后，买方修正为 $\lambda' = 0$，只有次品以 $p = v_L$ 交易。市场瓦解。
这说明了什么： 当买方无法区分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时，他们会出价平均价格。但这个平均价格对优质产品的卖方来说太低，他们会退出。一旦优质卖方离开，市场上只剩下劣质产品，买方随之调低报价。市场螺旋式下滑：质量下降，价格下降，更多优质卖方退出。
为什么这很重要： 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存在贸易收益，市场也可能崩溃。没有强制要求的医疗保险、没有保修的二手车市场，以及技能不可观察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这种螺旋式瓦解的压力。不是恶意，而是信息差距摧毁了市场。
有什么变化： 如果买方能够通过检验、保修和声誉获取信息，逆向选择的恶化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停止。如果高质量卖方的比例上升，混同价格上涨，退出的人减少。强制参与，例如保险强制令，通过将优质类型留在风险池中防止螺旋式崩溃。
在完整模式下，上述形式化设定精确地展示了逆向选择的瓦解机制。逆向选择的现实解决方案：
有了火灾保险，房主可能对防火变得不那么小心。有了医疗保险，患者可能更频繁地就医。道德风险本质上是隐藏行动的问题。解决方案包括：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这里仅作直觉介绍。第12章通过揭示原理和机制设计正式化逆向选择。第11章提供了思考信息和激励的正式框架。
这一想法的来处。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阿克洛夫1970年的柠檬市场模型、斯彭斯1973年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罗斯柴尔德与斯蒂格利茨1976年的筛选均衡，并通过机制设计得到形式化。经济思想史卷第 11 章（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革命）梳理了这条传承。
在思想史时间线上探索：市场有效性之争，逐个立场展开，其中包括信息经济学的论点：信息不对称会破坏效率结论。
这种瓦解曾经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尺度上发生过。2008年9月，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变得无法估值，而由于没有哪家银行判断得了另一家银行在这些证券上的敞口，银行间市场就停止了交易。全球金融体系的融资市场在一周之内关闭，原因只是缺少关于质量的信息。经济史卷叙述了那场崩溃，以及此后十年临时应变的政策，见论2008年危机及其余波的一章。
阿罗1963年关于医疗服务的论文，第一次把信息不对称这套分析工具对准了一整个部门，而他开列的失灵清单至今仍是标准清单：买者即使消费之后也判断不了质量，需求无法推迟，自愿投保会因逆向选择而瓦解，有了保险又会改变行为。这份清单究竟是在论证要把医疗拿出市场，还是在论证要在市场里设计更好的规则，这是尚未定论的问题。医疗是一个市场吗？把两种答案都拿到新加坡、瑞士和美国的体系上去检验。
伯尼·桑德斯让这句话成为他2016年和202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病毒式传播的片段累积数千万次观看，观众欢呼。道德力量不可否认：美国人每年在医疗上花 \$4.5万亿，得到的结果却比只花一半的国家更差。但宣告某事为"权利"并没有回答经济学真正要问的问题：谁来配置稀缺的MRI机器、外科医生工时和病床，又通过什么机制？
入门玛雅的柠檬水摊产生了正外部性。邻居报告说，玛雅顾客带来的人流增加了附近商店的客流量。估计的边际外部收益为每杯 \$0.30。
城市应该补贴玛雅吗？
$MSB = MB + MEB = (5 - Q/20) + 0.30 = 5.30 - Q/20$。令 $MSB = MPC$：
$5.30 - Q/20 = 0.50 + Q/20 \Rightarrow Q^{**} = 48$ 杯，相比之下市场是 $Q = 45$。
每杯 \$1.30 的庇古补贴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城市对玛雅征收了每杯 \$1.50 的税（第3章），将产量压至40杯，方向完全错误。该税收的动机是财政需要，而非效率。理解外部性框架有助于明确我们在权衡什么。
| 标签 | 方程 | 描述 |
|---|---|---|
| 公式 4.1 | $MSC = MPC + MEC$ | 负外部性下的边际社会成本 |
| 公式 4.2 | $MSB = MPB + MEB$ | 正外部性下的边际社会收益 |
| 公式 4.3 | $t^* = MEC$ 在 $Q^*$ | 最优庇古税 |
| 公式 4.4 | $\sum_{i=1}^{N} MB_i = MC$ | 公共物品的萨缪尔森条件 |
第二部分预告：微积分让一切都变得精确。前面建立的直觉都是正确的，数学则能说出到底"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