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刚从三十年的中央计划、饥荒和政治动荡里走出来。到2008年，它已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有记载以来减贫最快的地方。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三十年重塑了全球经济秩序。
中国自己的改革历程从农业革命（§17.1）经工业起飞（§17.2）走到入世之后的融入（§17.3）。围绕这条主线的，是在中国把发展型国家模式放大之前先演示了它的四小龙经济体（§17.4）、对它作了检验的1997年危机（§17.5），以及印度那场结构上不同的试验（§17.6）。随后把三种史学立场摆到证据面前，看“亚洲世纪”这个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17.7）。
毛泽东留下的那套体制已经走到尽头。三十年的集体农业、大跃进的灾难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对制度的摧毁，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约8亿农民在一套把付出与回报割裂开的集体制度下劳作。大队干部记的工分，与产量之间没有任何有规律的关系。激励机制失灵：一个农民干得更卖力，为集体多打出粮食，自家分到的却不会因此增加。每个劳动力的农业产出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停滞。第15章所诊断的计划经济上限，没有哪里比约1976年的中国农村更看得见。
第6章确认在福利上与约1750年的英格兰可比的长江三角洲，到1978年已是亚洲最穷的几个主要农业区之一，而大分流正是从那条基准线量起的。从并驾齐驱到分化再到毛泽东时代崩溃的这条两百年轨迹，就是后来这一切的起始条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认可了经济改革。这个决定给出的是试验的许可。试验其实早就开始了。安徽省凤阳县的生产队在1977年年底已经偷偷把集体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土地本身仍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包给单个家庭。四川省在赵紫阳手下同时试行企业自主权。三中全会追认的是各省已经试过的东西。
机制就是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保留下来，变的是合约：每家分到一块地，向集体交一份固定的定额，超出的全归自己。旧制度下，多出的一份力气不给这个家庭带来任何多出的回报。新制度下，定额之上每多打一公斤粮食，都归种它的那家人。没有建立新的产权制度，土地仍归集体所有。
1978年到1984年之间，粮食产量上升约35%，农村人均收入大致翻了一番。这场转变没有靠新技术，没有靠新的土地，也没有靠可观的资本投入，只是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之内重新理顺了激励（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诺顿2018年第9章）。这是三十年间一连串先在地方试点，再向全国推开的改革中的第一场制度试验。
农业上的剩余释放出了后来那些工业试验要吸收的劳动力。
改革年代最有特色的制度形式是乡镇企业（TVE，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它由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由委任的厂长在利润激励下经营，又嵌在一套让地方官员对企业业绩有切身利害的财政体制里。乡镇企业是第二代制度试验，一种在任何西方类型学里都找不到对应物的工业形式。
1980年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可以留下辖区内产生的一部分税收。一个拥有盈利工厂的乡镇政府从中得到预算收入，用来办地方公共品，修路、办学、开卫生院，也用来发官员自己的薪酬。所有制是集体的，经营是逐利的，而管住一家乡镇企业的，是它所属地方政府在这家企业上的财政利益。集体所有、逐利经营，再加上靠地方切身的财政利益实现的预算约束硬化，这三样凑在一起，使乡镇企业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混合体。这种形式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类别持续了十多年。
乡镇企业吸收了农业改革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1978年到1996年间，乡镇企业的就业从2800万人增到1.35亿人。它们生产的工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到1990年代初已超过40%，行业从纺织、建材一直到轻型机械。这场高涨集中在沿海各省，那里农业改革推得最彻底，靠近出口市场又把制造业的回报放大了。
经济特区（SEZ）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乡镇企业证明了集体工业企业能在国内经济之内带来增长，那么经济特区要试的是：地理上被圈住的市场飞地，能不能引来外国直接投资并成规模地生产出口制成品，而不必冒全国性市场开放的政治风险。
深圳是这个设想的验证。它1980年被划为经济特区，隔着边界就是香港，这个地理优势决定了它的入选。1979年的深圳是个约3万人的渔农小镇。到2000年，它已是一座约700万人的制造业城市，生产电子产品、纺织品、塑料制品和供全球供应链用的零部件。外国直接投资经由香港的中介流入，建厂的速度是任何计划经济机制都达不到的，第一批农民工从内地各省来到这里，吸引他们的是农业村庄里给不出的工资（诺顿2018）。
开放在地理上的次序是刻意安排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是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设立。1984年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海南1988年成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发区1990年跟上。格局是先沿海、后内地，后果一直延续下来。到1990年代，沿海各省的人均GDP已是内地各省的两三倍（国家统计局分省GDP数据；诺顿2018）。这份不平等是次序化开放的直接后果，它把投资、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都集中到了沿海。
国有企业改革平行推进，走的却是另一条轨道。1980年代中期推出的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把计划定额之上的产出按市场价卖出，同时继续按管制价完成计划任务。这套办法是渐进主义的替代方案，替代的是某些西方顾问主张的休克疗法式价格自由化。它保住了计划经济的内核，同时留出一块可以让价格调整的市场边际。整个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方针把大型国有企业整合成国家队，同时把较小的一批私有化或关掉。国有部门占产出的份额缩小了，却没有出现某一时刻的私有化事件。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将检验1980和1990年代那种面向国内市场的取向能不能撑下去。
谈了十五年之后，中国把自己锁定在了全球贸易体系之内。2001年12月生效的入世，使中国承诺削减制成品关税，约束税率的平均水平从约40%降到约10%，取消进口配额，向外国竞争开放服务业市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并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条件很苛刻，比加在此前入世国家身上的更苛刻。入世同时发出一个可信度信号：中国国内那些在此之前还可以由政治决定翻回去的改革承诺，如今被国际条约义务锁定下来。
中国制造业占世界产出的份额，2000年约为7%。到2010年已达到约28%（世界银行WDI；联合国INDSTAT）。加速集中在入世之后那段时期。
中国制造业占世界产出的份额从2000年的约7%升到2010年的约28%。其中有多少是入世带来的？打开不入世的反事实，2001年以后的路径就换成2001年以前趋势的延续。实际线与反事实线之间的差距，就是入世看得见的因果分量。抬高保留关税滑块，反事实线还会更平，保护越高，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越小。
入世锁定了关税削减、配额取消，以及一个可信度信号，这个信号触发了投资、人口迁移与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循环。出口增长早已在进行，所以即使不入世，份额也会继续上升，只是沿着2001年以前那条更平缓的趋势。反事实线就是2001年以前的增长趋势的延续，再按保留关税这个因子加以压低，它与实际线之间的距离，就是入世多加上去的那一块。
图上既显示了入世以前的轨迹，即从1990年的约3%缓慢升到2000年的约7%，也显示了入世之后的加速。入世扫除了此前约束出口增长的那些障碍，触发了投资、人口迁移与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循环。
中国制造业爆发的另一面，落在此前占着那份产出份额的工业经济体身上。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的地方劳动力市场方法最早见于“中国综合症”（2013），他们在2016年的综述中估计，1999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竞争让美国损失了200万到240万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总就业的数字，包含了波及直接受冲击工厂之外的一般均衡损失。他们提出的“中国冲击”一词，命名的是一个贸易理论在抽象层面预言过的现象，只是模型没有料到它在地理上如此集中，又如此持久。受影响的社区是围绕家具生产、纺织厂、玩具厂和电子组装建起来的市镇。因中国竞争而失去制造业的社区，十年之后仍未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参与率下降，各种社会代价，包括伤残补助申请、阿片类药物处方、家庭破裂，以总量贸易统计所掩盖的方式积累起来。“自由贸易”导读把完整的论证摆了出来。《经济学》第20章（发展经济学）把中国冲击当作贸易导致岗位流失的主要证据。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约26%升到2008年的约47%，二十年里约有3亿人从农村迁入城市。户口制度，即把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社会福利与出生地而非居住地绑在一起的户籍登记制度，在这整段时期一直有效，造成一种二元的城市人口，农民工得不到登记居民享有的那些权益。这场城市化在人口和经济意义上是真实的，在制度意义上却不完整。
中国1980年到2010年的城市化，在绝对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美国镀金时代和日本战后奇迹时期的城市化。此前没有哪个经济体在三十年里把3亿人从农业转移到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吗？亲手驱动这场比较。拖动起点对齐，把中国的曲线挪到与任一对照者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位置。逐个开关对照者，可以孤立出一对一的较量。推高向前推演滑块，看中国按选定速率继续攀升会意味着什么。用单选按钮在归一化起点与日历年份两种横轴之间切换。读数报告的是中国的攀升速率与最陡的那个对照者之比，并点出真正让这件事史无前例的东西：规模。
“历史上最大”这个说法同时关乎速度和规模。单论速度，日本1950—1970年那段压缩的高涨可以追平甚至超过中国，但日本起步时已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人口基数也小得多。起点对齐滑块把各经济体摆到相匹配的发展阶段上，攀升速率可以直接读出来。决定性的差别在规模，同一套做法用在十倍的人口上。向前推演滑块把中国最后一个观测值按选定的速率往后复利外推，也就是最后一个值按选定的年速率逐年复利，这是一个假如继续下去的推演。
英国的城市化从20%走到67%用了一个世纪，中国在三十年里走完了相当的路程，人口还是它的十倍。
1981年到2015年间，按世界银行每天1.90美元的门槛（2011年购买力平价），约有8亿人脱离极端贫困。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990年到2008年之间。中国官方的贫困统计有已知的测量问题，2008年和2010年改过方法，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与世界银行的估计之间也有出入，这意味着这个头条数字的精度只是大概，尽管它的方向和数量级并无争议（世界银行PovcalNet）。
约8亿人跨过了极端贫困线。这个大数字取决于线画在哪里吗？在世界银行的三条门槛之间移动贫困线：极端贫困线每天1.90美元，中低收入线3.20美元，中高收入线5.50美元，三条都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贫困发生率序列会重画，推算出的贫困人口数也随之重算，那个约8亿的数字如何随线移动，可以直接看到。无论用哪条门槛，下降都是真实的，下降有多大则取决于线。
线画得高，起点上算作穷人的就多，于是“脱贫”的那个总人数会随线一起变大，但无论用哪条门槛，轨迹都还是塌向零。约8亿这个数字取决于线，方向却不取决于线。推算的贫困人口数等于贫困发生率乘以当年人口。
降得最陡的是1990年到2008年，正是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入世后制造业扩张的那段时期。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这个问题，在这里找到了它最有力的单一正面例证。
亚洲四小龙已经演示过中国正在放大的那套模式。1997年，这套模式遇上了一场危机的检验。
在中国把发展型国家模式放大之前，有四个经济体证明了它行得通。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在西方发展理论的经典论述里毫无先例的道路。
这个原型还能往前追。明治日本是最初的发展型国家，它是第一个通过有意的国家协调、有选择的制度借鉴，以及先国家孵化、后私人放大的两阶段战略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经济体。日本的战后奇迹就建在那些基础之上，把发展型国家模式延伸到高生产率水平上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四小龙在1960和1970年代继承并改用了日本的样板，中国则在1980和1990年代以十倍的规模继承并改用四小龙的样板。这条链条是第8章到第14章再到第17章。
四小龙做对的事情围绕四根制度支柱展开。第一，出口导向工业化：这些经济体太小，搞不了进口替代，于是把整个产业政策都朝着国际竞争力去定，用出口表现当作反馈机制，既约束企业，又指示哪些行业值得继续扶持。第二，人力资本投入：普及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走在工业化前面，工厂来之前就先有了识字的劳动力。第三，把基础设施当作国家优先事项：不是等需求出现再修，而是让港口、公路和电力走在私人需求之前。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政府挑选行业，通过开发银行把信贷导向它们，并在它们扩大规模的那段时间里挡住外国竞争。
四小龙的制度设计与教科书式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分歧，在协调的机制上。资本账户管制限制了投机资本的流动。定向信贷把储蓄经由开发银行以低于市场的利率输送给国家选定的产业。政府挑出的产业国家队，三星、现代、台积电，得到优待，明确的条件是必须出口。查默斯·约翰逊在研究日本通商产业省时给出的发展型国家定义，不是苏联意义上的计划国家，而是一个顺应市场的国家，它把投资引向高生产率部门，同时用市场纪律，也就是出口竞争，来做业绩检验。
韩国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约100美元（当年美元）升到1995年的约1万美元，三十五年里长了一百倍。台湾的轨迹与之相当。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转口贸易港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样的收敛速度，除了日本自己的战后经历之外没有先例。预言这种追赶的形式化分析工具，即从低资本劳动比出发的索洛—斯旺收敛，以及收敛真正会发生所需的内生增长条件，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四小龙和中国是它的教科书级经验案例。
中国把四小龙的那套做法拿来改用了，可它追赶的速度比起来如何？只看水平会看错，四小龙比中国早几十年就开始攀升。用起始水平对齐控件把各经济体摆到相匹配的发展阶段上，曲线显示的就是追赶速度。收敛速度读数报告的是各经济体在对齐后的窗口内的年化增长。中国的速度就在四小龙之列，它的规模则大一个数量级。
收敛讲的是从一个可比的起点算起的速度。把各经济体对齐在比如人均GDP为1000美元处，从那里各自爬得多快就能读出来。中国的年化速度是四小龙那一档，史无前例的是同时在做这件事的人口。速度等于对齐后的窗口内人均GDP的年化增长。
中国把这套做法用在了十倍的人口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都是针对中国条件做出来的制度创新。但底下的逻辑是同一套：国家导向的投资，把出口取向当作业绩纪律，对国内产业有选择地保护，以及按次序融入全球经济。韩国的出口部门长大时，影响的是地区内的竞争者。中国的出口部门长大时，重塑的是全球制造业的秩序。
1997年的危机要检验的是，这套模式是否像它的增长数字所显示的那样禁得住。
1997年7月，泰铢崩溃。泰国银行把储备耗在守一个市场已经不再相信的汇率钉住上，7月2日放弃了钉住。泰铢几周之内跌了20%。随后是一场连锁反应，几个月内蔓延到东南亚和东亚，在这套模式的设计者没有料到的条件下考验着发展型国家。
触发机制是没有相应金融监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整个1990年代前期，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向外国流入开放了资本账户，吸引它们的是套息交易，即以低利率的日元或美元借入，以高利率的本币放出，也是这一地区的增长记录。热钱涌进来，资产价格上涨，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被以美元计价的短期债务撑大。信心一反转，同一套机制反向运转：外国债权人撤出，货币下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按本币算膨胀起来，那些短借美元、长贷本币的银行同时面对挤兑和资不抵债。这场危机是自我实现的，因为资本外逃本身就造成了它所害怕的那种资不抵债。
传染从1997年7月的泰国起，走到8月至10月的印度尼西亚、11月至12月的韩国，以及与之同时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1998年的GDP收缩13%，韩国收缩5.8%，泰国收缩7.6%。菲律宾受到波及但恢复最快。香港在极大压力下守住了联系汇率制度，代价是政府在股市上做了一次相当于市值8%的干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的药方照的是它的标准公式：财政紧缩，为守货币而提高利率，把结构改革，即关闭银行、改变公司治理、贸易自由化，当作紧急贷款的条件。反对声浪立刻就来，而且持久。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公开论证说，基金组织的紧缩性药方加深了危机，在正经历资本外逃的经济体里提高利率，反而加速了这项政策本该防止的那些破产（斯蒂格利茨2002）。这份批评落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里：整个亚洲都把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看作西方机构的越权。
马来西亚的应对是非正统的另一条路。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1998年9月实行资本管制，把林吉特固定住，禁止马来西亚证券的离岸交易，并要求外国证券投资在国内至少停留十二个月。这些管制违反了华盛顿共识的每一条药方。主流看法预测的是灾难：资本外逃，投资者抵制，信誉永久丧失。结果马来西亚经济恢复的时间表与接受基金组织方案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大致相当，却没有付出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紧缩带来的社会代价。随着形势正常化，管制被逐步取消。这一段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之争中的经典案例，它说明对金融危机的非正统应对是可以奏效的，至少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奏效，即有一个有公信力的国家、一套运转着的官僚机构，以及临时且有针对性的管制而不是永久的自给自足。
第16章作为学说叙述过的华盛顿共识，在1997年遇上了它的经验检验。这一整套政策，即贸易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财政纪律、私有化，此前一直被当作普遍适用的发展药方推行。1997年的危机表明，没有金融监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其中致命的那一味：那些放开了经常账户即贸易，同时保留资本账户管制（对投机性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的经济体活了下来，两样都放开的则垮了。
中国和印度提供了那场自然实验。整个1990年代两国都保留着资本账户管制，都没有出现危机。中国1998年的GDP增长7.8%，印度6.2%。与泰国（GDP −7.6%）、印度尼西亚（−13%）和韩国（−5.8%）的对比，是一场干净的自然实验。在资本账户开放上走渐进路线的经济体，即改革贸易和国内市场，同时限制金融资本流动的那些，毫发无伤地挺了过来。把资本账户向短期流动开放的那些则垮了。GDP地图显示了这种分化：把中国和印度1997年到2000年的平滑轨迹，与泰国和韩国的急剧收缩比一比。
中国和印度保留了资本管制，平安渡过1997年，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开放了资本账户，结果垮了下来。管制真的会改变结局吗？每个危机经济体都从它的实际路径起步，用的是以1996年为100的实际GDP指数。翻转一国的资本管制开关，它的模拟路径就会离开崩盘，转向中国和印度所处的那种有管制的状态。参照线显示的是有管制的基准。
崩盘是通过热钱的反向流动起作用的：外国债权人撤出，货币下跌，美元债务膨胀，银行遭挤兑。资本管制放慢这种反向流动，钝化的恰恰就是这条渠道。反事实按照从中国与印度的经历中估出的管制因子压低1997—1998年的冲击，所以有管制的路径不会走向崩盘，而是弯回它们那条平滑的轨迹。这是一个示意性的假如。
危机的遗产分三个方向。第一，华盛顿共识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那条药方在亚洲失去信誉，而贸易自由化继续。第二，渐进式资本账户管理得到印证，在1997年所处的条件下，中国和印度的做法被经验证明优于快速自由化。第三，预防性的储备积累，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在2000年代建起庞大的外汇储备，决心再不面对1997年储备不足所造成的那种脆弱。这些动态背后的形式化机制，即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以及迫使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取舍的开放经济三元悖论，是《经济学》第17章（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主题，1997年的危机是它最鲜明的自然实验案例。
` -->作为发展学说，华盛顿共识属于思想史那本书所梳理的一条思想脉络，从刘易斯和罗斯托，经普雷维什与依附理论，直到森（第16章，发展经济学）。
印度熬过了这场危机，它拿自己的改革做了什么，则是另一个结构性问题。
印度1991年的危机逼出了一场改革，其分量不亚于十三年前邓小平的开放，而它造就的是一个结构上不同的经济。1991年6月，印度的外汇储备已跌到约合两周的进口。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印度付不起必需的进口。这场危机成了触发点，逼出了政治体制封堵了几十年的改革。
曼莫汉·辛格在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手下任财政部长，废除了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即那套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经营决定都要政府批准的工业许可制度，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要不要扩产能、要不要进口投入品，无一例外。改革取消了大部分工业许可，五年里把关税从平均约85%降到约25%，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了若干部门，对金融体系作了部分放松管制，并开始谨慎地缩小国家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角色。
印度的GDP增长率从1970和1980年代年均约3.5%，即所谓“印度教徒式的增长率”，升到2000年代的约6%到8%。加速集中在服务业，即信息技术、业务流程外包、电信和金融服务，而不在制造业。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浦那成了全球的IT服务枢纽。服务业这条路是印度独有的制度结果。
制度结构解释了印度为什么没有复制中国的制造业起飞。民主制对征地的约束，使制造业集群所需要的大片连片土地难以凑齐。印度的联邦结构意味着劳动法、基础设施供给和商业监管在28个邦之间各不相同，无法实行单一制国家能推行的那种协调的产业政策。《劳资纠纷法》使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实际上无法裁员，抑制了大规模的制造业就业。公路、港口和电力落后中国十年甚至更多。投资流向了那些不需要大规模征地，不需要协调的基础设施，也不需要灵活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即IT服务、制药和金融服务。
| 指标 | 中国 | 印度 |
|---|---|---|
|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 约32% | 约16% |
|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 约42% | 约54% |
| 城市人口比重 | 约47% | 约30% |
| 贫困发生率（每天1.90美元） | 约13% | 约33% |
中国的制造业份额是印度的两倍，印度的服务业份额则更高。中国城市化更快，印度减贫更慢。印度的制度结构把增长引上了一条不同的部门路径。服务业这条路每单位GDP增长带来的低技能岗位少于制造业那条路，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增长加速虽是真实的，却比中国相当的增长率带来更慢的减贫和更少的城市化。
越南1986年启动的革新开放（doi moi），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外部效度的检验。在所有经济体中，越南对中国改革样板的照搬最为彻底。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保持政治控制，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农业改革先于工业改革。国家把投资引向面向出口的制造业。相当于经济特区的园区吸引外国资本。2007年的入世把开放锁定下来。三方面的制度相似支撑着它，一党执政提供了推行、修正和收回改革的国家能力，一支可供制造业就业的庞大农村劳动力，以及在地理上贴近那个早已把华南纳入其中的东亚供应链网络。越南的制造业部门在2000年代迅速增长，把劳动力从农业吸进服装、电子和鞋类生产，那条轨迹几乎是中国十五年前经济特区时期的重演。GDP地图上的越南注记显示了这条增长轨迹。中国的改革道路在足够相似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复制的，条件是一个有能力的威权国家、渐进的次序安排，以及面向制造业出口的战略。
三场改革试验，中国、印度、越南，制度设计不同，结果也不同。
三十年里，中国从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二大制造国和最大的贸易国。约8亿人跨过了极端贫困线。有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可比的结果。
到1990年代，沿海各省的人均GDP已达到内地各省的两三倍。户口制度维持着城市人口的二元结构，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者在城里工作，却拿不到城市公共服务。城乡收入差距在绝对贫困下降的同时反而扩大。这场改革同时带来了增长和不平等，前者并不抵消后者。
这个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版本在《经济学》第20章。索洛—斯旺收敛预言较穷的经济体应当增长更快，内生增长模型则预言制度质量决定收敛究竟会不会发生。既然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收敛了，那么让这一收敛得以发生的制度机制是什么？
三种立场对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回答。
林毅夫的“遵循比较优势”框架论证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让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相合。在《解读中国经济》（2012）和《繁荣的求索》（2012）中，林毅夫主张，发展中经济体在利用自己当下的比较优势时增长最快，就中国而言是充裕的劳动力，而不是试图一步跨入资本密集部门。国家的角色是辅助性的：提供基础设施，维持稳定，并清除那些妨碍企业进入与本经济体禀赋结构相合的部门的约束。照这种解读，改革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让中国的劳动力充裕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表达出来，先是乡镇企业，再是经济特区的工厂，然后是入世之后的全球供应链。林毅夫处在思想史那本书所梳理的发展经济学脉络中（第16章，发展经济学），中国的记录在那里是遵循比较优势式发展的经验佐证案例。
丹尼·罗德里克对新自由主义那种解读和林毅夫的框架都提出挑战。在《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2007）中，罗德里克论证说，成功的发展所要求的既不只是把价格弄对，即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也不只是遵循比较优势，即林毅夫的药方，而是建立起让国家能够试验、学习和纠错的制度能力。照罗德里克的解读，中国的成功来自非正统的产业政策，国家通过经济特区、定向信贷、贸易保护和对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让要求，主动塑造市场。四小龙的先例支持这一解读，韩国和台湾大量使用产业政策，用的方式违反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以此实现结构转型。罗德里克的立场是没有普遍适用的药方，成功的发展政策取决于具体处境，需要本地知识，也取决于国家有没有能力在不被俘获的情况下实施有选择的干预。罗德里克的解读属于从凡勃伦到阿西莫格鲁的制度主义传统（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
新自由主义或市场转型的那种解读，出自1990年代初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也见于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1993）中的一些内容，它主张中国的增长来自市场自由化，即取消计划约束、引入价格信号、保护产权，即便不是法律上的、至少是事实上的。照这种解读，改革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把中国推向市场配置、推离中央计划。这个立场正确地指出了市场激励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靠市场激励起作用的，乡镇企业的厂长对利润信号有反应，经济特区的工厂在市场条件下运转。但它把制度机制说错了，因为它把这些改革当成向某种市场经济样板的趋同，而实际出现的那些制度形式，即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社会主义国家之内的经济特区，在市场经济里没有对应物。
§17.1到§17.6的证据支持第四种解读：改革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既有次序，又有依托。“有次序”指制度试验在向全国推开之前先在地方试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在安徽试，再全国采用（§17.1）。乡镇企业先从地方财政激励中长出来，然后才被承认为政策（§17.2）。经济特区先在地理上被圈住，沿海开放政策才推而广之（§17.2）。入世发生在国内市场发育了二十年之后（§17.3）。“有依托”指这些试验是在一个有能力推行、修正和收回的国家之内运作的，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纪律，能在不发生系统性崩溃的情况下纠正失败，并在一场转型中维持政治稳定，而同样的转型在别处，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带来的是国家解体。四小龙的先例（§17.4）显示发展型国家模式能带来持续增长。1997年的危机（§17.5）证明渐进式的资本账户管理优于快速自由化。在印度（§17.6），不同的制度结构，即民主制的约束、联邦制的碎片化、劳动法的刚性，把同一股改革冲动引向了不同的部门结果。越南（§17.6）表明，中国模式在足够相似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复制的。
这个故事在世界体系层面的后果，即超级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全球收入分配的“大象曲线”，是第18章的主题。2008年之后的轨迹，即中国的增长放缓、印度的继续上升、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则是第19章的。
诺顿（2018）；林毅夫（2012年两种）；罗德里克（2007）；奥托尔、多恩与汉森（2013）；萨克斯与胡永泰；世界银行《东亚奇迹》（1993）；世界银行PovcalNet；麦迪森项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贝罗赫（1988）；德弗里斯（1984）；布卢斯坦（2001）；斯蒂格利茨（2002）；拉德利特与萨克斯（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