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什么始于西北欧？长江三角洲、莫卧儿腹地、奥斯曼核心区迟至1750年仍然一样富庶、一样商业发达，为什么不是它们？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中心问题。四种主要解释彼此竞争：彭慕兰的煤炭与殖民地论，罗伯特·艾伦的高工资经济论，乔尔·莫基尔的有用知识文化论，以及阿西莫格鲁、罗宾逊与诺思的制度论。
上一章结束时，近代早期的世界已是一个一体化的商业体系，却还不是一个已经分化的体系。到1750年，世界主要经济核心区在可测量的维度上仍大体可比。到1850年，它们不再可比。问题是为什么。
直到1990年代后期，教科书的标准叙事都假定欧洲的经济领先由来已久：欧洲的制度、文化或地理中的某种东西，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已使西北欧比亚洲富有。以彭慕兰、王国斌、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迫使这一叙事作出修正。在解释持续增长从何处出现时真正要紧的那些可测量维度上，欧亚大陆各领先经济核心区一直到18世纪都仍然可比。分化是真实发生的。
比较需要选对单位。“欧洲对亚洲”太粗，它把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威尼斯的商业一并平均，把青藏高原和长江三角洲的贸易网络一并平均。彭慕兰在方法上的创新，是拿每个主要文明内部最先进的那个核心区来比。欧洲取英格兰与低地国家。中国取长江三角洲，即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南密集的商业网络。印度取德里周边的莫卧儿腹地与印度河—恒河平原上游。奥斯曼帝国取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与安纳托利亚西部一带的核心区。这些就是可比较的核心区：欧亚各文明把自己的经济能量集中于其上的地方。
可比性在数据里是什么样子？罗伯特·艾伦的福利比率序列，把一名工人的年收入表示为一个仅够维持生存的消费篮子的倍数，篮子里是按当地最便宜的价格计算的食物、燃料、住所和衣着。福利比率等于1.0，意味着这名工人挣到的恰好够一家人维持在生存线上，等于4.0就是这一水平的四倍。按艾伦的数据，1500—1700年间伦敦工人大致在2.5到4.0个生存篮子之间，1500年前后最高，17世纪中叶下探，接近1700年时回升。北京大约在1.5，德里约1.1，伊斯坦布尔在1.5到2.0之间。
这看上去像一道差距。但福利比率这套方法本就是为吸收跨文化差异而设计的：篮子按当地价格计价，热量门槛照当地饮食设定，比较所测的是与同一条底线的距离。伦敦的比率更高，有一部分反映的是北欧维持生存的成本更高，燃料更多，动物蛋白更多，御寒的衣物更多。真正要紧的问题是，这些差别意味着不同的经济体系，还是同一个欧亚区间内部的地方变体。加州学派的答案是后者。他们最强的说法是：“两个核心区都没有摆脱那道约束一切前现代农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产率前沿。”
城市化讲的是同一个故事。1500年，长江三角洲是地球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约10%到15%的人口住在万人以上的城市里，与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相当。罗兹曼和施坚雅从中国方志中重建出来的证据，显示出一套成熟的城市层级：市镇供养区域中心，区域中心供养长江沿岸的大都会。整个16、17世纪，伊斯坦布尔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奥斯曼核心区维持着一张从伊兹密尔延伸到阿勒颇的商业城市网络。莫卧儿治下的德里—阿格拉走廊，支撑起密集的手工业生产和长途贸易。
| Metric | 长江三角洲（稻作水田） | 英格兰（圈地旱作） |
|---|---|---|
| 每英亩产量 | 更高。集约的多熟灌溉体系，条件好的地区一年两熟到三熟 | 更低。单作轮种，18世纪中叶起采用诺福克四圃轮作 |
| 每劳动力产出 | 更低。劳动密集型耕作，需要大量季节性劳动力 | 更高。单位产出用工更少，圈地减少了用工需求 |
| 市场整合 | 很深。江南的区域市场能在数周之内把粮价传导数百公里 | 很深。到1700年已形成一体化的粮食市场，18世纪中叶起有运河网络 |
| 总体生产率位置 | 处在马尔萨斯前沿：从可用土地上取得尽可能多的热量 | 处在马尔萨斯前沿：从可用土地上取得每个劳动力尽可能高的产值 |
农业生产率是一切前工业经济生活赖以立足的基础，约1750年，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两套体系都处在马尔萨斯前沿。长江三角洲的稻作水田农业，每英亩产量高于英格兰的圈地旱作农业，集约的灌溉体系从同一片土地上取得了更多热量。英格兰农业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更高，这反映的是更高的劳动成本，而劳动成本日后成为分化这段故事的核心。两套体系都没有明显的整体优势。
商业的成熟程度也印证同一格局。长江三角洲有覆盖整个江南的商帮网络，有比欧洲汇票早几个世纪的信用工具，还有深到足以在数百公里之间套利粮价的市场整合。莫卧儿腹地运行着洪迪（hundi）体系，那是一张高效的汇票网络，与之并行的还有复杂的土地税收安排，充当着一个幅员横跨次大陆的帝国的财政基础设施。奥斯曼核心区把穆卡塔阿包税制、庞大的行会网络与地中海贸易的整合结合在一起。
这些地区并不“一样”。它们的政治结构、人口格局、生态约束和文化取向都大不相同。可比性的主张要窄得多：在解释持续的人均增长最先出现在何处时真正要紧的那些经济维度上，欧亚各领先核心区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一个可比的区间之内。
艾伦的福利比率序列是最核心的一份证据。四座城市，四个世纪，一幅图。
这幅核心数据图请自己动手拨一遍。切换指标，观察同一个形状反复出现：四条线先并行在一个可比的区间之内，1750年前后开始散开。这场分化在各项指标上都成立，实际工资、城市化、人均GDP都显示出它。一幅静态的单指标图表说不出这一点，在几个指标之间来回切换才说得出。
图6.2（交互图）。 四个可比较的核心区在四项指标上的表现，1500—1820年。阴影带标出约1730—1800年这段分化的起点。北京在此用作中国核心区的代理，彭慕兰关于双方对等最强的主张，针对的是长江三角洲，即江南。农业生产率是点估计，不带不确定性区间。1700年以前的德里和伊斯坦布尔序列，重建的不确定性很宽，切换即可看到。数据：艾伦（2017）、帕慕克（2018）、博尔特与范赞登（2020）、布罗德伯里（2018）。切换指标，先并行成带、随后分开的形状会反复出现。
假如这场分化只是某一条测量不佳的序列造成的假象，换一个指标，格局就该散掉。它没有散。福利比率、城市化、人均GDP都显示各核心区在1700年以前挤在一起，1750年前后开始拉开。
1500年到1700年之间，伦敦、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四条线都在同一个宽区间里移动。伦敦的福利比率在2.5与4.0之间波动，16世纪价格革命之后下探，接近1700年时回升。北京稳在1.5上下，反映的是明末清初商业经济的稳定。德里更低，约在1.0到1.5之间，不确定性也更宽，因为存留的文献记录更稀疏。伊斯坦布尔在1.5与2.0之间波动，受到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几次铸币贬值的扰动，那几次贬值把实际工资压低了一代人之久。
1750年前后，几条线分开了。伦敦开始抬升，从1725年的约3.6升到1820年的4.5，此后在整个19世纪陡峭上行。北京持平或略降。德里停滞。伊斯坦布尔上下浮动，看不出方向。到1820年，原先那条松散的、彼此可比的福利比率带已经张开成一个扇形。到1870年，扇形已经变成一道鸿沟。
城市化曲线呈现同一格局。按2500人以上聚落这一宽口径的市镇标准，英格兰的城市化率在1750年前后开始攀升，从约20%升到1850年的50%以上，而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则停滞，或从近代早期的高点略有回落。上面那幅交互图用的是更窄的可比较核心区口径，即万人以上的城市，按这一口径，英格兰在同一窗口内从约6%升到11%—12%。先并行成带、随后分开的形状是一样的，只是门槛不同，水平也就不同。麦迪逊项目（博尔特与范赞登）的人均GDP重建印证了这一形状：1500年到1820年间英国的人均GDP大致翻了一番，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则大致走平。随后19世纪出现了一场爆发式的分化，西北欧在一代人之内拉开了四倍甚至更多的差距。
关于时点，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实际工资上的分化在约1750—1800年就已可见，早于工业化最剧烈的阶段。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还没有大规模开工，伦敦的工资就已经在拉开与北京的距离。工资的分化有一部分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第二，人均GDP的分化在节奏上与工资的分化不同。GDP序列的剧烈分离要到1820年前后才开始，比工资晚了一代人。GDP地图从1820年起步，是因为麦迪逊项目的重建在此之前太稀疏。
艾伦的伦敦福利比率序列建立在建筑业的工资记录之上，那批记录扎实、连续、有据可查。他的北京序列取自清代档案中的米价和技术工人工资，并以布罗德伯里独立做出的亚洲GDP估计相补充。谢夫凯特·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数据用的是奥斯曼的白银工资记录，并明确交代了铸币贬值带来的扭曲。德里1700年以前的数据不确定性区间最宽，因为文献记录更稀疏，而福利比率所依据的篮子假设取自更晚的时期。
这些都不足以否定这项比较。分化的形状在不同指标之间、在不同学者的重建之间都很稳健。实际工资、城市化、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费，全都显示同一个格局：先是彼此可比，随后分开，拐点落在1750年到1820年之间。要问的是，这场分化为什么发生在它实际发生的那个地方。
上面那个数据浏览器止于1820年，福利比率数据到此为止，GDP地图正从这里开始。这里把两个时段接到同一条轴上，完整的曲线于是一眼可见：1700年以前彼此可比，1750年前后开始分开，此后在整个19世纪不断加速。切换无断点的反事实：虚线是假如1750年前后那个拐点从未发生、英国本会走出的路径。两者之间的缺口，就是这场分化。
图6.3（交互图）。 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分化，1500—1914年，英国（GBR）对中国、莫卧儿、奥斯曼三个核心区，代理分别为CHN、IND、TUR。1820年以前是实际人均GDP的重建（福利比率数据集），1820年以后是麦迪逊式的延续。区域核心区由代表性国家代理，数据集的接缝落在1820年。这是一条一路加速的曲线，接缝只落在它中间。
关于分化叙事，有一种疑虑：它把两个不同的数据集缝在一起，1820年以前是工资重建，1820年以后是GDP序列，所谓“拐点”不过是两者之间的接缝。把两段放到同一条轴上，这个疑虑就有了答案。接缝之前，几条线已经在散开；1820年以后的加速，延续的是一场更早开始的分离。
彭慕兰的论证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指明了什么使西北欧与众不同。如果可比较核心区这一框架确立了欧亚各领先地区在约1750年处于相近的生产率前沿，那么分化就必须由某种只在一处、而不在别处改变了组合的东西来解释。彭慕兰指出的是两样：煤炭和殖民地。
英国坐落在容易开采的煤层之上，这些煤层集中在人口中心和可通航水道附近。诺森伯兰、南威尔士、约克郡和中部地区的煤田，都在日后要工业化的那些城市的经济可及范围之内。煤就是能源。在煤之前，地球上每一个经济体靠的都是农业每年捕获的那份太阳能流量：养活人力的粮食，驱动畜力的草料，供热的木柴和木炭。这份流量设下一道上限。人口增长挤压着生产粮食和燃料所需的土地，城市化又把需求集中起来，而乡村腹地跟不上。约束一切前现代经济的马尔萨斯上限，是一道能源上限。
Coal broke it.
英国的煤产量从1700年的约300万吨增至1800年的1500万吨，这五倍的增长发生在蒸汽机被采用之前，也使这一采用成为可能。到1850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到1900年达到2.25亿吨。每一吨煤释放出的能量，要靠若干英亩土地种出的木材才顶得上。里格利算过，到1800年，英国的用煤量相当于一片假想森林的能量产出，那片森林要多占几百万英亩土地，而这样的土地英国既没有，也长不出来。
长江三角洲没有对应的条件。中国的煤炭储藏集中在山西和北方内陆，距离商业发达的沿海与沿江城市有数百公里。中国的煤在哪里，中国的商业成熟度在哪里，两者在地理上对不上，长江三角洲因此复制不了英国的能源突破。这是彭慕兰的第一根支柱：煤炭是一份纯属偶然的地理禀赋。
第二根支柱是殖民地。新世界，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大西洋种植园经济，提供了彭慕兰所说的幽灵耕地（ghost acreage），把英国的生产基础在结构上向大洋彼岸延伸。这个说法彭慕兰借自博格斯特罗姆，指的是新世界为英国提供的、相当于本土之外的额外耕地。西印度群岛的糖料种植园与棉花、北美的木材，以及1500年到1870年间运走了一千二百多万非洲奴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使英国得以支配国内无法再生产出来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
没有新世界，英国18世纪后期的经济会面对长江三角洲面对的同一道土地约束：人口不断上升，压向有限的农业腹地，仅靠国内手段没有突破马尔萨斯上限的指望。种植园经济以资源的体量纾解了这一压力。棉花养活了兰开夏的工厂。糖养活了伦敦的工人阶级。木材造出了船。这些资源之所以流动，是因为一个经三个世纪殖民而建成的大西洋贸易体系，已经把它们组织成了流动的状态。
彭慕兰的论点由两根支柱撑起：煤炭和殖民地，缺一不可。逐项切换。两项都打开时，产出路径在1750年前后突破虚线标出的马尔萨斯上限。关掉煤炭，能源约束开始收紧，路径贴着上限走平。关掉殖民地，路径会上升，但土地约束一收紧就停住。两项都关掉，路径被死死压在上限之下。彭慕兰所论的，正是这种两边同样受制于马尔萨斯约束的世界：若非煤炭与殖民地，英国和长江三角洲本会一同留在其中。任何一根支柱单独都突不出去。
图6.5（交互图）。 英国产出轨迹的示意曲线，对照马尔萨斯的能源与土地上限，煤炭与幽灵耕地是两条彼此独立的突破机制。示意图。这条轨迹不是重建的历史序列，而是彭慕兰论证的一个示意模型，它呈现的是这一双机制论点的逻辑。
每一个前现代经济体靠的都是农业每年捕获的那份太阳能流量，可用的土地和燃料因此有一道刚性的上限。煤炭添进来的，是这道上限没有计入的一笔化石能源存量。殖民地添进来的，是海洋另一侧的土地，以及那片土地长出的热量、纤维和木材。彭慕兰的主张是，要突破，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廉价能源而没有额外土地，从田里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会挨饿。只有额外土地而没有廉价能源，还是会撞上同一道燃料的硬约束。两个开关彼此独立，因为这个论点本身就是。
彭慕兰的主张是结构性的：没有煤炭禀赋，没有殖民地的资源基础，使持续的人均增长在英国成为可能的那套经济组合就不会成立。长江三角洲在几乎其余每一个经济维度上都与英国相当，却两样都没有。正是这份地理上和结构上的缺失，让分化变得可以解释。
艾伦的论证补上了彭慕兰的叙述所留下的那个机制。
如果说彭慕兰解释的是英国为什么有对路的组合，即煤炭加殖民地资源基础，那么艾伦解释的是这套组合如何产生出推动起飞的那些创新。艾伦的出发点很简单：创新对价格作出反应。劳动相对于资本和能源昂贵时，企业就有经济上的动机用机器替换工人。劳动便宜时，就没有。约1750年的英国工资全世界最高，能源全世界最便宜。这一要素价格组合在可比较的各核心区中独一无二，它使节省劳动、使用资本的技术在英国有利可图，而在别处都不是这样。
| Core | 实际工资水平 | Energy cost | 工资÷能源指数（伦敦=1.0） |
|---|---|---|---|
| London | 高（4.0个生存篮子） | 低（煤炭充裕，易于取用） | 1.00 |
| Amsterdam | High (3.5–4.0 baskets) | 中等（泥炭，进口煤） | 0.75 |
| Beijing | Low (1.5 baskets) | 高（煤矿遥远，用木炭） | 0.15 |
| Delhi | Low (1.0–1.5 baskets) | 高（木柴、畜粪、木炭） | 0.10 |
| Istanbul | 中等（1.5到2.0个篮子） | 中偏高（木柴，进口燃料） | 0.20 |
艾伦的数据把这套组合摆了出来。约1750年，无论用哪一个口径一致的篮子来算，伦敦的实际工资都是北京的两到三倍。英国的煤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便宜的能源。工资与能源成本之比，英国高出其余任何核心区三到五倍。一位英国制造商掂量一台机器值不值得投资，那台机器用一名工人加煤炭动力顶掉十名工人，这笔算术偏向机器。苏州的一位中国制造商面对同一个问题，手里是低工资的工人，又没有便宜的煤，这笔算术指向另一边。
这就是要素价格诱致的创新：技术变迁的方向由相对要素价格决定。形式化的版本见《经济学》第13章，那里表明，当工资与资本成本之比超过生产前沿上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时，节省劳动的创新就成为成本最低的路径。历史的版本要具体得多。
| Year | 印度手工纺纱（便士／磅） | 英国蒸汽纺纱（便士／磅） | 竞争地位 |
|---|---|---|---|
| 1780 | 6 | 12 | 印度手工纺纱的成本只有蒸汽的一半 |
| 1790 | 6 | 8 | 差距在缩小，蒸汽仍然更贵 |
| 1800 | 6 | 4 | 拐点：蒸汽在成本上胜出 |
| 1810 | 5 | 2 | 蒸汽的成本只有手工的五分之二 |
| 1815 | 5 | 1.5 | 蒸汽的成本只有手工的三分之一，印度纺纱失去竞争力 |
约1780年，印度手工纺纱工人每磅棉纱的成本约为6便士，与英国的手工纺纱相当，远低于早期粗糙的蒸汽动力替代方案，后者每磅约12便士。机器相对于它所替代的东西是昂贵的。但英国工资高到足以让这笔资本投入靠省下的工钱收回成本，而印度工资只有英国的零头，同样的账算不过来。蒸汽技术每一代都比上一代便宜一点，因为每一代都比上一代多赚一点。
拐点出现在1800—1810年前后。经三十年的反复改良，蒸汽纱每磅的成本从12便士降到8便士，再到4便士，最后低于2便士。英国的蒸汽纱在1800年前后第一次压过印度的手工纱，到1815年，差距已成定局。机器之所以赢，是因为英国要素价格的经济账让每一代改良都值得有人出钱。
同一台机器，为什么在英国划算，在印度却不划算？移动工资与能源成本之比（w/r）。在约1750年劳动昂贵、能源便宜的英国，节省劳动的机器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蒸汽胜出。把这个比值往下拖向约1750年的印度，交叉点随之移动：手工纺纱更便宜，机器成了浪费。同一项技术放进两个要素价格世界，产生的是两个各自都合理的选择。这就是艾伦的诱致性创新逻辑。
图6.8（交互图）。 随工资／能源成本之比变化的成本最低技术，图上标出约1750年的英国与约1750年的印度。交叉点是蒸汽超过手工纺纱的位置。依艾伦的成本算术改写成的示意图（艾伦2009，第7章）。曲线呈现的是要素价格的逻辑，确切的交叉点是教学上的抽象。
一台机器省下的工资够抵它的能源和资本成本，它就值得买。工资高，机器就划算。劳动便宜，机器就是浪费。英国工资高、煤炭便宜，这笔算术偏向机器。每一台机器都有利可图，下一台更好的机器就有人出钱。印度工资低，同一笔算术指向另一边，反复改良的过程于是从未启动。
设劳动密集技术（手工纺纱，劳动系数 $a_L$）下一单位产出的成本为 $c_L = w\,a_L$，机器技术（蒸汽，劳动投入 $b_L < a_L$，但资本／能源投入 $b_K > 0$）下为 $c_M = w\,b_L + r\,b_K$。当 $c_M < c_L$ 时，机器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即
$$ \frac{w}{r} > \frac{b_K}{a_L - b_L} \equiv \theta. $$
门槛 $\theta$ 由技术的投入系数决定。改进蒸汽机的世代会降低 $b_K$ 与 $b_L$，从而压低 $\theta$，使蒸汽在更小的 $w/r$ 上就能胜出。约1750年的英国处在 $w/r \approx 1$，在 $\theta$ 之上。约1750年的印度处在 $w/r \approx 0.1$，低于这一门槛。滑块越过 $\theta$，成本最低的选择随之翻转。这一翻转就是诱致性创新的论证。
艾伦的论点因此嵌在彭慕兰的论点之内。煤炭给了英国廉价能源。大西洋经济则通过一个因贸易而致富的经济体对劳动的需求，给了英国高工资。两者合起来，造出了那套要素价格组合，使英国那种特定的创新格局在经济上成为合理的选择，那种格局节省劳动、消耗能源、资本密集。没有这套组合，那些发明无利可图。没有利润，它们不会被采用，不会被反复改良，也不会被推广到规模。
关于这场分化，还有两种解释。两者各自都说中了约1750年西北欧的某种真实之处。两者放到可比较核心区的框架下检验时，也都碰上同一个问题。
乔尔·莫基尔的论证从一个观察出发：欧洲的优势是认知上的。他所说的工业启蒙，是约1660年到1800年间在西北欧成形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把零敲碎打的摆弄变成了系统的改良。皇家学会（1660年创立）、《百科全书》（1751—1772年出版）、伯明翰月光社（1765年起）、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1781年起），这些都是一张网络上的节点，这张网络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改良连接起来，别处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莫基尔把命题性知识（懂得自然如何运作）与规定性知识（懂得东西怎么做出来）区分开来。他的论点是，工业启蒙在两者之间造出了一个反馈循环。命题性知识的进展提示出规定性的应用，规定性的失败又促成命题性的追问。而文人共和国，即遍及欧洲的通信、出版与思想交流网络，让观念在实践者之间传递的速度快过任何其他文明。蒸汽机的改良，既来自工匠对气缸公差的反复摆弄，也来自自然哲学家对热的物理性质的探究。莫基尔论证说，重视并传播这类探究的制度文化，是欧洲特有的。
这个论证是严肃的。到1750年，欧洲的科学机构、出版网络，以及从工艺通向科学的反馈渠道，确实与众不同。莫基尔最强的证据来自改良的具体质地：18世纪英国的技术变迁是渐进的、留有记录的、被传播出去的，每一次改良都建立在一个已发表或已流传的前作之上。问题在于，这套认知基础设施是否与众不同到、并且独有到足以承担全部的解释重量。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与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是另一种结构性论证：制度决定经济结果。稳固的产权，议会对行政权的制约，独立的法院，以及一套把经济机会广泛分配、而不是把它集中到一个攫取性精英集团手里的政治体制，这些是持续投资与创新的前提条件。制度包容的地方，经济增长。制度汲取的地方，精英攫取剩余，并挡住那些本来能带来增长的变化。
制度解释最有力的一项实证证据，是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AJR）的殖民者死亡率回归，《经济学》教材对它有完整交代（第18章第18.3节）。AJR用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殖民者活得下来的地方，他们建起包容性制度；殖民者很快死去的地方，他们建起攫取性制度。第一阶段的关系很强，F统计量在20以上，两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意味着，制度质量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GDP大约提高0.9个对数点。
更多自然实验加强了这一解释。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改革前与改革后的中国，都表明在共享地理、族群和初始条件的人口之间，制度上的分化会造出收入上的分化。诺思与温加斯特对光荣革命的叙述，即1688年那次约束了英国王室财政权、使政府债务变得可信的宪制安排，提供了一条把制度变迁与英国金融发展连起来的具体历史机制。这一解释背后的学脉，从诺思经科斯、威廉姆森到阿西莫格鲁，是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制度主义传统一章的主题，那里把这些观念当作观念来追溯。
| Core | 民政／司法行政 | 财政能力 | 商法 |
|---|---|---|---|
| NW Europe | 英格兰普通法、荷兰商事法庭 | 议会控制财政、包税 → 国家直征 | 汇票、合伙法、有限的股份公司 |
| 长江三角洲 | 《大清律例》、州县衙门审断、商帮行会调处 | 田赋加盐业专卖、常平仓制度 | 商帮网络、会票、行会自律 |
| 莫卧儿腹地 | 卡迪法庭、曼萨布达尔行政体系 | 柴明达尔田赋、吉兹亚人头税、通商税 | 洪迪汇兑、商队信贷、萨拉夫（钱商） |
| Ottoman core | 卡努纳玛法典加沙里亚法、卡迪法庭 | 蒂马尔封地、穆卡塔阿包税区 | 阿赫德纳梅通商条约、行会章程 |
两种解释都撞上同一批证据。宋代中国（960—1279年）已在运行科举、商事法规、成熟的信用工具和劝农推广，其制度成熟度不低于、甚至高于同期的欧洲。明清律例对产权、商事纠纷和继承的规定，即便形式上不同于英格兰普通法，也为投资造出了实际管用的安全保障。莫卧儿腹地管理着柴明达尔的土地税收和曼萨布达尔的军政体系，财政能力极为可观。奥斯曼帝国以卡努纳玛法典与沙里亚法并行来治理商业生活，卡迪法庭提供纠纷裁断，阿赫德纳梅条约规范与欧洲各国的贸易关系。
如果制度能解释这场分化，那么这个解释还必须交代，东亚与西亚同样真实、同样有据可查、同样管用的制度成熟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同样的突破。AJR的回归处理的是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差异，而那是另一个问题：不是“在前殖民地当中，哪些增长得更快”，而是“在欧亚各领先核心区当中，为什么只有一个突了出去”。莫基尔的文化解释面对类似的诘问。中国的印刷文化早于古腾堡数百年。宋代的科举选拔的正是命题性知识。伊斯兰世界在光学、天文学和代数上的科学传统，是货真价实的理论成就。
这些解释描述的是真实的条件。但它们没有在可比较核心区的比较所要求的尺度上，确立地理上的独有性。
要解释西北欧为什么与欧亚其他核心区走向分化，彭慕兰的煤炭与殖民地论是单独来看最强的一种。艾伦的要素价格模型指明了它如何运作。莫基尔和制度学派描述的是真实的第二位条件。三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单独就是答案。
“两者兼取”的结论是在和稀泥，还是证据确实就是这样分开的？逐条核对这张对照表。点击任一行，可以看到在这一条上史料支持哪一个框架，两个框架赢下的并不是同一批条目。高亮其中一个框架，就能顺着读完它这一列，再点显示综合，可以看到两个框架各自占据同一桩事件的不同层次。这种分层的切分，就是结论本身。
| 问题（点击任一行） | 彭慕兰的框架 | 阿西莫格鲁的框架 | 史料支持的是什么 |
|---|---|---|---|
| 约1750年是否同期对等？ | 各领先核心区彼此可比，欧洲没有先发优势 | 到1700年，制度质量已在分化 | 领先核心区之间的对等得到支持（福利比率），整体经济层面的强形式对等则没有（布罗德伯里）。共同基线 |
| 分化何时开始？ | 约1750—1800年，随煤炭与殖民地的组合出现 | 更早，跟着制度变迁走，如1688年的宪制安排 | 实际工资在约1750年开始拉开。就领先地区而言，布罗德伯里和艾伦把其中一部分定在比彭慕兰的强形式更早的时点。年代仍有争议，尚无定论。时点 |
| 触发因素是什么？ | 煤炭禀赋加新世界的幽灵耕地，属偶然 | 包容性制度使投资成为可能 | 煤炭加幽灵耕地既真实又偶然，这是彭慕兰负责的那一层。制度不是造成差别的触发因素，而是必要的背景条件，可比较的各核心区都有能起作用的制度。触发 → 彭慕兰 |
| 为何持续并加速？ | 地理是给定的，对领先为何不断累积说得较少 | 制度把优势再生产出来并加以强化 | 制度，也就是阿西莫格鲁负责的那一层：领先为何在整个19世纪持续并不断累积，正是制度解释真正出力的地方（AJR，诺思—温加斯特）。持续 → 阿西莫格鲁 |
| 这是哪一类解释？ | 结构—地理的，偶然的 | 制度的，路径依赖的 | 两者不是对手，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彭慕兰解释的是偶然的触发，阿西莫格鲁解释的是持续。“两者兼取”不是折中，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分工。分层的综合 |
图6.10（交互图）。 两个框架的结论对照表。点击任一行，显示史料支持什么。高亮一个框架，顺着读它那一列。切换综合，看每一层各归谁。北京核心区只是代理，不是江南。AJR的识别在被殖民地区内部最为干净。学界对权重的确切分配仍在变动。结论要一行一行核出来。
问“彭慕兰还是阿西莫格鲁”，等于假定两者在争同一个位置。它们并不争。一个解释起飞为什么发生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那是煤炭与殖民地这一偶然的触发。另一个解释一旦起飞开始，领先为什么不断累积而没有被竞争抹平，那是制度这一层。看到条目如此分开，也就看到“两者兼取”这个结论站得住。
煤炭与殖民地论赢在地理上的具体。工业中心附近的煤藏，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荷兰，后者的制度和商业成熟度与英国相当，却没有煤。它们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中国有煤，但不在商业经济集中的地方。它们还解释了时点：这场分化与煤基能源的规模化、与1750年后殖民地经济的成熟，是同时发生的。没有哪一场制度革命或文化觉醒能落在同样的那几十年里。长江三角洲运行在一条可比的经济前沿上。它取不到煤，也没有幽灵耕地。它没有工业化。
艾伦提供了微观基础。一个关于英国为什么有对路组合的结构性解释，需要一条机制，把这套组合与推动增长的那些具体创新连起来。要素价格诱致的创新就是这条机制：高工资加廉价能源，就等于有了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的经济动机。这条机制可检验、可量化，而且在单个行业的层面上就成立。它还解释了创新为什么被反复改良：每一代都有利可图，下一代于是有人出钱。
莫基尔和制度学派站在另一个层面上。工业启蒙是真实的：到1750年，西北欧科学与工艺之间的反馈网络确实与众不同，它们影响了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制度质量也确实要紧：稳固的产权和可信的政府降低了投资风险。但两者都没有确立可比较核心区的证据所要求的那种地理独有性。宋代中国有制度上的成熟，伊斯兰世界有科学与工艺的互动，莫卧儿和奥斯曼的商法提供了管用的产权保障。问题不在于欧洲的文化和制度好不好，它们确实好，而在于它们与亚洲的对应物差别是否大到足以承担分化的全部重量。证据不支持。它们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任何前现代商业经济要走到可比较核心区那条前沿上，都少不了这一类条件。
没有哪一个单因解释是完整的，包括这里所偏好的那一个。彭慕兰加艾伦对英国这一案例的解释比任何对手都更有说服力，但煤炭与殖民地论并不能解释此后工业化扩散的每一个特征，比利时的率先采用，美国那条与众不同的路径，日本明治时期的突破，都不在其中。偶然性是真的：假如煤藏在长江三角洲而不在诺森伯兰，或者假如殖民新世界的是奥斯曼帝国而不是西班牙，这场分化本可以是另一种走法。这个解释是结构性的，也是地理性的。
下一章叙述约1760—1840年间英国发生的事，把工业革命当作一桩独立的事件来讲，所依托的正是本章论证为独有的那些条件。没有这场比较，工业革命看上去像是必然的。这批证据在当代政策上的意涵，即为什么有些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这场分化对发展经济学意味着什么，见《经济学》第20章与“富国与穷国”导读。
彭慕兰（2000）；艾伦（2009、2017）；莫基尔（2002、2009）；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2001）；诺思与温加斯特（1989）；王国斌（1997）；布罗德伯里等（2018）；博尔特与范赞登（2020）；帕慕克（2018）；罗森塔尔与王国斌（2011）；里格利（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