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1914年创立之后的那些年，经历了一场大战、两战之间的崩溃，以及第二场大战，后者在1945年结束时，美国持有世界货币黄金的约三分之二，也是唯一一个仍然完好的大工业经济体。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从这个位置上设计出来的。布雷顿森林、马歇尔计划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它的三根制度支柱。它们作为一套连贯的架构体系运作：这套设计回应的是从两战之间的年代抽出的一些具体教训，而这套秩序运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黄金—美元本位从一开始就带着的结构性压力把它压垮。那次崩溃是下一个货币章节的题目。
1939年，美国造了约6000架军用飞机。1944年，它造了约9.6万架。同样这五年里，美国坦克产量从几百辆升到每年1.7万辆以上，海军作战舰艇的吨位增长到超过地球上其余所有海军的总和，用于战争生产的GDP份额也从和平时期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爬到约40%。1944年的美国战时经济，与1939年的美国经济是两套不同的工业体系，它是不到五年之内在萧条十年幸存下来的产能之上建起来的。
这场转变靠三件金融工具和一件行政工具支撑起来。1942年的《税收法》把联邦所得税从少数几百万高收入者的税，扩成一项对工资薪金收入普遍征收的大众税，1943年推出的工资代扣使这项新税在行政上可行。战争债券在1942年到1945年一轮轮全国性的认购运动中卖出，整个时期吸收了约1860亿美元的零售与机构储蓄，把家庭金融积累中相当大的一块变成了国库债务。赤字融资，即财政部的净借款，覆盖了剩下的部分，联邦债务从1941年约占GDP的40%升到1945年的约120%。行政上的那件工具是1942年1月设立的战时生产局，它指挥消费品工业向战争生产的转产，按优先次序分配稀缺原材料，即钢、铝、橡胶、铜，并颁行受控物资计划，把投入分配到成千上万家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物价管理局对消费品设定最高限价，并对糖、汽油、轮胎、肉类和鞋实行配给。底特律的汽车厂1942年2月停止生产汽车，转产坦克、航空发动机和军用卡车。到1944年，亨利·福特在伊普西兰蒂城外的威洛伦工厂每小时能造出一架B-24“解放者”轰炸机。
其他交战国是在不同的约束之下动员的。英国参战时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工业经济体，战争结束时已在财政上耗尽。租借法案是1941年3月立法通过的计划，美国按它向盟国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不要求即时付款，到战争结束时向英国转移了约310亿美元的货物与服务，向苏联转移了约110亿美元。这股资源流入让英国的战时生产有了资金，但也让英国在战争结束时储备耗尽，谈判地位在结构上比它的工业产出所显示的要弱。苏联的动员依循的是另一套逻辑：1941年夏末和秋天，德军向莫斯科推进，苏联的计划者拆卸并向乌拉尔以东运走了约1500家工业企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于伏尔加和西伯利亚各地重新组装起来。等这些搬迁的工厂达到运转规模，苏联T-34坦克的产量在1943—1944年间达到每年约1.4万到1.5万辆，超过德国工业“豹”式和“虎”式产量的总和。苏联战时生产数据有已知的不确定性，马克·哈里森的重建是标准来源，它依据的是1991年之后才可得的档案材料，读这些数字时应当留意这一点。德国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军备部之下，1944年年中达到产量峰值，即所谓施佩尔合理化悖论，产量在盟军轰炸摧毁大量产能的同时反而上升，办法是把剩下的资源集中到一组收窄的武器型号上。德国1944年的数字是出厂时的毛产量。日本是各主要交战国中在最紧的资源约束之下动员的，美国的潜艇战摧毁为日本工业从被征服的东南亚边缘地带运来原料的商船队，速度快过日本船厂的补充，到1944年，战时经济已经在消耗自己的原料存量。
| 交战国 | 1939年飞机 | 1944年飞机 | 1939年坦克与自行火炮 | 1944年坦克与自行火炮 | 1939年海军舰艇 | 1944年海军舰艇 | 1939年军用车辆 | 1944年军用车辆 |
|---|---|---|---|---|---|---|---|---|
| 美国 | 5,856 | 96,318 | ~400 | 17,565 | ~30 | 2,654 | ~5,000 | 621,502 |
| 英国 | 7,940 | 26,461 | 969 | 4,600 | 57 | 358 | ~25,000 | ~95,000 |
| 苏联 | 10,382 | 40,300 | 2,950 | 28,983 | n/a | ~50 | ~12,000 | ~50,000 |
| 德国 | 8,295 | 39,807 | 247 | 19,002 | 15 | ~80 | ~50,000 | ~88,000 |
| 日本 | 4,467 | 28,180 | ~200 | ~400 | 21 | 248 | ~30,000 | ~24,000 |
这张表把一个跨五个维度的比较挤在了一个平面上。换成自己动手：选一个军火类别、一个年份和一种分组，看清那个决定了战争资源维度的产量差距。切到坦克，苏联T-34的规模就显出来。切到车辆，美国这座“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差距压倒一切。切到盟国对轴心国这一组，看到的则是比值本身。
图13.1（交互图）。 各交战国的军火产量，1939年对1944年。拖动类别、年份与分组。苏联的数字带不确定性区间，用的是哈里森的重建。德国1944年是出厂毛产量，不是净交付量。盟国对轴心国的分组显示的是产量比值。
到1944年，单是美国造的飞机就多过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之和，美国的海军建造量比任何单个轴心国都高出一个数量级。加上英国、苏联和英联邦的产量，盟国对轴心国在成品军火上的比值，在几个主要类别上约为三比一。战争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打赢，取决于战略、指挥、地形和野战部队的作战表现。工业产出决定的是，这场战争按盟国实际打的那张时间表究竟打不打得赢。
战时的经历塑造了1940和1950年代贯穿西方各主要经济体的战后政治共识。国家主导的动员成功了，包括战时生产局的产业协调、物价管理局的价格管制、1942年《税收法》的大众所得税税基、赤字融资加战争债券的组合，以及消费品工业在政府指挥下的转产，这些都表明，只要目标足够被公认，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协调在行政上可以称职，在政治上也可以被容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政治阶层，准备接受政府在就业政策、社会保险、产业规划和宏观经济稳定上的角色，而1920年代的政治阶层是会拒绝的。1942年12月在英国以《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为题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勾勒出一套涵盖家庭津贴、全民医疗服务、充分就业承诺和缴费型社会保险的完整福利国家架构，艾德礼政府在1945年之后把它们一一落实。贝弗里奇计划是战时的政策工作，是在炸弹还在落下的时候起草的，它把国家协调供给的战时正当性带进了和平时期的政治安排。战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混合经济共识，带着它的凯恩斯派需求管理、扩张的福利国家和产业政策承诺，立在使它可信的那段战时经历之上。
战后秩序的设计者有两个参照点：一场他们还在打的战争，和一场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两战之间的崩溃。
19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英镑1931年脱离金本位、美元1933—1934年对黄金贬值、1936年的《三国货币协定》，已经表明不加协调的汇率调整会把每个国家对自身国际收支的防守，变成向贸易伙伴输出失业的通缩。资本外逃破坏了1920年代后期的金汇兑本位，并在大萧条最糟的年份里加快了银行倒闭。双边清算安排，尤其是亚尔马·沙赫特1934年的新计划，把贸易切成一条条政治上管理的双边渠道，削弱了1914年以前金本位所支撑的那种国际经济的多边性质。金本位本身到1928年已在工业世界大部分地区恢复，到1936年又在其大部分地区破裂，它把通缩压力从还在守平价的国家传给已经放弃平价的国家，逼出整个体系的竞争性收缩。两战之间的这段故事是上一章的题目。战后的设计者把这些失败当作设计约束。不管新秩序建成什么样，它都必须防止竞争性贬值，在不逼出自给自足的前提下管住资本流动，恢复多边贸易，并把国内货币政策与那种已经在政治压力下垮掉的金属纪律脱钩。
产生这套设计的英美谈判从1941年持续到1944年，走的是两条平行的渠道。政治渠道由《大西洋宪章》开启，罗斯福和丘吉尔1941年8月在美国海军“奥古斯塔”号上签署，那是美国参战前四个月，它的八点包括“各国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及“在平等条件下”获取贸易和原料的承诺。1942年2月签署的《互助协定》第七条，使那些让英国得以继续作战的租借援助，以英国战后承诺谈判取消贸易歧视为条件，具体指1932年渥太华所确立的帝国特惠制。第七条把英国财政部的规划拉进了一个由美国来定条件的战后框架。技术渠道则由两份平行的起草工作开启，一份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手下的英国财政部，一份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手下的美国财政部，它们产生了会议不得不去调和的两份相互竞争的机构方案。
凯恩斯的方案是一个国际清算同盟。它的核心工具是班科，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以黄金定值但不可兑换成黄金，所有国际贸易差额都以它计价和结清。每个国家在清算同盟拥有一笔按其贸易量确定的透支额度，顺差国积累班科余额，逆差国把它们提走。调整义务是对称的：长期顺差国要面对与逆差国对应的处罚，即对超额余额收取利息，最终没收累积的顺差，其理由是任何一段失衡的贸易关系里，调整的担子既属于逆差国，也同样属于顺差国。资本管制是这个方案的组成部分，被当作各国用来把国内货币政策与投机性资本流动隔开的常设工具。这个方案的前提在制度意义上是凯恩斯式的：把充分就业承诺当作国际安排应当支持的国内政策优先项，怀疑资本自由流动能与各国政府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自主并存，并抱着把调整担子分摊到整个体系上的对称调整直觉。
怀特的方案是一个稳定基金。它的核心工具是一笔各国货币缴款汇成的资金池，以美元计价并实际上以美元为锚，成员国在需要为国际收支逆差融资时可以按条件分档提取。调整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向基金提款的逆差国接受政策条件，顺差国不承担对应的义务，而1944年就美国而言，顺差国指的就是美国自己。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锚定于黄金，这个平价承自1934年的贬值，其他货币则通过申报的平价锚定于美元。资本管制被允许，但没有得到积极的认可。这个方案反映的是美国作为这场战争中支配性债权国的结构位置：黄金充裕，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流动性的供给者，也是那个既写规则，又在规则被执行时付出代价最低的国家。
谈判的政治经济学就在这重不对称之内展开。凯恩斯是以破产者的地位谈判的：到1944年，英国已经变卖了大部分美元储备，还积累了英镑区的负债，即印度、埃及以及其他向英国战争努力供货的国家所持有的“英镑余额”，其规模远超英国剩下的黄金和美元。怀特谈判时占的是支配地位，背后有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政治授权和罗斯福宽泛的政策定调。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饭店达成的安排，其制度骨架就是怀特的方案。班科被否决，以美元为锚的平价体系成了那套架构。凯恩斯派的让步体现在几个具体条款上：第十四条允许一个过渡期，最初预计约五年，实际上对西欧主要货币延到1958年12月，其间各国可以维持外汇限制。第六条第三款则积极地允许成员国动用资本管制来调节国际资本流动，这是对资本应当自由流动这一金本位前提的明确背离。
会议本身从1944年7月1日起开了三个星期。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聚在华盛顿山饭店，凯恩斯主持第二委员会即银行委员会，怀特主持第一委员会即基金委员会。大部分技术性起草已经通过英美双边渠道提前做完，会议全体会议的工作是把预先谈好的文本正式化，并安抚那些较小的代表团，这套安排要有制度正当性就少不了它们的接受。最后文件在7月22日签署。思想史的时间线把布雷顿森林放进那条更长的脉络里，其中包括凯恩斯已发表的著作和19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那一定位见思想史时间线上的凯恩斯时代群组。从《通论》到战后政策主流的学理谱系，属于经济思想史那一卷。
本·斯泰尔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2013）把这场谈判呈现为一场近乎零和的美英角力，怀特在几乎每一个有争议的条款上都算赢了凯恩斯，书里还从有据可查的怀特亲苏倾向、以及他后来被苏联叛逃者指认为战时情报来源那条线索上又添了一重分量。更广泛的一批文献，包括詹姆斯·博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构史、埃里克·赫莱纳对战后金融秩序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三卷本凯恩斯传，则把这场谈判解读为一次受结构性事实约束的双边妥协，那些事实是谈判者改不了的：美国的黄金支配地位和债权国位置，英国战时的金融依赖，以及不管建成什么都必须过得了美国参议院和一个刚打了五年仗的英国议会这一关。斯泰尔的说法给这场双边角力添了细节，它并没有取代那种结构性的读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平价汇率体系，并提供紧急的国际收支融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用于重建、后来用于发展的长期资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签署时，本是通往一个从未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临时第一步，后来就此成了贸易规则体制。这三者合起来，承载着两战之间的教训所指定的四项职能承诺：不靠竞争性贬值的、受管理的汇率调整，不靠强制通缩的国际收支融资，长期的重建融资，以及通过对等谈判推进的渐进多边贸易自由化。
按设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坐在这套体系的中心。每个成员国为本国货币申报一个平价，或直接以黄金表示，或按每盎司35美元的平价以美元表示。市场汇率通过中央银行干预维持在平价上下1%以内，基金组织则通过对其认缴货币池的提款权，为这种干预提供美元流动性。份额是决定每个成员对基金汇集资源的出资、其提款权额度以及在基金决策中投票权重的金融认缴额，它按一个综合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出口和贸易变动性的公式计算。最初的份额分配给了美国约32%的认缴额和约27%的投票权，英国约14%。结构性的不对称被嵌进了这个机构：那些需要80%或85%特别多数的加权表决事项，包括份额变更和超过规定门槛的平价调整，美国实际上握有否决权，而美国财政部的偏好在每一个操作问题上都有不成比例的分量。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是这套体系在技术上的定义性特征：成员国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基金组织同意可以调整平价，而这个未加定义的措辞，其含糊是刻意的，它给基金和成员国留下逐案协商调整的余地。可调整固定汇率的形式化机制，包括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把资本流动、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之间的政策取舍组织起来的开放经济三元悖论框架，在《经济学》第17章；货币理论的背景在《经济学》第16章。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即为货物与服务贸易的融资而自由兑换货币的自由，是操作上的目标，写在基金协定第八条里。嵌入式自由主义是鲁杰（1982）为这套体系核心的政治妥协所起的名字，即把货物与经常账户交易的开放国际市场，与被允许的国内资本账户关闭配在一起，好让国内的充分就业政策保住自主权，它被写进第六条第三款，该款积极地允许成员国维持或实施资本管制。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被设计成一家用于重建和发展的长期贷款机构。它最初的重点是欧洲重建，1947年发放的第一批贷款给了法国、荷兰、丹麦和卢森堡，其中给法国的2.5亿美元是它头十年里最大的单笔贷款。该行的贷款条件是接近市场利率的长期限，最初靠成员国政府缴入的股本融资，后来越来越多地靠在私人资本市场尤其是纽约发行债券。1948年之后，马歇尔计划的赠与大体取代了西欧主要经济体对重建融资的需求，该行的资产组合随之转向非欧洲边缘地区的发展贷款。到1950年代中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大部分新增贷款流向亚洲、拉美，以及后来的后殖民非洲。从重建到发展的这次转向，是对一个1944年未曾预料的处境所作的操作性适应，因为原来那个重建问题正在被另一件工具处理。
这套架构里，贸易这一环建得最不牢。1944年的会议把贸易机构的建设留给了后续谈判。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1947—1948年在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上起草，1948年3月由53个国家签署，是一份雄心勃勃的制度设计，覆盖关税、数量限制、就业政策承诺、限制性商业惯例、商品协定和外国投资。宪章送到美国参议院批准，就再无下文。杜鲁门政府面对共和党的反对，后者把就业政策和商品协定的条款理解为参议院不会接受的经济计划承诺，遂在1950年12月把宪章从审议中撤回。国际贸易组织被放弃了。留下来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10月由23个创始缔约方签署，作为一份临时文书，本意是在国际贸易组织获批之前先把第一次日内瓦回合谈成的关税减让锁住。国际贸易组织落空之后，总协定留了下来：一个更窄的贸易规则体制，临时适用了四十八年，直到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而它在事实上成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制度核心。13.6节详细处理总协定。
把光标悬停或点按一个方框，可以看到各机构的流向如何抵达成员国环。两个开关会改变这张图所显示的内容。
图13.2（交互图）。 把光标悬停在一个方框上看它的职责与流向，切换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色带，并在按设计的样子（1944年）与实际运作的样子（1958年起）之间切换。这套架构在会议之后十四年才开始按设计运作，见§13.5。
这三个机构作为一套体系运作。经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进贸易自由化，需要稳定的汇率。稳定的汇率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之所以可行，只是因为资本管制，也就是那条琥珀色的带子，挡住了投机性流动，不让它逼出通缩式的调整。切到实际运作的样子，这张图就把1944年尚未运转的部分调暗：总协定是国际贸易组织的残余，而多数货币要到1958年才可兑换。
五个操作要素被设计成环环相扣：经常账户可兑换配上被允许的资本账户关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之下可调整的固定平价，美国承诺按每盎司35美元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黄金—美元本位，通过总协定各回合推进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供应的长期资本。通过总协定推进贸易自由化，依赖稳定的汇率，好让关税减让在多年谈判中保住意义。稳定的汇率又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融资，好让各国不必被逼进两战之间金本位所强迫的那种通缩式调整。通缩式调整之所以可以避免，是因为资本账户的关闭把国内政策与固定平价加资本自由流动本会产生的投机压力隔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供应的长期重建与发展融资，则对上了短期的基金贷款并非为之设计的那部分结构性投资需求。这套体系的制度前提是凯恩斯式的，但只落实了一半：充分就业承诺和对资本流动的怀疑都写进了设计，对称调整的直觉却在不对称的平价安排中只得到不完整的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于一家国际中央银行的操作角色，即供应国际流动性并在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协调汇率管理，是“中央银行”导读所展开的现代中央银行之辩的历史参照点。
布雷顿森林的设计面对一个任何货币架构都逃不掉的结构性选择。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拥有三样东西中的两样：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下面任选两项，第三项会变灰，面板会给出这个选择产生的是哪一种历史体制。
图（交互图）。 作为布雷顿森林设计选择的开放经济三元悖论。选两个角，第三个就被定死。形式化模型，即蒙代尔—弗莱明和IS-LM-BP那套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第17章。这个小模型教的是历史上的那个选择。
布雷顿森林想要稳定的汇率，好让贸易可预期，也想要国内充分就业政策的余地，这是1930年代的教训。这两样凑在一起，就逼出第三样的牺牲：资本必须受管制。设计者既不肯放弃固定汇率，也不肯放弃政策自主，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就是剩下的唯一那个角。
三元悖论说的是，在 $\{$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自主$\}$ 之中，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持有两样。在固定汇率下的完全资本流动之中，国内利率被钉在世界利率上，$i = i^*$，货币政策失去着力点。布雷顿森林选了 $\{$固定汇率、政策自主$\}$，牺牲了资本流动，也就是实行资本管制。
用形式化的话说，这是固定汇率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开放经济角：BP曲线在 $i^*$ 处水平，任何压低 $i$ 的货币扩张都会引发中央银行必须对冲的资本外流，除非资本受管制。完整推导是《经济学》第17章。
这套架构第一次重大的操作考验，是一场人道与政治上的紧急事态：西欧的战后重建。
马歇尔计划是大陆规模上的制度工程，由美国的赠与和贷款融资，其对受援国GDP的直接财政贡献在峰值时也许只有2%到2.5%，但它的附条件、协调要求和对等基金机制，以那些美元数额本身显示不出来的方式改变了欧洲的经济治理。这个计划从1948年4月实施到1952年6月，经济合作署向十六个受援国拨付的总额约为133亿美元，按2020年的美元计约合1500亿到1700亿美元。
美国这边的工具是1948年4月《对外援助法》之下设立、由保罗·霍夫曼领导的经济合作署。经济合作署向总统负责，但在国务院之外运作，在每个受援国设有地区代表处。欧洲这边的工具是1948年4月为协调欧洲对马歇尔提议的回应而设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每个受援国政府向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交年度经济方案，由后者审查、分配并建议拨付，经济合作署再批准或修改。这套结构把多边协调强加给了那些自1939年以来经济政策一直各行其是的国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欧洲内部贸易数量限制的逐步取消，与援助分配平行推进，建起了艾伦·米尔沃德后来所说的“民族国家的欧洲式拯救”，也就是《罗马条约》1957年正式化的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实际前史。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1年改组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
附条件有三个正式的维度，再加上生产率考察团这第四条。第一，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逐步取消数量限制来实现欧洲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写进1950年的《自由化守则》。第二，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交并审查各国的经济方案。第三，对等基金，即受援国政府在国内出售经济合作署融资的美元进口时收到的本币收入，存入专门账户，只有经美国与受援国共同批准才能动用，这使经济合作署在美元赠与拨付完毕很久之后，仍能持续影响财政与投资决策。在法国，对等基金为莫内计划的工业现代化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生产率考察团在1948年到1952年间把约2.4万名欧洲的经理、技术人员和工会领袖送到美国的工厂，传播一种高生产率、高工资、大众消费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而战后的安排会接受这种模式。
1940年代后期的美元短缺问题，在制度上由1950年7月以马歇尔计划资金作初始资本设立的欧洲支付同盟来处理。欧洲支付同盟是一套多边清算机制：十七个欧洲成员之间的双边顺差和逆差按月轧差，不是用稀缺的美元本身结算，而是以对美元定值的欧洲支付同盟单位结算。结算部分是信用，部分是黄金：早年约40%以黄金或可兑换货币结算，60%以欧洲支付同盟的信用结算，随着欧洲各国货币走强，黄金结算的比例逐步提高。欧洲支付同盟是对那套架构一个过早假设的变通办法，那个假设以为经常账户可兑换很快就能实现。它让欧洲的多边贸易在美元短缺时期之内得以扩张，而不必把每一对国家都逼进双边清算。1958年12月西欧主要货币恢复经常账户可兑换时，欧洲支付同盟结束运转。
| 受援国 | 经济合作署拨付总额（百万美元） | 赠与与贷款之分 |
|---|---|---|
| 英国 | 3,189 | 以赠与为主 |
| 法国 | 2,713 | 以赠与为主 |
| 意大利 | 1,508 | 混合 |
| 联邦德国 | 1,390 | 以贷款为主 |
| 荷兰 | 1,083 | 混合 |
| 比利时与卢森堡 | 556 | 混合 |
| 奥地利 | 468 | 以赠与为主 |
| 希腊 | 366 | 以赠与为主 |
| 丹麦 | 273 | 混合 |
| 挪威 | 255 | 混合 |
| 爱尔兰 | 146 | 以贷款为主 |
| 土耳其 | 137 | 混合 |
| 瑞典 | 107 | 以贷款为主 |
| 葡萄牙 | 51 | 混合 |
| 冰岛 | 29 | 混合 |
| 行政与区域项目 | 1,029 | — |
| 总计 | 13,300 | — |
这张表显示的是美元。论证在于换了坐标轴之后会怎样。切到占受援国GDP的份额，柱子就会重排：绝对额大的受援国，即英国和法国，缩小了，而较小的经济体，即奥地利和荷兰，升上来了，因为同样一笔美元在一个小经济体里分量重得多。这次重排把德龙与艾肯格林的读法显示了出来：直接的财政分量不大，协调上的作用却很大。
图13.3（交互图）。 按受援国分列的马歇尔援助。在绝对美元额与占受援国GDP的份额之间切换，也可以筛选到五个主要国家或较小的经济体。占GDP的份额是近似值，取自艾肯格林与乌赞（1992）以及麦迪逊计划的GDP数据。凡受援国1948—1952年的GDP无法可靠取得者，占GDP的那根柱子宁可略去而不编造。
四个最大的受援国，即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吸收了总额的约65%，加上荷兰，前五名接近四分之三。这种集中既反映受援经济体的规模，也反映华盛顿对特定案例所赋予的政治与战略优先级。英国份额可观，尽管它在战时工业保存相对完好，这反映的是英国财政耗尽这一结构性事实。给法国的援助为莫内的现代化投资提供了资金。给意大利的援助，其规模是按1948年选举所凸显的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角力来定的。给联邦德国的援助多以贷款形式发放，起步也较晚，它汇入了那场在艾哈德的货币改革和社会市场框架之下将会成为19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复苏。GDP地图为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给出了更完整的长期序列。
这个计划在结构与政治上的效果，比它直接的财政贡献要大得多。布拉德福德·德龙与巴里·艾肯格林1993年的读法，标题以特有的凝练题为“马歇尔计划：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方案”，把这个计划当作制度工程，其政治协调上的回报超过了它在GDP份额上不大的贡献。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框架养成了多边协调的习惯，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附条件把那套界定战后西欧政治经济的混合经济安排固定了下来：以生产率为导向的产业政策配上福利国家的扩张，货币稳定配上资本管制，贸易自由化配上部门保护。生产率文化则围绕共享的生产率收益重新界定了劳资关系。
东方集团不是按设计排除的，而是被政治过程排除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7年6月5日的哈佛演说把提议向所有欧洲国家发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当月晚些时候出席了巴黎外长会议，两天后退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起初表示有兴趣，随后在1947年7月初的直接苏联压力下退出。捷克斯洛伐克内阁7月4日全票赞成，7月10日在一个代表团被召到莫斯科之后推翻了原议。斯大林的算计是，参加马歇尔计划会把东方集团整合进一个由西方主导的秩序，那与苏联政策所追求的政治整固不相容。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年1月设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行制度框架，第15章接着讲平行体系那条线。
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1958年才开始按设计运作。头十四年花在解决这套设计没有预料到的美元短缺问题上。接下来的十三年，则花在管理那个由这套架构成功恢复可兑换所浮出来的结构性矛盾上。
美元短缺阶段从战后最初几年一直到1958年。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体需要美元去进口美国的资本品、食品、原料和石油，而它们对美国的出口太小，挣不到所需数量的美元。那套架构的设计假设是，经常账户可兑换在战后不久就能运转，平价靠基金提款权和中央银行干预来守住，这个假设撞上了现实：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不够多，可兑换根本行不通。1947年英镑按1946年《英美贷款协定》的要求尝试可兑换，只撑了六周，一场对英镑的挤兑就迫使英国政府中止了它。马歇尔计划的赠与和欧洲支付同盟（§13.4）是制度上的回应，两者都争取到了时间，让欧洲的生产在这段时间里恢复，美元短缺的缺口逐渐收窄。
1958年12月27日是那个转折点。那一天，八个西欧国家，即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瑞典和英国，为非居民持有者恢复了经常账户可兑换。其他欧洲国家在此后几年里跟上，日本的恢复在1964年。这套架构此后连贯地撑了大约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平价监督角色第一次有了实际的操作意义，而随着成员国动用份额去守住可兑换所带来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流动，基金的贷款也随之扩张。
美元短缺的问题在1960年代倒转成了美元过剩的问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收窄。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投资建设产能，海外军事开支又在境外积累美元余额，资本账户转为大幅逆差。整个1960年代初，美国累计的国际收支逆差每年在10亿到30亿美元的量级上，此后还在加速。外国持有的美元余额在1950年代初还只是美国货币黄金储备的一小部分，到1960年已经超过美国的黄金存量，并在美国黄金储备逼近美联储为国内发券所须维持的黄金准备下限的同时继续增长。
罗伯特·特里芬是耶鲁的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他在1959年10月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时点出了这个结构性问题，并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把它展开。特里芬难题指出了黄金—美元本位内在的一个矛盾：这套体系要求美国持续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好去供应世界贸易增长所要求的国际流动性，但这些逆差在一个固定的美国黄金存量之上，按每盎司35美元的平价，不断累积美元负债，侵蚀着那个为平价体系提供锚定的美元兑换黄金承诺的可信度。要么美国不再保持逆差，那样世界经济就要面对流动性紧缩，要么逆差继续，那样美元兑换黄金最终变得不可持续。这个难题是结构性的：美国国内没有任何政策调整能解决一个这套体系的设计所内建的矛盾。开放经济三元悖论的形式模型那一面，即资本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主构成的、一国至多只能取其二的三元组，在《经济学》第17章。
滑块设定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有多大，也就是它每年向世界储备中注入多少美元。观察两个不可能同时亮绿灯的指标：世界流动性，贸易增长所需的美元够不够？还有信心，美元背后是否还有足够的黄金去兑现每盎司35美元的承诺？
图（交互图）。 把特里芬难题做成一个可以自己走进去的陷阱。移动逆差滑块，覆盖率和两个指标随之更新。没有哪个位置能让两盏指示灯同时变绿。
美国送到国外去润滑世界贸易的美元越多，它按每盎司35美元把每一美元换成黄金的承诺就越不可信。美元供得太少，世界贸易会因储备不足而窒息。供得够多，美元背后的黄金支撑就越来越单薄。选哪个逆差水平都逃不掉。
设美国黄金存量为 $G$（按每盎司35美元固定），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元负债为 $L(t) = L_0 + \sum d$，其中 $d$ 是年度逆差。覆盖率是 $\text{cov}(t) = G / L(t)$。信心要求 $\text{cov} \ge 1$，流动性要求 $d \ge d_{\min}$。
随着 $d$ 上升，$L(t)$ 增长而 $\text{cov}$ 跌到1以下，信心失守。随着 $d$ 跌到 $d_{\min}$ 之下，流动性失守。没有哪个 $d$ 能在 $L_0$ 接近 $G$ 之后还同时满足两者：可行集是空的。这一空集，就是特里芬的论点。
这个陷阱在史实中是怎样一步步兑现的。拖动年份滑块，从1948年拖到1971年，观察两条线交叉：美国黄金存量下降，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元负债上升并越过它。这个交叉点，也就是海外的美元债权多于可以兑现它们的黄金的那一刻，出现在1960年代初。序列止于1971年，下一章从那里开始。
图（交互图）。 美国黄金存量对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元负债，1948—1971年。拖动年份滑块，事件标记在1960年、1968年和1971年触发。两条线在1960年代初交叉，具体是哪一年可以自己找出来。序列止于1971年，也就是本章的边界。
应对这个难题的压力，1960年代逐步建起了合作性的防守。1961年11月设立的黄金总库，是八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一项安排，即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用来协调在伦敦黄金市场上的干预，抵御私人市场对每盎司35美元这个价格的压力。黄金总库那种协调的中央银行干预，属于“中央银行”导读关于现代中央银行的辩论。美联储与欧洲主要中央银行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在1962年之后大幅扩张，提供以成员国货币计的短期流动性。1962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十个主要成员议定的借款总安排，即所谓“十国集团”，以常备信用额度补充基金的资源。特别提款权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授权，1970年首次分配，是对特里芬难题所指出的流动性供给问题的一个局部答案：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按份额比例分配给各成员国。首次分配三年合计约95亿美元，数额可观，但相对于这套体系1970年所背负的美元过剩仍属很小。
英镑的平价承受着特别的压力。英镑从1949年贬值起一直锚在2.80美元上，贯穿整个1960年代。累计的国际收支逆差、英镑区的负债，以及一再出现的信心危机，逼出了一次次防守。1964年上台就接手了大额逆差的威尔逊政府，在三年里顶住一次次挤兑守住平价，最后在1967年11月18日贬值到2.40美元，降幅14.3%。1967年的这次贬值是这一时期后果最重的一次平价变更，它向市场发出了信号：别的主要平价可能也只有付出很大代价才守得住。
终局的压力在1968年到1971年间积累起来。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融资而不相应加税的财政扩张，使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加速。黄金总库在1968年3月瓦解，此前持续的私人市场购金压倒了它的干预能力。各主要中央银行随后把官方市场与私人市场分成两层，即黄金双价制，官方市场上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按每盎司35美元交易货币黄金，私人市场上黄金则以一个向上浮动的升水交易。这个双层市场保住了平价体系名义上的锚，同时放弃了对私人压力的实质防守。1969年创设特别提款权来得太晚，规模也太小，处理不了那种结构性的过剩。到1970年，这套架构还是完整的，可兑换在运作，平价在中央银行的合作支持下守着，但结构性的压力对任何能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表的人都是可见的。
这套体系会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中止美元兑换黄金时关闭。那次崩溃和随后的事情，是下一个货币章节的题目。
停兑是不是非在1971年不可，与这套体系是不是终有尽头，是两个问题。特里芬难题是结构性的，上面那条黄金与负债的序列正是它的轨迹。巴里·艾肯格林则把这个日期读成政策做出来的。越战与“伟大社会”的开支没有靠加税来筹措，决策者在代价还小的时候一再拖延贬值，而德国与日本不愿让本币升值，把整个调整的担子留给了美国。布雷顿森林为什么崩溃把这两种读法正面对置，也把它们摆到1968年一套认真的改革方案这一反事实旁边。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比它所取代的那个机构窄：只管制成品贸易，给农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留了例外。
有三项结构性承诺组织起这套体制。最惠国待遇写在第一条，要求一个缔约方给予任一贸易伙伴的任何关税减让，都自动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缔约方。最惠国待遇是那件把双边变成多边的工具：每个回合一结束，双边的减让就成了多边的，从而在不要求每一对国家就每一项减让都谈判的前提下，推进渐进的关税削减。国民待遇写在第三条，要求进口货物一旦通关，在国内税和国内规章上所受的待遇不低于本国货物。没有这一条，各国可以用国内规章把关税减让抵消掉。对等则组织起每一个回合：每个国家所给出的减让，大致与它所得到的成比例，从而保证国内的出口利益在外国市场上取得的准入，与所接受的进口竞争相称，为批准建立起政治上的理由。
各回合按大约四到五年的节奏进行。1947年日内瓦是创始回合：23个缔约方，约4.5万项关税减让合并成一张多边减让表。1949年安纳西又加进11个缔约方，包括通过占领当局加入的联邦德国。1950—1951年的托基进一步扩大了成员。1956年日内瓦在欧洲复苏期间举行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回合。狄龙回合，1960—1961年，谈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所引发的关税调整，共同体的共同对外关税取代了六个成员国原本各自的关税，狄龙回合的讨价还价定下了对非共同体缔约方的条件。肯尼迪回合，1964—1967年，由1962年美国《贸易扩大法》授权，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62个参加国从逐项谈判转向线性削减公式，即对大类关税一律削减同一个百分比，在工业国制成品上取得平均35%到50%的削减，并达成了这套体制第一份非关税协定，即《反倾销守则》。
| 回合 | 年份 | 参加国 | 本回合平均削减幅度 | 累计关税（工业国制成品） |
|---|---|---|---|---|
| 日内瓦 | 1947 | 23 | ~26% | ~30% |
| 安纳西 | 1949 | 34 | ~3% | ~29% |
| 托基 | 1950–1951 | 34 | ~4% | ~28% |
| 日内瓦 | 1956 | 22 | ~3% | ~25% |
| 狄龙 | 1960–1961 | 45 | ~4% | ~22% |
| 肯尼迪 | 1964–1967 | 62 | ~35–50% | ~10% |
表列出了各个回合，图则让人把它们看成一条下降轨迹上的一级级台阶，还可以切换那个解释这套体制何以撑住的例外安排。制成品关税在六个回合中从约40%一路降到约10%。打开例外层，下降的曲线之上会出现一条平直的农业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所以能在制成品上奏效，恰恰因为它豁免了那些政治上挪不动的部门。
图13.4（交互图）。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关税轨迹，1947—1967年，六个回合作为阶梯标记。切换农业例外带，它不是精确的关税序列，只作示意：农业在1955年的第22条豁免和1962年的共同农业政策之下大体保持豁免。由这份记录生出的现代自由贸易之争，在“自由贸易”导读。
工业国制成品进口的平均关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约40%，即承自1930年的关税抬高和随后的双边管理贸易，降到1967年肯尼迪回合结束时的约10%。机制是累积的：每一个回合都通过最惠国待遇的延伸把减让锁住，下一个回合再从上一次约束住的税率而不是从更高的战前水平开始谈。肯尼迪回合的线性削减办法，比逐项谈判的那些回合一次削得更多，因为线性削减把有争议项目的讨价还价压缩成一项一揽子的承诺，更难被针对具体行业的反对拆散。
这些例外是这套体制设计的一部分。美国《农业调整法》第22条授权实施保护国内农业支持计划的进口配额，1955年的一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豁免把它们永久地排除在最惠国纪律之外。1962年确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建起了一套结构上类似的可变征税与干预收购体制，实际上把农产品贸易排除在总协定的纪律之外。第十八条允许发展中国家为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而动用数量限制、幼稚产业关税和国际收支管制。这些例外是那套确实落实了的制成品纪律的政治前提：没有它们，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多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也不会签署。这套体制之所以能运转二十年，靠的正是它是一套制成品体制。1995年起的世界贸易组织，则会去尝试总协定在结构上一直回避的那项农业扩展。
现代自由贸易之争，即中国冲击的文献、世贸组织加入的效应、2010年代的保护主义转向，坐落在“自由贸易”导读之中。1971年以后贸易体制的演变，即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与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停滞的多哈回合，属于后面的章节。
布雷顿森林秩序产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欧洲生产的恢复、经常账户可兑换的回归，以及持续的关税削减。它做到这一切，靠的是建起五样东西，又没有建起另外四样。
建起来的是什么。一套黄金—美元本位之上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体系，成员国申报平价，通过中央银行干预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守住平价，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基金同意可以调整。一套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机制，向逆差国提供有条件的美元流动性，取代了两战之间金本位所要求的那种无条件而不可能完成的调整。一家提供长期融资的机构，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在1940年代后期向西欧供应重建资本，又在1950和1960年代转向发展融资。一套多边贸易规则体制，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在1947年到1967年的六个回合中把工业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从约40%降到约10%。以及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即经常账户可兑换配上被允许的资本账户关闭，它保护国内的充分就业政策不受固定汇率加资本自由流动本会产生的投机压力冲击。
没有建起来的是什么。凯恩斯那个真正的国际货币被否决了，班科作为一种在各国中央银行账户之间结算的、国际创造的储备资产，不是谈判者所选的那套体系，而取代它的以美元为锚的架构带着特里芬日后要诊断的那个结构性矛盾。对债权国的对称调整义务没有建起来，平价体系把条件加在向基金提款的逆差国身上，对长期顺差国却没有对应的扩张需求或升值义务。一个带着国际贸易组织那种更宽授权的贸易组织没有建起来，那份授权本要覆盖就业政策、限制性商业惯例、商品安排和外国投资，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1948年的宪章，逼出了以总协定为残余的那个安排。还有，对黄金—美元本位那个矛盾的制度性答案没有建起来，1960年代那些合作性的防守只是拖延了时间，却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而特别提款权1969年的创设来得太晚，规模也太小，替代不了美元作为首要储备资产的位置。
埃里克·赫莱纳的《国家与全球金融的再兴起》（1994）把战后秩序解读为约翰·鲁杰（1982）所命名的那种嵌入式自由主义妥协：一次刻意的安排，让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与各国的资本管制并存，好让国内的充分就业政策保住自主权。赫莱纳的贡献在于一个论点：这份安排在制度上是脆弱的，资本管制体制依赖持续的政治支持，而1960年代积累起来的金融自由化压力，即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跨国公司的现金管理、一个正在成形的金融服务业利益群体，早在1971—1973年的正式崩溃之前很久就侵蚀了原来那个联盟。赫莱纳的框架不是这里的主导说法，但它仍是关于这套秩序性格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性读法。
这套体系按设计就是有限的：美国靠保持国际收支逆差来供应世界流动性，而这只有在美国的黄金存量和每盎司35美元兑换承诺的可信度还撑得住美元的储备货币角色时才可持续。特里芬难题是这道界限的形式化表达。1960年代那些合作性的防守，即黄金总库、互换网络、借款总安排和特别提款权，是给一个无法靠管理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所配的管理工具。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即美国中止美元兑换黄金，是一套设计上从未回答过自身所含矛盾的体系的终点。
这套秩序的表现，即战后的黄金时代、非殖民化，以及在第十八条的灵活性之下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下一章的题目。这套秩序的崩溃，即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史密森协定》、1973年3月转向浮动汇率，以及1970年代的宏观经济失序，是再下一章的开篇事件。布雷顿森林在学说进入全球机构这条更长线索上的位置，见思想史时间线上的凯恩斯时代群组。
哈里森（1998）《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学》；米尔沃德（1977）《战争、经济与社会，1939—1945》；博顿（多部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著作）；赫莱纳（1994）《国家与全球金融的再兴起》；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第三卷）；斯泰尔（201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詹姆斯（1996）《布雷顿森林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霍根（1987）《马歇尔计划：美国、英国与西欧重建》；德龙与艾肯格林（1993）“马歇尔计划：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方案”；艾肯格林与乌赞（1992）；巴格韦尔与施泰格（2002）《世界贸易体制的经济学》；欧文（美国贸易政策史）；特里芬（1960）《黄金与美元危机》；鲁杰（1982）论嵌入式自由主义；原始文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本、1941年《大西洋宪章》、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