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结束时，英国是地球上唯一的工业经济体。到1914年，又有五个加了进来，各走一条不同的路，各自检验着一种关于追赶式工业化需要什么的理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命题提供了组织框架：一国起步越晚，它为弥补缺失的先决条件而动用的制度替代就越大。比利时、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就是这五个案例。
1815年之后，英国是地球上唯一的工业经济体。到1914年，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都已工业化，各走一条不同的路。追赶需要什么？
上一章把英国留在约1840年，它有了工厂制度、烧煤的能源基础，还有没有别的经济体赶得上的生产率优势。要问的不是英国为什么最先工业化，那是第7章的题目，而是后来者彼此的工业化为什么各不相同。各条追赶轨迹之间的分化是可以计量的。比利时趋同得早，也趋同得快。德国到1913年超过了英国。美国超过了所有人。俄国和日本从低得多的起点出发，走的路和英国那个原型毫无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2）提供了贯穿全章的命题：一国越晚开始工业化，为弥补缺失的先决条件而必须动用的制度替代就越大。英国的工业化靠的是私人企业、市场协调的资本和渐进的创新。德国起步较晚，就需要全能银行，也就是把商业放贷与长期工业信贷、股权和董事会席位合在一起的机构，去动员分散的市场动员不起来的资本。俄国起步更晚，就需要国家本身来替代银行和资产阶级两者。这个预测是一道替代阶梯：市场 → 银行 → 国家，每一级对应更晚的起步和更大的制度缺口。
这个命题可以检验。五个案例，即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提供了证据。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钢铁、合成化学、电力和内燃机，改变了后来者要追赶的对象。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棉纺和铁，第二次则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需要系统的研究、技术教育和大规模资本。后来者可以径直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进入，而英国已经装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反倒成了拖累，这就是格申克龙的框架预见到却没有形式化的先行者劣势。早期的领先可以变成一种结构性的惩罚，这个想法，也就是凡勃伦所说的“领先的惩罚”，作为一条学脉贯穿经济思想史里的制度主义传统（《经济思想史》第15章）。
经济体逐个勾选或取消勾选，把年份窗口收窄到1870—1913年这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追赶的格局，自己动手就能调出来。
英国一直领先到1870年，此后美国拉开距离。比利时和法国趋同得早，德国晚一些但更快，俄国和日本则从低得多的起点上升。每条线的形状比它1913年的水平更要紧，所以年份窗口和经济体的取舍才是关键的控件。
格申克龙的命题是一个预测：一国起步越晚，相对落后的程度越深，协调它追赶的那个机构就越大。拖动落后程度滑块，观察预测中占主导的机构如何从市场自筹资金，走到全能银行，再走到国家。五个案例是固定的参照点，其中两个，美国和日本，落在这道整齐的阶梯之外。
这道阶梯是一个预测。在比利时—德国—俄国这条轴上，它成立得很整齐：每晚一步起步，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协调机构。但美国追赶得晚，国家的直接作用却很小，日本则先动用国家，随后又退出。两者都没有站上滑块所指的那一级。
比利时和法国趋同得早，德国趋同得晚一些但更快。俄国和日本从低得多的起点出发，到1913年仍远低于欧洲那几个追赶经济体。每条轨迹的形状，反映的是一套不同的制度配置。
比利时是最近的追随者，在地理上、地质上和技术上都离英国最近。约翰·科克里尔在瑟兰的铁厂就是英国那套模式，装在移居工程师的脑子里，被搬过了海峡。
这次移植不是比喻。兰开夏的机械工威廉·科克里尔1790年代越海到欧陆制造纺织机械，公然违反英国对工业设备和熟练工人的出口禁令。他的儿子约翰把生意扩到钢铁上。到1817年，列日附近瑟兰的科克里尔工厂已在运转纽科门式抽水机、搅炼炉和轧钢机，英国整条炼铁工序被完整复制，烧的是比利时的煤。桑布尔—默兹煤田给了比利时和当年推动英国的同一项地质优势：易采的煤层就在可通航水道附近，也靠近将要消费这些产出的市场。不到十年，科克里尔工厂成了欧陆最大的一体化铁厂。
比利时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一种预示了格申克龙命题却并不需要它的机制。1822年创立的比利时通用银行，是第一家把商业银行业务与长期工业投资系统地结合起来的机构。它在采矿和冶金企业里持有股权，提供周转资金，并在相关行业之间协调投资。比利时不需要一个发展型国家，因为它的地理、它的煤，以及它与英国技术的近便，把追赶问题缩得足够小，靠贴近市场的机构就能解决。
图上比利时的人均GDP轨迹趋同得早，从1830年代起就贴着英国那条线走。追赶是真实的，但很窄，集中在煤、铁和纺织上，而这是一个国内市场有限的小国。比利时是靠扩散完成工业化的。扩散不够用的时候，会怎么样？
法国的路在科克里尔模式解释不动的地方，同比利时分了岔。法国的工业化是渐进的，拖的时间更长，部门构成不同，国家与工业的关系也不同。比利时把英国模式缩小复制了一遍，法国造出来的却是结构上另一样东西：一个手工业式的小企业生产与工厂工业并存的经济，一个丝绸、时装、葡萄酒和瓷器这些奢侈品始终保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一个国家通过基础设施而不是通过直接工业投资来发挥协调作用的经济。
铁路是法国国家修的。1842年的《铁路法》确立了一种公私合营：国家修筑路基和基础设施，私营公司铺轨并经营运输。大学校，即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矿业学院和路桥学院，培养了设计这套系统的工程师。法国的技术教育是精英的、集中的，英国的技术知识则是手工艺式的、分散的。等德国建起自己的那一套，这个对照会更要紧。
图上法国的GDP轨迹是渐进趋同，始终没有跟上比利时的速度，到1913年约为英国水平的70%。标准叙述把这看作失败：法国“落后了”。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与恰拉尔·凯德尔提出的修正读法则主张，法国走的不是更慢的工业化，而是另一种工业化：手工部门里每个劳动力的产出价值更高，城市化的代价更低，收益的分配也更平均。这场争论没有定论。法国证伪了任何单一道路的命题。如果说比利时表明近便与地质可以复制英国模式，那么法国表明追赶可以采取英国模式预测不到的形态。
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各自的工业化，立在比利时的扩散和法国的渐进都没有预示到的制度基础之上。
德国的工业化从一个关税同盟开始。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把39个各自为政的关税辖区合成一个单一市场，没有这个前提，市场规模的生产就无从谈起。
关税同盟之前，萨克森的制造商把货物运往巴伐利亚，要过好几道关卡，每一道都收自己的税。这种破碎使大规模生产变得不合算。没有哪家企业能为一个无法以可预期成本抵达的市场做计划。由普鲁士牵头的关税同盟，在多数德意志邦国之间取消了内部关税，同时保留统一的对外关税。效果立刻显现：同盟内部的贸易量急剧上升，工业投资的激励结构也从本地手工生产转向面向两千五百万消费者的工厂规模产出。
接下来是普鲁士的国营铁路。国家修筑干线，把主要工业区连起来，即鲁尔煤田、西里西亚的钢铁、萨克森的纺织，以及汉堡和不来梅两港，并把它们当作经济整合的工具来经营。铁路建设本身就造出了工业需求：铁轨、机车车辆、桥梁、车站。
使德国成为格申克龙核心案例的机制，是全能银行。几家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和达姆施塔特银行，把商业存款业务与长期工业信贷、对工业企业的直接持股和公司董事会席位合在一起。一家全能银行会贷款给一家钢铁公司，持有它的股份，向它的董事会派驻董事，与供应商和客户协调投资的时点，并在景气循环中提供周转资金。
德意志银行与克虏伯钢铁的关系说明了这套机制。克虏伯是德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也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德意志银行提供的长期信贷，伦敦资本市场不会以可比的条件供给，因为那个市场以短期商业票据和政府公债为取向。它持有股权，坐进克虏伯的监事会，把克虏伯的融资与鲁尔更大的产业战略协调起来。这家银行替代的，是英国有而德国没有的那个深厚且流动的资本市场，这就是格申克龙命题的制度形态。
德国追赶的第二个维度，是科学与工业的联结。高等工业学校，即柏林夏洛滕堡、慕尼黑、亚琛、卡尔斯鲁厄等地的技术大学，培养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的水准，没有哪所英国机构比得上。英国的技术知识是手工艺式的：技能通过学徒制、作坊实践和试错摸索传下来。这套体系造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却造不出第二次。
巴斯夫1869年合成茜素，1897年合成靛蓝，说明了原因。茜素是从茜草根里提取的红色染料，几千年来一直是天然产品。巴斯夫的化学家受过高等工业学校的训练，在专门建造的研究实验室里工作，用煤焦油把它合成了出来。这道工序需要系统的有机化学：懂得分子结构，预测反应路径，把实验室结果放大到工业生产。靛蓝的合成更难，花的时间更长，方法却是一样的。到1900年，德国的合成染料已经摧毁了印度和拉美的天然染料业，拿下全球市场80%以上。英国那套手艺学徒模式，复制不出高等工业学校造出来的东西：一条从科学研究到工业应用的系统化通道。
德国超过英国了吗？切换部门和国家。在化学和电气设备上，德国越过了英国，而在收入总量上，也就是上面那幅折线图，两国仍然接近持平。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铁和棉纺，第二次是钢铁、化学、电力和内燃机。德国的领先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看才显出来，就在化学和电气设备上。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提供了学理框架：幼稚产业论，即为发展中的产业提供保护性关税，直到它们能在国际上竞争为止。俾斯麦1879年的关税把它付诸实施。这道关税在关键的扩张期把德国的钢铁挡在英国竞争之外。李斯特的论证至今仍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理由所在，也是争议最大的那一个。自由贸易之争把整条论证走了一遍。李斯特的《国民体系》是发展主义传统第一次把自身的思想自觉表述出来的地方，思想史上的处理见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章（《经济思想史》第3章）。李斯特在思想上的位置，即介于古典自由贸易的正统与德国历史学派对它的挑战之间，在思想史时间线上看得到。
到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出总量超过了英国，而在人均GDP图上，德国那条线只追到英国的约74%，超越发生在部门层面和产出总量上。超越集中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即化学、电气设备和精密机械，高等工业学校和大银行在这些领域给了德国结构性的优势，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构比不上。李斯特那道关税所体现的幼稚产业论的形式化版本，即为追赶而保护、边做边学，在《经济学》第20章20.8节展开。这个模型背后的历史案例，就是上面这些。
美国打破了这个格局。按欧洲的标准，美国工业化得晚，却既没有全能银行，也没有发展型国家，政府对工业的直接协调极少。它有的是另一样东西：一块大陆。
美国制造体系，即可互换零件、专用机床，以及把生产拆成一道道离散而可重复的工序，出现在1810年代和1820年代斯普林菲尔德与哈珀斯费里的兵工厂里。这套体系是一条组织原则：把产品设计成同一型号的任一零件都能替换另一件，再造出机器把每个零件加工到公差之内。英国那套办法靠熟练的装配工手工修配零件，美国这套办法用机器取代了装配工。它意味着生产可以扩大而不必按比例增加熟练劳动，在一个熟练劳动相对于土地和原料既稀缺又昂贵的国家，这是一项关键的优势。
公司是与之相配的组织形态。约1870年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企业，雇员超过三万人，线路数千英里，资本额超过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经营它需要英国或德国工业中都没有先例的创新。J.埃德加·汤姆森和他的继任者汤姆·斯科特建起了一套专业管理层级，有分部结构、标准化的成本会计，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后来把这认定为现代公司管理的诞生。宾夕法尼亚铁路是那种将要界定美国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的原型：大型的、由专业经理人经营的多分部公司。
铁路也是使大陆市场成真的机制。内战之前，美国是一堆由沿海航运和内河运输松散连起来的区域经济。1869年建成的横贯大陆铁路，以及在它之前就已密布的东部路网，造出了一个大陆规模的单一市场。匹兹堡的制造商可以按可预期的成本和时刻表把钢材运到旧金山。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商可以触及纽约的消费者。这个市场的体量，到1900年是七千六百万人，且没有内部关税壁垒，造出了没有哪个欧洲经济体比得上的需求。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主张用保护性关税培育美国的幼稚产业，抵御英国竞争。这一主张通过内战后的保护主义体制得到实施：制成品关税平均40%到50%，从1860年代一直维持到1913年。这道关税在美国工业扩张的时期为它遮风挡雨，正如俾斯麦的关税为德国工业遮风挡雨，幼稚产业的逻辑是同一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从不同的出发点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自由贸易之争把两人都当作战略性保护的奠基案例来处理。汉密尔顿在思想版图上的位置，在思想史时间线上看得到。
大规模移民供给了劳动力。从1840年代到1914年，约有三千万人抵达美国：世纪中期几波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1880年以后是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南欧和东欧的其他族群。他们填满工厂，修筑铁路，开采煤矿，撑起肉类加工厂。这份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没有哪个欧洲经济体经历过的：美国工业一扩张，大西洋就把工人送来。
资源禀赋把这项优势又放大了一层。美国有铁矿石，单是明尼苏达的梅萨比岭所含的高品位矿就多过整个西欧；有煤，即阿巴拉契亚的烟煤和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有木材，即五大湖的森林；有石油，先是宾夕法尼亚，后是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有棉花，在南方；有谷物，在中西部。大陆规模的资源充裕，意味着美国工业几乎不必面对塑造了欧洲工业化的那些原料约束。种植园体系和奴隶制的经济逻辑是第9章的题目，南方的棉花供养了北方的纱厂和兰开夏的出口，把美国农业接进了大西洋工业体系。
美国是格申克龙最难处理的案例：起步晚，国家的直接作用却很小。推动它的是一整块大陆的资源，一个七千六百万人、没有内部壁垒的市场，还有高关税壁垒背后那件汉密尔顿所主张的幼稚产业保护工具。切换资源基础，打开关税叠加层，看到的是替代阶梯安放不下的那套禀赋与体量的解释。
格申克龙的阶梯把追赶解释为用制度去替代缺失的先决条件。美国的先决条件，即铁、煤、石油、谷物和一个大陆规模的市场，样样都很充裕。保护确实起了作用，内战之后的关税平均在40%到50%，但它是叠加在一项禀赋与体量的优势之上的，而这项优势没有哪个欧洲经济体比得上。
卡内基钢铁和标准石油代表了组织上的终点：纵向一体化的公司控制原料、生产和分销，其规模是欧洲企业够不到的。到1890年代，卡内基钢铁的钢产量超过整个英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炼制了美国90%以上的煤油。托拉斯和控股公司是美国在市场控制上的创新，是对一个大陆市场里竞争压力的回应，在那里价格战摧毁企业的速度比任何欧洲市场都快。
美国的工业化不是由全能银行协调的，美国的银行体系是破碎的，有数千家小型州立银行，到1913年才有中央银行。它也不是由国家指挥的，联邦政府在工业中的直接作用，除了关税和土地赠与之外微乎其微。推动它的是资源禀赋、市场体量、大规模移民，以及作为组织形态的公司，而这些替代阶梯的命题一样也没有抓住。到1900年，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
在俄国，格申克龙的命题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德国的追赶由全能银行协调，俄国的追赶则由国家本身发号施令，因为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银行体系来协调它。
前提是政治的。1861年的农奴解放释放了约两千三百万农奴，是欧洲历史上单次规模最大的法律解放。但这场解放的设计意在保全既有的社会秩序。获释的农奴分到了份地，但土地由米尔（村社）集体持有，而赎地金，即对原主人的补偿，由国家垫付，农民在49年间偿还，把他们拴在村社上。劳动力的流动是被有意约束的。米尔控制着谁可以离开、什么时候离开。1890年的俄国仍有约80%是乡村人口，农民即便不再受法律上的农奴制约束，也仍被财务义务拴在土地上。
谢尔盖·维特1892至1903年任财政大臣，把工业化纲领建在五项工具上。第一是铁路：国家出资并主持修建全国铁路网，最后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二是保护性关税：1891年的关税把制成品进口税提到与美国内战后体制相当的水平。第三是外国资本：维特积极争取法国投资，取得为铁路建设和重工业提供资金的贷款。第四是金本位：俄国1897年实行黄金兑换，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他们的收益不会被通货膨胀吃掉。第五是国家订单：政府本身就是它正在建设的重工业的最大客户，采购钢轨、机车车辆、军械和建材。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这个纲领的标志性工程。工程1891年动工，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289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国家用法国贷款为它出资。它的功能是双重的：既是把欧俄与太平洋边疆连起来的战略基础设施，也是工业需求的发生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消耗钢轨、机车车辆、建筑劳动力和工程服务，规模之大，在原本没有重工业的地方造出了重工业。顿巴斯煤田和乌拉尔的钢铁联合体，为满足这条铁路的需求而扩张。
成果是实在的。1890年代俄国工业产出年增约8%，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几个。顿巴斯盆地的煤产量在1890至1900年间增至三倍。生铁产量翻了一番。铁路里程从1890年的三万一千公里扩到1900年的五万三千公里。发展型国家，即把工业化当作明确政策目标，并动用财政、金融和制度工具去实现它的国家，正在成形，已可辨认。
资产阶级和银行体系都不在场的地方，由国家来动员资本，这一耦合在这里看得到。拖动年份滑块走过1860—1913年的铁路里程，同时读出旁边的外国资本份额。在俄国，法国贷款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提供了资金。在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没有扮演的角色，由国家和财阀来扮演。
相对落后的程度越深，资本就越是必须来自国内私人经济之外。俄国的铁路建在国家安排来的法国贷款之上，日本的早期工业则倚靠国家和财阀。铁路与资本的这种耦合，就是“国家替代缺席的资本”这句话的具体形态。
但成就与它自身的矛盾并存。粮食出口为工业进口提供资金，这就是“饥饿出口”的批评，即俄国农民少吃，好让国家去买外国机器。农业生产率依然低下，米尔制度不鼓励个人在改良土地上投资。工业劳动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顿巴斯，而广袤的乡村腹地仍是前工业的。财政上依赖法国贷款，意味着俄国的经济政策受制于外国债权人的偏好。国家替代了缺席的银行和资产阶级，正如格申克龙所预测。它没有造出能让工业化自我维持的社会基础。
1905年革命随之而来。圣彼得堡的工人在流血星期日之后罢工，农民起义蔓延到乡间，政权靠让出一部宪法才活了下来，而这部宪法它后来又亲手掏空。这场革命是国家主导模式政治脆弱性的症候：急速的工业化集中在少数飞地，靠压榨农民来筹资，依赖外国资本，由一个能命令投资却无法赢得认同的专制政权来管理。在GDP图上，俄国从很低的基数上升，但到1913年仍远低于西欧的水平。工业产出增长与人均福利之间的差距，就是国家的抱负与民众实际处境之间的差距。
苏联模式继承并激化了维特开创的这个格局。国家指令的工业化，重工业优先，用农业汲取为工业投资筹资，以政治控制替代市场协调：从维特到斯大林的连续性是结构性的。苏联如何接续，是第15章的题目。
日本的工业化从一次政权更迭开始。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一个把工业化当作明确政策目标的集权国家，取代了德川的封建秩序。四十年之内，日本成了工业与军事强国，而它的追赶道路与任何欧洲案例都不相像。
1871至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定下了基调。四十八名高级官员，包括明治政府半数阁员，用22个月游历美国和欧洲，考察工厂、船厂、铁路、学校、法律制度和军事设施。这次出使是政府最高层次上有意为之的技术考察。使团带回了一份系统的清单，写明要借什么、向谁借：德国的法典、英国的海军技术、美国的农业技术、法国的军事组织。这种借鉴是有选择、可调适的，是对特定制度部件的定向获取，再按日本的条件加以改造。
最早的工业企业由国家直接兴办。官营工厂，即政府经营的示范工厂，1870年代在纺织、造船、采矿和军械等行业建立起来。1872年的富冈制丝厂是原型：一座用法国技术建成、由法国工程师主持、由出身士族家庭的日本女工操作的现代缫丝厂。这家厂证明了工厂规模的生丝生产在日本行得通，并训练出了后来经营那些后继工厂的劳动力。国家承担了开办成本和技术风险，私人企业接手了已被证明可行的模式。
随后是私有化。整个1880和1890年代，政府把示范工厂以优惠价格卖给有政治关系的商家。三井1893年买下富冈制丝厂。三菱得到了长崎造船所。住友从铜矿这一基业扩张到国家孵化出来的那些产业。这些商家成了财阀：把制造、银行、贸易和航运合在家族控股公司之下的多元化产业金融集团。财阀这一形态带着鲜明的日本特色，它把英国的家族企业、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公司三者的要素，合进了一个西方没有对应物的结构里。
先后次序才是那项制度创新。国家出资兴建，做出示范，承担风险，私人企业扩大规模并多元化。先国家、后私有化这一顺序，是有意设计的两阶段战略，每一阶段承担不同的功能。格申克龙的替代阶梯把国家放在最高一级，替代缺席的银行和资产阶级。日本的顺序更精确：国家只是暂时替代，随后让位给它亲手帮着造出来的私人机构。
日本的出口导向模式从纺织业开始。生丝和棉纺是最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它们的出口收入为重工业所需的机器、原料和技术人才的进口提供了资金。纺织业优先的战略利用了日本在低工资、高技能劳动上的比较优势，同时积累起进口资本品所需的外汇储备。到1890年代，日本的棉纺织品已在亚洲市场上与英国货竞争，这样的反转在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征兵制军队的现代化，用财政支出拉动了需求。明治国家建立现代军队，不只出于战略考虑，也因为军事采购，即步枪、军服、舰船、弹药和给养，为国内工业造出了有保障的需求。陆军和海军既是机构，也是客户，它们的采购预算把国家岁入引进了工业生产。
图上日本的GDP轨迹从1870年一个很低的基数起步，以1990年国际元计约为\$669，约是俄国水平的70%，德国的三分之一。这条线一路陡升到1913年，达到\$1,387，按绝对值仍远低于欧洲的水平，但增长率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几个。日本的起点与它1913年位置之间的差距，量出的是明治的制度设计在不到半个世纪里走过的距离。
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宣告它已跻身工业与军事强国之列。这场战争印证了经济数据早已显示的事情：日本已经建起一个足以支撑对欧洲帝国进行现代军事战役的工业基础。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追赶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即有选择地借鉴、先国家后私有化的顺序、财阀集团、纺织业优先的出口战略，那么究竟还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追赶模式？
格申克龙的预测很简单：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大。来检验它。
沿着比利时—德国—俄国这条轴，这个命题成立。比利时是欧陆最早工业化的，所需的制度替代也最少：市场融资、与英国技术的近便、易采的煤。德国起步较晚，动用了全能银行，这个机构把英国由市场分别承担的几项职能合到了一起，即商业信贷、长期投资、公司治理和风险协调。俄国起步更晚，需要国家本身来替代银行和资产阶级两者，靠财政汲取、对外借款和直接的国营企业来命令投资。这道替代阶梯，即市场 → 银行 → 国家，准确地描述了这条轴。格申克龙的命题组织欧洲的追赶经验，比任何别的框架都好。
美国打破了这个格局。美国的工业化没有用到替代阶梯所预测的任何一种机制。推动它的是大陆规模的资源禀赋，一个七千六百万人、没有内部壁垒的国内市场，供给弹性劳动的大规模移民，以及作为组织创新的公司，它协调生产的规模是没有哪个欧洲机构比得上的。对于禀赋驱动的追赶，格申克龙的框架无话可说。
日本则在另一个方向上超出了这个框架。明治日本大力动用国家，这与格申克龙对后起者的预测一致。但先国家后私有化的顺序、从多个西方模式中有选择的制度借鉴、财阀形态，以及纺织业优先的出口战略，造出了一套没有哪个欧洲模板预示到的制度配置。到1914年可见的制度多样性，不是通往趋同途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就是结果。
不存在单一的追赶模式。格申克龙抓住了比利时—德国—俄国这条轴，漏掉了美国和日本。发展型国家，即把工业化当作明确政策目标，并把关税、定向信贷、国家投资和技术教育当作工具来动用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原型，从俾斯麦的德国、维特的俄国和明治日本中浮现出来。但这个原型与美国这个反例并存，在那里，禀赋和市场体量在没有发展型国家协调的情况下推动了工业化。
五个追赶经济体，四个维度。高亮某一维度可以沿着一列读下去，也可以把两个经济体并排比较。
| 经济体 | 国家的角色 | 工业资金来源 | 关税体制 | 技术教育 |
|---|---|---|---|---|
| Belgium | 极小 | 市场融资（比利时通用银行） | 低关税 | 无独特体系 |
| Germany | 中等（关税同盟、铁路、关税） | 全能银行（大银行） | 保护性（俾斯麦，1879年） | 高等工业学校 |
| 美国 | 直接协调极少 | 公司自筹资金加资本市场 | 高（内战之后） | 赠地学院 |
| Russia | 最大（维特纲领） | 国家主导加外国资本 | 高保护 | 薄弱 |
| Japan | 高，随后私有化 | 财阀加国家银行 | 有选择 | 帝国大学 |
索洛的收敛模型预测，较穷的经济体应当比较富的增长更快，因为资本报酬递减使得投资在资本稀缺的地方更有生产力。这个预测大体上成立，俄国和日本按百分比算比比利时和法国长得快，但这个模型对使收敛发生或不发生的制度机制什么也没说。形式化的增长理论在《经济学》第13章，被它抽象掉的制度内容，正是这些案例所承载的。
制度多样性这一发现，正是《经济学》第18章所理论化的经验内容。“资本主义多样性”框架，也就是市场经济在组织生产、金融和劳动关系上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一观察，在1815至1914年的追赶道路上就已经看得见了。
回到第8.1节的GDP图。各条线的分化不只在水平上，也在形状上，而形状反映的是制度配置。发展型国家这一原型，即俾斯麦的德国、维特的俄国和明治日本，正是第14章的东亚四小龙和第17章的中国改革所继承的制度形态。追赶问题并没有在1914年终结。这条线索1913年以后怎么走，由GDP地图在180个经济体上接着往下讲。
把制度指为解释是一回事，把它做成经济学处理得了的东西是另一回事。托尔斯坦·凡勃伦到1904年已经把美国公司的金钱文化当作自己的分析对象，而库普曼斯1947年“没有理论的测量”那一击，随后把这整套做法逐出了这门学科。它重新回来，要等到科斯1937年那个问题，即企业究竟为什么存在，在四十年后才有人接过来，并用边际主义的语言作答。这一场失势与回归，就是经济思想史卷的制度主义传统。
格申克龙（1962）；兰德斯（1969）；钱德勒（1977、1990）；哈巴库克（1962）；冯·劳厄（1963）；詹森（2000）；克劳库尔（1997）；赖特（1990）；卡梅伦（1967）；麦迪逊项目（博尔特与范赞登，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