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到1870年间，约有1250万人从非洲被装上大西洋的奴隶船。约1070万人活着走完了中间航程。这股人的流动由欧洲资本、非洲沿岸的供货网络和美洲种植园的需求维持了将近四个世纪，是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强制迁移，也是大西洋种植园体系赖以建立的劳动基础。本章把这套体系当作经济史来处理。它要问的是：这门贸易运走了什么，接收这批劳动力的种植园作为生产率体系表现如何，这门贸易和这些种植园给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贡献了什么，大西洋各强国如何结束奴隶制以及代价由谁承担，还有奴隶制的制度替代物在长期里造出了什么。
一千二百五十万人装船，一千零七十万人抵达。这中间的差额就是中间航程，约有180万人死在这段跨洋航行上，全程平均死亡率约14%，并随着船舶管理改善和航程缩短而逐年下降。抵达总数是与种植园劳动力供给相关的那个数字，装船总数衡量的则是这套体系从非洲抽走了多少。两个数字下文都会出现：装船与抵达之间的差额，是这门贸易自身的一项属性。这些数字来自“奴隶航程”数据库，即设在slavevoyages.org、由戴维·埃尔蒂斯、斯蒂芬·贝伦特、马诺洛·弗洛伦蒂诺和戴维·理查森合并整理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埃尔蒂斯与理查森2010年的图集已经刊印，可与之相互印证。
这门贸易可以分成五个可辨的阶段。伊比利亚开端（1500—1639年）运走约一百万人，其中多数去了巴西，葡萄牙的甘蔗种植园主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用来自洛安戈和刚果王国的被掳者建起了大西洋种植园体系的原型。西班牙方面对加勒比和大陆白银经济的需求较小，通过阿西恩托契约把贩运许可发给非西班牙的承运人。荷兰与英格兰进入阶段（1640—1699年）见证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夺取巴西和非洲的据点，1672年皇家非洲公司凭英国王室特许成立，以及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崛起为英属加勒比的糖业经济。这一阶段约有130万人装船，加勒比的份额急剧上升，承运国的构成也从葡萄牙独大转向多元。
工业规模的体系阶段（1700—1790年）是这门贸易达到峰值数量的时期。约620万人，占整个370年总数的一半，在这九十年里装船。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向私商开放之后，英国承运人占据主导，利物浦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这门贸易在欧洲的中心。年流量在1780年代达到最高，约每年八万人。目的地构成偏向加勒比，即圣多明各、牙买加和古巴，但巴西仍是主要接收方，北美大陆则占了它那份数量小而社会后果重大的比例。革命与废奴阶段（1791—1819年）以1791年8月圣多明各的起义开场，一直走到1807年英国废止贩奴和1808年英美两国的禁令。数量收缩了，却没有崩溃：约有195万人装船，多数运往古巴和巴西，因为英国和美国承运人的合法贸易被关闭，剩余的需求转移到了仍然合法的承运人和航路上。
非法的延续阶段（1820—1870年）在多边废奴条约之下仍运走约200万人。英国皇家海军西非分舰队的缉私拦截了约10%的航次，其余的靠隐匿、假证件和改挂船旗抵达巴西和古巴的种植园，留下的记录并不完整。这一阶段随巴西执行1850年的《欧塞比奥·德凯罗斯法》和1886年古巴废奴而告终。按全程的目的地划分：巴西接收了约46%的抵达者，加勒比约38%，西属大陆即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安第斯诸港约10%，北美大陆约4%，欧洲及其他地方约2%。北美大陆这个数字按相对比例算很小，其结构意义却重大，原因在于被奴役者的自然人口增长：到1860年人口普查时，美国拥有约四百万被奴役者，远多于它38.8万的输入量所能解释的。
五根柱子对应五个阶段，重心偏向巴西和加勒比。用这些控件可以直接检验各阶段在结构上确实不同这一说法：把视图从目的地构成切换到承运国，把口径从绝对数量切换到各阶段的份额，较小的几个阶段里的构成变化就看得清楚了。装船人数、抵达人数和中间航程的死亡率，在每个阶段下都一并列出。
图9.1（交互图）。 从非洲装船横渡大西洋的人数，1500—1870年。在目的地构成与承运国之间切换视图，在绝对数量与各阶段份额之间切换口径。每个阶段在任一视图下都列出装船人数、抵达人数和中间航程的死亡率。装船总数约1250万人，抵达总数约1070万人。数据：“奴隶航程”数据库（slavevoyages.org），并以埃尔蒂斯与理查森（2010）的合并估计相互印证。
这门贸易既是一股流量，也是一项制度。中间航程本身，即从非洲装船港到美洲抵达港的跨洋航行，正是这套体系把人当作商品这一点在操作上变得最明确的环节。航程要走六到十周。被掳者被锁在甲板之下，人均空间平均只有四到六平方英尺。死亡来自痢疾、坏血病、天花和自杀，全程14%的平均数掩盖了按航线、季节、船只大小和船长而定的巨大差异。反抗是持续的：按“奴隶航程”数据库目前的估计，约每十个航次就有一次发生船上暴动，而暴动的威胁塑造了从上镣的规矩到船员人数再到口粮安排的每一项操作决定。
1781年的“宗”号屠杀，用一份法律文书就让这套体系的商品化一目了然。宗号是一艘英国奴隶船，载着442名被奴役的非洲人从西非驶往牙买加，因导航失误而淡水将尽。三天之内，船长下令把132名被奴役者活活抛下海。船东随后就货物损失提出保险索赔。伦敦的保险承保人拒赔，案子上了法庭。法律记录的争点在于，被抛下海的那些人算是“抛弃”的货物，可以索赔，还是被谋杀的人，不可索赔。法庭把这个问题当作一桩海上保险纠纷来处理。大西洋体系造出了一个范畴，在其中132个人可以被归进与受损食糖同一个法律条目之下。
这门贸易在非洲一端，走的是由非洲国家和商人经营的沿岸供货网络。奴隶海岸（今贝宁）的达荷美王国、黄金海岸（今加纳）的阿散蒂帝国，以及西中非海岸（今刚果共和国、安哥拉）的洛安戈和刚果王国，是这门贸易峰值阶段最大的几个供货方。被掳者经由掳掠战争、袭击、债务奴役和司法奴役来到海岸。欧洲这门贸易的需求把这四种机制统统加剧，并把政治激励推向围绕军事掳掠组织起来的国家。内森·纳恩2008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记录到，1400至1900年间被掳走人数越多的非洲地区，今天系统性地更穷，他提出的机制经由前殖民时代国家能力的瓦解和后殖民时代的信任赤字发生作用。这门贸易在非洲留下的后果，是大西洋体系构成性的经济产出之一。
在欧洲一端把这套体系维系起来的，是重商主义的管制框架。英格兰的《航海条例》（1651、1660、1663年）、皇家非洲公司特许状（1672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特许状（1621年）、法国的西印度公司（1664年），以及西班牙的阿西恩托契约结构，全都规定了大西洋贸易可以怎样进行，由谁进行，用谁的船，缴多少税。重商主义管制究竟是一套自洽的学说，还是一堆财政与战略上的权宜之计，是长期争论的题目，自由贸易导读把学说问题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大西洋奴隶制体系运转在一套设计上就是保护主义的管制架构之内，而18世纪对这套架构的批评，即斯密和重农学派，与废奴主义的批评平行推进，当时还没有合流。
图上这五个阶段，与贸易地图大西洋页上的五个分段名称对应。地图给出的是航次层面的时空视图，即起运港、航路、目的港和逐年航次数，而静态的图把它们压平了。地图上的利物浦港弹窗尤其讲的是奴隶贸易的资本流动：利物浦在这门贸易的工业规模阶段是它在欧洲的中心，弹窗一步步讲了那些商行、金融工具，以及贸易利润再投入兰开夏工业经济的过程，而下面的第9.4节会把这一条当作威廉斯命题最强的经验支柱。中间航程所供养的种植园体系，在生产、加工和装运各个环节上大规模地以强制手段协调劳动。
16世纪伯南布哥的糖、17世纪切萨皮克的烟草、18世纪卡罗来纳低地的稻米、19世纪美国南部的棉花：三个世纪里，种植园体系从一种主导的出口作物换到下一种，同时保持着同一套劳动协调的逻辑。菲利普·柯廷用种植园体系这个词时，指的是一项一体化的经济技术：为大西洋出口而种植的热带或亚热带作物的大规模单一栽培，围绕由直接监督来协调的强制劳动组织起来，并在统一所有权之下与加工和装运设施相连。这套体系是一种协调机制。
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巴西糖业是原型。到17世纪初，一座巴西的甘蔗庄园已把甘蔗种植、场内磨坊、精炼和装运整合在单一园主或合伙人之下，从下种到装箱的每一道工序都由被奴役者完成。18世纪加勒比的糖业经济把这套模式放大了。圣多明各，即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半部的法属部分，到1789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糖业经济：欧洲和美洲消费的糖约有40%、全球咖啡产量的60%，来自一个只有三万白人园主、两万五千名自由有色人和约五十万被奴役非洲人的殖民地。牙买加是英国最大的产糖地，古巴则在19世纪圣多明各崩溃、市场份额腾出之后扩张得最凶。向其他作物的多元化是同时进行的：切萨皮克从1620年代起种烟草，卡罗来纳低地从1690年代起种稻，南卡罗来纳和法属加勒比种靛蓝，圣多明各和牙买加种咖啡。
这套体系内部的劳动协调形式并不统一。集体劳动制与糖以及1793年之后的棉花相连，把劳动者编成同步作业的班组，置于监工的持续监视之下。班组按监工定下的节奏一起走过田间各道工序，靠肉体暴力来执行。定额劳动制与卡罗来纳低地的稻作相连，给每个劳动者派下一份当日定额，完成之后，劳动者可以自行支配时间，包括在小块地上种口粮。这两套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反抗形态、不同的人口后果，以及解放之后不同的制度遗产。集体劳动制把每英亩产出推到最高，代价是监督的残酷强度。定额劳动制的每英亩产出较低，却在体系内部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和更自主的黑人社群结构。
伊莱·惠特尼1793年的轧棉机，是造出19世纪棉花南部的那次结构性拐点。轧棉机之前，把短绒棉的纤维与粘手的绿籽分开，每磅净棉约需十个工时。轧棉机之后，同一道工序只要一小时甚至更少。每磅净棉的劳动成本骤降，随之消失的还有那道把棉花栽培限制在大西洋沿岸一条窄带长绒海岛棉上的地理约束。内陆的短绒棉带，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东部，成了棉花地带，而从切萨皮克到深南部的国内奴隶贸易，在此后六十年里把约一百万被奴役者运过去充实新的种植园。1860年的棉花南部，是建在一项技术之上的一片新地域。
种植园体系的生产率记录如何？罗伯特·福格尔与斯坦利·恩格尔曼的《苦难的时代》（1974）报告说，按全要素生产率口径衡量，南部的蓄奴种植园比北方的自由农场约高出35%，这一发现几乎立刻遭到赫伯特·古特曼（1975）、保罗·戴维与理查德·萨奇（1976）以及加文·赖特（1978）在数据构造、样本选择和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取舍上的质疑，而它的核心经验主张在后续几轮工作里仍然站住了。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产出中无法由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可测投入解释的部分，这个残差捕捉的是组织、技术和选择因素的综合效果。形式化的模型处理见《经济学》第13章。福格尔与恩格尔曼衡量的是种植园产出相对于其投入的生产率，而按这个指标，种植园体系是一套高产出的体系。
蓄奴种植园是一套高产出的体系吗？它棉花单产的提高又是从哪里来的？柱高表示的是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机制开关把两个候选答案并排摆开：在选择育种之下，棉花单产沿着有据可查的种子采用时间线上升。在劳动强制这一机制之下，同样的增益必须跟着强制的强度走，而单产上升的时间对不上。
这不是在算道德账，第9.7节把道德问题放在另一个范畴层次上处理。
图9.2（交互图）。 左：种植园相对于北方自由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福格尔与恩格尔曼给出约1.35，这约35%的差距在古特曼、戴维与萨奇、赖特的反驳之后，核心形态仍然站得住。右：每英亩棉花单产，约1800—1860年，在两种备选机制之下。选择育种那条曲线跟着有据可查的佩蒂特湾及其后继品种的采用年份走，强制机制则要求增益跟着强制的强度走，而有据可查的单产上升时间并不如此。这是产出的算术。
单单一个“35%”只说明种植园是有生产力的。它没有说明棉花单产为什么上升。机制开关把两个故事分开：改良品种沿着有年份可查的采用曲线扩散，单产随之上升，这是一项育种技术上的增益。把同样的增益读成鞭子抽得越来越狠的产物，就要求单产在强制上升的地方上升，而有据可查的时间并不配合。
奥姆斯特德与罗德2008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上的论文及其2018年的后续研究，指出了内战前生产率记录中大部分棉花单产增益背后的具体机制：选择育种。深南部每英亩棉花单产在1800至1860年间大约翻了两番，奥姆斯特德与罗德表明，这些增益跟着改良品种，尤其是佩蒂特湾棉，在种植园网络中的扩散走。这一机制是育种技术上的。它对下面第9.4节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新史”论证中的一支把棉花生产率的增益归于劳动强制的加剧，而奥姆斯特德与罗德的证据把增益定位在别处。
种植园体系的生产率记录是真实的。这一主张遭到质疑的史学语境里，还有一条更老的思想线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论证说，奴隶劳动的效率低于自由劳动，因为奴隶没有动机去做鞭子逼出来的那点之外的事。就18世纪的种植园作为生产率体系而言，斯密的论证在经验上是错的，而19世纪的废奴运动在英美两国整个辩论期里，把它作为反对奴隶制的道德兼经济理由继续推进。斯密在思想史时间线上的位置，以及废奴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如何从他的框架中生长出来，可以在经济思想史时间线上看到。
种植园区覆盖的是大西洋地图上的一部分，而它们所填补的那份劳动力短缺有一个具体的成因。两者都要追回到16世纪的人口崩溃。
非洲奴隶制在种植园区所填补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一项永久的地理给定。它是16世纪的传染病人口崩溃造成的，那场崩溃使美洲原住民人口在多数地区减少了六成到九成。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972）点出了机制：天花、麻疹、斑疹伤寒和流感随欧洲人的接触而来，遇上没有获得性免疫的人群，其死亡在16世纪直至17世纪的一波波疫情中累加。诺布尔·戴维·库克的《生而将死》（1998）把各地区的估计汇总起来。墨西哥中部的人口从1518年的约两千五百万降到1623年的约一百三十万，安第斯地区在相似的时间线上有可比的崩溃。第4章详细处理接触前的原住民经济。
安第斯的互惠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以改造过的形式延续。印加的米塔是一套劳动轮换制度，属民社群定期为帝国国家提供劳动，用于公共工程、运输和农业，1570年代被西班牙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重组为殖民时期的米塔制，为波托西的银矿供应劳动力。指定腹地内的社群每七年派出一批轮值人员到矿上服役一年，返回的人带回了把高地村落经济接进殖民商业体系的白银经济通货。库斯科、波托西和采矿路线上的城镇，在17和18世纪运行着古柯、纺织品、粮食和以白银计价商品的正常市场。印加国家为自身目的所用的互惠逻辑被带进了殖民地的汲取，而承担这套轮换的原住民社群制度，继续作为行政单位运作。
北美的皮毛贸易经济把原住民社会组织成了长途商业网络里的主要经济行动者。易洛魁联盟由五个部族组成，即莫霍克、奥奈达、奥农多加、卡尤加和塞内卡，18世纪塔斯卡罗拉加入，它在17和18世纪控制着五大湖内陆与荷兰、英格兰的大西洋港口之间的皮毛贸易，并对操阿尔冈昆语的敌对部族发动海狸战争以确保捕猎领地。丹尼尔·里克特的《长屋的磨难》（1992）把易洛魁经济当作一套由契约、交换和领地控制构成的、正常运转的区域体系来处理。再往北，1670年获特许的哈得孙湾公司，在加拿大亚北极地区与克里、奥吉布瓦、德内和因纽特供货方经营皮毛贸易经济。这家公司的标准化兑换率、挂牌赊账和按季供货安排，组织起了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原住民与欧洲人商业关系。
中美洲的市场延续是第三种格局。阿兹特克都城特诺奇蒂特兰所记载的前哥伦布市场体系，以特拉特洛尔科市场为枢纽，有标准化的度量衡、市场法庭的执行和分门别类的货品区，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一直延续到17世纪。特拉特洛尔科继续作为区域商业中心运作，墨西哥谷地较小的集镇维持着征服前那套组织城乡交换的每周集期。马修·雷斯托尔关于尤卡坦玛雅商业文化的研究，记录了中美洲东南部可比的延续性。
这几条线索所描述的格局，是地理上的分区。种植园区，即巴西沿岸、加勒比诸岛、卡罗来纳低地、切萨皮克和1793年以后的棉花南部，之所以吸收非洲劳动力，是因为人口崩溃掏空了原住民的劳动基础，也因为种植园生产所要求的劳动强度，殖民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自由工人不会以可接受的成本提供。在种植园区之外，原住民经济在不同程度的殖民约束之下延续。它们被重组、被课税、被部分基督教化、在人口上受到挤压，却仍作为正常运转的体系运作，其延续性一直可以追踪到19世纪。第10章接过1815年以后原住民在定居殖民加剧之下的经历。
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利润是否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还是量级太小，撑不起这个说法？奴隶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还是它兴起过程中的边角？这场从埃里克·威廉斯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开始的八十年争论，积累出了四种立场，每一种都有经验依据，彼此之间谁也不能化约为谁。
威廉斯1944年的论证是一个宏观融资命题。《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写自威廉斯在牛津的博士论文，出版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特立尼达史家，正站在日后使他成为该国首任总理的政治生涯的门槛上。书中提出三项主张，威廉斯自己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的论证。第一，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经济产生了规模可观的利润：这些利润从非洲的掳掠，经中间航程的运输，经加勒比的糖业生产，再经伦敦和利物浦的商行回到英国投资者手里。第二，这些利润为早期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兰开夏的棉纺厂、博尔顿与瓦特的蒸汽机、运河网络、中部地区的铁厂。第三，1807年英国废止贩奴和1833年的解放，发生在西印度种植园体系不再有利可图，英国工业经济已不再依赖它的时候。道德运动是真实的，但使政治上的废奴变得可行的经济基础，是种植园盈利能力的先行衰退。威廉斯的证据走的是具体案例：作为英国议会中政治金融集团的西印度园主；作为兰开夏纺织业融资可计量投入的利物浦商人资本；三角贸易的利润积累；废奴与英国工业成熟在时间上的相关。这个论证的力度取决于宏观量级撑得起它，而不只是取决于这些利润确实存在。
恩格尔曼的批评由斯坦利·恩格尔曼在1972年《商业史评论》的论文中提出，并在后续研究中展开，直接冲着宏观量级去。恩格尔曼算出，在相关的那几十年里，奴隶贸易利润约占英国总投资的5%，这个份额并非微不足道，却撑不起威廉斯的论证所要求的那个角色。西印度园主的回报率与其他殖民地投资相当。把贸易和种植园利润导入英国金融的那些商行，只是若干资金来源之一，它们在工业投资融资中的相对分量，从未超出多元化的英国资本市场从别处积累中所能提供的水平。恩格尔曼隐含的反事实是：没有奴隶贸易利润的英国工业化，会以稍慢的速度、从稍小的资本基数上推进，但轨迹不会有结构上的不同。按恩格尔曼的读法，西印度园主集团在议会中的政治分量是制度性的，不是金融性的：园主的政治影响力与他们在英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不成比例，而废奴的时点反映的不是种植园盈利能力的先行崩溃，而是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削弱。在这一读法看来，威廉斯的主张在宏观问题上经验有误，即便它在相邻问题上仍然富有史学生产力。
“奴隶制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这个说法，对填进去的数字有多敏感？把两个滑块，即奴隶制经济利润在英国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以及这些利润再投入工业资本的比率，在文献给出的两个端点之间移动，观察归因于奴隶制经济的英国资本形成贡献如何变化。恩格尔曼与贝格、哈德森分歧所在，是一个可以计量的参数。
图9.3（交互图）。 归因于奴隶制经济的英国资本形成贡献，作为利润份额参数和再投资比率的函数，与总量对照。预设按钮把滑块直接拨到恩格尔曼的下限和贝格与哈德森的重新校准，这正是四种立场之争所围绕的那个参数。图给出的是量级上的敏感性，结论在正文和导读里。
埃里克·威廉斯算过一笔利润，并称它是英国工业的资本基础。斯坦利·恩格尔曼重新算了一遍，发现这笔钱是真的，但不大，约占英国投资的二十分之一。贝格与哈德森又算了一遍，得出的数更大，因为他们算的是整个奴隶制经济，而不只是贸易利润。拖动份额参数，走的就是同一次重估：问题从来不是“奴隶制到底重不重要”，而是“这笔账有多大，以及算的是哪一笔”。
把归因的贡献写成占英国资本形成的份额：$\dfrac{\Delta K_{\text{slave}}}{\Delta K_{\text{total}}} = \alpha_p \cdot r \cdot \dfrac{\text{base}}{\Delta K_{\text{total}}}$，其中 $\alpha_p$ 是奴隶制经济利润占投资的份额，$r$ 是再投入工业资本的比率，分子中的基数是起飞时期英国可供投资的剩余。
恩格尔曼的 $\alpha_p \approx 0.05$，配上接近0.5%的国民收入数字，把归因的贡献放在低端。贝格与哈德森的重新校准移动了基数这个参数，即18世纪末奴隶制经济占GDP的份额 $\approx 11\%$，归因的贡献也随之上升。算术是固定的，两个端点的差别在一个可测量的输入上。这里任何换算成现代货币的说法，都是一个模型估计。
“资本主义新史”在2010年代初围绕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2014）和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一半从未被讲述》（2014）出现，它重新界定了这个问题。它的论证不是说奴隶贸易利润按威廉斯所称的宏观量级为英国工业提供了资金，而是说奴隶制在若干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而这些层面是融资流量的框架看不到的。贝克特的论据建在棉花供应链上。兰开夏的纺织厂从1820年代起依赖美国南部的棉花，到1860年，英国原棉约有80%来自蓄奴的南部。这条供应链穿过美国北方的商行，即布朗家族和雷曼家族，穿过伦敦的代理商，即巴林兄弟和罗斯柴尔德的通汇行，也穿过把南部种植园融资与英国工业融资连起来的信用工具，即以未来棉花收成为担保的周转资金垫款。种植园的管理主义，即南部棉花种植园使用标准化会计、绩效计量和劳动产出记录，预示了工业的管理主义：留存下来的种植园账簿所显示的生产率追踪做法，正是纺织厂经理后来继承的。巴普蒂斯特在机制上走得更远：棉花上的生产率增益来自劳动强制的加剧，即“鞭打机器”机制，而种植园纪律的现代性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先声。按新史的看法，工业资本主义是从奴隶制中长出来的。棉花供应链在操作上的一体化，是这一立场最吃重的一环。
奥姆斯特德与罗德（2008、2018）以及埃里克·希尔特（2017）在承认新史大部分图景的同时，对它具体的经验机制提出反驳。巴普蒂斯特归于劳动强制加剧的棉花生产率增益，按奥姆斯特德与罗德的证据可归于选择育种：深南部每英亩棉花单产在1800至1860年间大约翻了两番，而这些增益跟着佩蒂特湾及其他改良品种在种植园网络中的扩散走，不跟着强制强度的度量走。育种技术机制主导着这份生产率记录。希尔特2017年在《经济史杂志》上的述评，指出新史若干量化主张中的数据构造问题，包括供应链核算中的重复计算和生产率指标定义的不一致。生产率史家的批评并不否认奴隶制与工业资本主义在操作上是一体化的，它否认的是新史指名的那些具体机制，即把强制加剧当作生产率引擎，把供应链一体化说到那样的量级，经不起细致的经验推敲。规范层面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具体的经验机制则需要修正。
这四种立场并不归并成一个二元对立。威廉斯与恩格尔曼在宏观量级上分歧。贝克特与巴普蒂斯特则与两人都分歧，他们认为宏观量级根本不是要问的那个问题，并把构成性的作用定位在操作性的供应链层面。奥姆斯特德与罗德在具体的棉花生产率机制上与巴普蒂斯特分歧，同时承认贝克特更广的操作一体化论证中的大部分。本书的立场在构成性问题上更靠近新史而非恩格尔曼，同时在融资流量的具体数字上承认恩格尔曼的量级，在棉花机制的具体问题上承认奥姆斯特德与罗德。完整的立场在第9.7节。工业革命一章以本节压缩掉的深度，详细讲了英国工业化的生产率数字和制度前提。作为一场学术运动，“资本主义新史”读起来像是对《苦难的时代》所开启的计量史学纲领的一次有意背离，经济思想史那本书里的现代多元主义一章把这个转向放进该学科20世纪晚期的多元化之中。
斯密反对奴隶制的效率论证，以及从中生长出来的废奴主义政治经济学脉络，落在思想史时间线的古典时期那一组上，威廉斯命题及其后继者的史学语境都要经过这条脉络。四种立场之争关心的是奴隶制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奴隶制的终结，即废奴，有它自己的经济机制，各大西洋强国之间的差异塑造了解放之后的分配，程度不亚于这门贸易本身塑造1865年之前的分配。
英国1833年解放时，向奴隶主赔偿了2000万英镑。美国1865年内战结束奴隶制时，奴隶主一分未得。海地曾被奴役者及其后代，则在整个1880年代之前向法国支付了9000万金法郎，换取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资格。
废奴的次序前后跨了半个世纪，每个案例的经济机制各不相同。法国最早废奴，1794年由国民公会颁令，其时正当圣多明各起义的政治余波之中。拿破仑1802年恢复了它。七月王朝继而第二共和国在1848年最终再度废除，并由公共财政向法国奴隶主赔偿。英国1807年依《贩奴法》废止奴隶贸易，禁止英国船只运载被奴役的非洲人，1833年又依《废奴法》解放西印度殖民地的被奴役者。1833年的法案向奴隶主支付了2000万英镑赔偿，约合当时英国GDP的5%，相当于英国政府年度支出的40%。这笔赔偿由一项公共贷款筹措，英国财政部2018年披露，这笔贷款到2015年才还清，也就是说，英国纳税人直到21世纪初还在偿付当年赔偿奴隶主的那笔债。赔偿的领受者记录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英国奴隶制遗产”数据库里，它追踪这2000万英镑流向约47000项个人索赔，并显示所得款项再投入英国工业、乡间庄园、铁路热潮和海外商业投资的情形。这笔赔偿是为1833年之后的英国经济提供资金的资本。
美国1865年通过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内战之后废除奴隶制，未向奴隶主赔偿。南部奴隶主所持有的人力资本财富，按1860年币值估计约30亿美元，是内战前美国经济中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它未经补偿地化为乌有。奴隶主财富的毁灭是靠军事失败而不是靠立法赎买达成的，而战争的代价，无论按人命、实物毁坏还是财政错位来算，都数倍于任何说得通的赔偿数字。古巴1886年在西班牙管治下废奴，采取经保护制的渐进解放，奴隶主在八年过渡期内以“学徒”的名义保留曾被奴役者的劳动，其工资与口粮条件在实践中近似于奴隶制的延续。巴西1888年由伊莎贝尔公主签署《黄金法》废奴，是大西洋奴隶制经济中最后一个。巴西的废奴既未向奴隶主赔偿，也未向获释者分配土地，把解放之后的劳动制度留成一个空缺，交给第9.6节要讲的移民政策去填。德雷舍的《废奴》（2009）对这一次序做了通盘的比较考察。
1791至1804年的海地革命，是废奴次序中最剧烈的一次分岔。革命于1791年8月在圣多明各北部平原以一次协同起义开场，那里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糖业经济，约五十万被奴役者在这门贸易中最残酷的一些劳动制度下劳作。博伊斯凯曼仪式是一次伏都教集会，已成为这场革命象征性的起点，它在起事前数日举行，起事本身则在数周之内蔓延到北部各种植园。杜桑·卢维杜尔在1790年代崛起为主导的军事与政治领袖，建起一支黑人领导的军队，先后击败了法国园主民兵、一次西班牙入侵、一支英国远征军，最后击败了拿破仑1802年在雾月政变后派来恢复奴隶制的、由勒克莱尔将军统率的远征队。杜桑遭诱骗被捕，1803年死于法国狱中，他的部将让-雅克·德萨林和亨利·克里斯托夫打完了这场战争。德萨林1804年1月1日宣布海地独立：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也是美洲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独立国家。
1825年的海地赔款，把其他每一个废奴案例的不对称都翻了过来。海地独立后二十年间，法国拒绝承认其主权，而贸易禁运和武力重新占领的威胁限制着这个新共和国与大西洋经济的商业关系。1825年，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派一支分舰队到太子港，下了最后通牒：承认，换一笔1.5亿金法郎的赔款，用来补偿法国园主失去的财产，其中包括他们曾奴役的那些人。海地总统让-皮埃尔·布瓦耶在胁迫下接受。这个数字1838年减为9000万法郎，海地的支付一直拖到1880年代。为了赶上还款表，海地按复利向法国的银行借款。这些债券在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和纽约金融市场上作为一类主权债交易。朱莉娅·加菲尔德关于海地国家财政的档案研究，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者近年的重建，把这笔赔款的现值成本，连同海地为支付而举借的贷款的复利清偿，按不同假设估在200亿到1150亿美元之间。这笔财政代价塑造了海地独立后整整一个世纪的国家能力：某些年份里，海地政府财政收入约有80%用于赔款清偿，留给基础设施、教育和公共卫生的财政空间接近于零。
1825年的赔款把海地束缚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代价是一项按复利滚动的负担，有多重则取决于法国开出的条件。移动利率和偿还期限，在最初的1.5亿与重新谈判后的9000万金法郎之间切换本金，观察累积的财政负担如何滚大。英国的案例是付给奴隶主的2000万英镑，美国的案例是约30亿美元财富被彻底抹去，两者都作为参照线，好让这种不对称一眼可见：赔偿流向了奴隶主，账单却寄给了曾被奴役的人。
图9.4（交互图）。 作为复利债务的海地赔款，1825年以后。上升的那条线是在所选利率和期限之下海地累积的财政负担，两条水平参照线分别是英国的赔偿，即一次性转移给奴隶主的2000万英镑，和美国被彻底抹去的约30亿美元财富。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水平是为对比走势而放上去的示意性一次性量级，图例中按各自的货币标注，未折算成法郎本金的单位。海地那条线上升了一个世纪，英国那笔转移则只付过一次。这是一个复利的模型估计，换算成现代货币的区间，200亿至1150亿美元，同样只是估计。
英国1833年一次性付给了它的奴隶主，这笔账由一项公共贷款承担，到2015年才还清。海地的支付是它的镜像：曾被奴役的人付给从前的主人，而为了赶上还款表，这个共和国按复利借款，于是账单在偿付的过程中还在长大。一次性的转移与一项按复利滚动的义务是两种不同的金融对象，把海地的国家财政束缚了一个世纪的，不是那个醒目的数字，而是这个差别。
把这项负担建模为扣除偿还额之后的复利余额：$B_t = P\,(1+r)^{t} - \sum_{k=1}^{t} m_k$，其中 $P$ 是赔款本金，$r$ 是贷款利率，$m_k$ 是偿还期限内每年应付的款项。
当每年的偿还额按在期限内还清本金来设定时，更高的 $r$ 或更长的期限会把累积清偿的负担抬到 $P$ 之上，而 $P$ 与清偿总额之间的差额，就是法国开出的条件所强加的复利成本。英国的2000万英镑和美国的约30亿美元是一次性的水平，所以它们以水平参照线的形式进入。任何换算成现代货币的说法都是一个模型估计。
法国的奴隶主因失去他们的奴隶而获赔，海地曾被奴役者及其后代则为自身的自由付账。英国的案例处在同一条逻辑的中段：奴隶主获赔，被奴役者获得解放，却没有为他们在束缚中付出的劳动得到任何补偿。美国的案例处在另一端：奴隶主未获赔偿，获释的被奴役者也未获赔偿，人力资本财富归零，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转移发生。纵观整个废奴次序，解放所重组的那些资产，或者在奴隶主一侧被保全，即英国、法国、古巴和巴西的赔偿，或者被反过来加在被奴役者身上，即海地赔款，或者被彻底毁灭，即美国内战。大西洋各经济体解放之后的财富分配，就是在这一次再分配的时刻定下的。思想史时间线的古典时期那一组上是这几十年里论证道德理由的废奴主义政治经济学脉络，不平等导读则把现代的种族财富差距当作长期阴影的后果之一来处理。
1794至1888年间，大西洋各强国先后终结了法律上的奴隶制。随之而来的劳动制度，即美国南部的分成制、加勒比与印度洋的苦力契约、以欧洲移民取代黑人劳动力的巴西咖啡业，是把奴隶制时期的分配大体保留下来、只换一套法律形式的制度替代物。长期阴影就贯穿在这些替代物的设计之中。
内战后美国南部的分成制，是制度替代格局的典型案例。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园主阶级手里，获得自由的黑人人口以及许多贫穷白人以分成佃农的身份耕作，用一份收成作交换，棉田上通常是一半。商人赊贷的陷阱又叠在分成契约之上。园主或当地商人在开季时向分成佃农预付食物、种子、农具和家用品，以当年收成上的留置权为担保。利率在25%到60%之间。季中下跌的棉价，或收成不足，会让分成佃农在年终比年初负债更深，债务再滚进下一年的契约。契约执行上的不对称使退出在结构上变得困难：流浪罪法把失业定为犯罪，并授权在没有雇佣证明的情况下逮捕黑人劳动者。囚犯租赁制把由此产生的监狱劳动力送回农业和工业使用，其条件除了法律名义之外近似于奴隶制。1865至1866年南部各州议会在解放之后立刻通过的《黑人法典》，把新的劳动强制明白写进了法律。国会主导的重建（1867—1877年）靠联邦占领和自由民局的执法暂时压住了它们，重建结束后的“救赎”体制又以修改过的形式把它们恢复。吉姆·克劳体制在1890年代经由各州修宪、剥夺选举权和最高法院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而定型，成为分成制的债务与强制逻辑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得以运作的更大的政治经济执行架构。埃里克·福纳的《重建》（1988）是权威的综合之作，柏林与罗兰编的《家庭与自由》（1997）则收录了解放之后过渡期的文献记录。
苦力契约在1833年英国解放切断原有劳动力来源之后，为加勒比和印度洋的种植园供应劳动力。印度和中国的劳工签下多年期契约，通常是五到十年，据此前往目的地种植园，按固定工资劳作并获得住处，契约期满可得一张回程船票。这项制度介于奴隶制与自由雇佣劳动之间。契约以刑事制裁来强制履行，工资常被住宿、伙食和工具的扣款吃掉，而这些本是契约名义上已经提供的，回程船票的兑现也参差不齐。戴维·诺思拉普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契约劳工》（1995）记录到，1834至1917年间约有150万印度契约劳工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势力的安排下被运出，目的地包括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毛里求斯、斐济、纳塔尔和印度洋岛屿上的种植园。中国苦力劳动力流入古巴的糖厂，1847至1874年约12.5万人，也流入秘鲁的鸟粪岛。这项制度的后奴隶制特征是系统性的：法律架构变了，劳动汲取的结构大体没变。
解放之后的巴西是第三个案例。1888年废奴之后，巴西国家与圣保罗州的咖啡园主推行白化政策，以补贴欧洲移民来取代咖啡经济中的黑人劳动力。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移民得到补贴船票和进入咖啡产区劳动契约的机会，而获得自由的黑人人口被系统地排除在外。这项政策的种族逻辑是明说的：巴西精英希望欧洲移民能稀释非洲裔巴西人口，在数代之间把全国人口构成变白。它在经济上的后果，是非洲裔巴西人在从奴隶制中获得自由之后，被排除在这个国家新的农业出口扩张所依托的解放后劳动力市场之外。1888年以后几十年里拉开的种族财富差距至今没有弥合，当代非洲裔巴西人的家庭财富统计，显示的正是这项制度设计选择在长期分配上的后果。
长期阴影的经验文献说了什么？有两份证据支持长期阴影的主张。第一份是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与詹姆斯·罗宾逊200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命运的逆转：地理、制度与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形成》。在被殖民的世界内部，AJR记录到一种他们称为命运逆转的格局：按人口密度和城市化衡量在1500年富裕的地区，这两项是接触前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今天系统性地更穷；1500年人口稀疏、适合移民定居的地区，今天系统性地更富。1500年的阿兹特克墨西哥、莫卧儿印度、印加安第斯和约鲁巴诸王国如今位次靠后，温带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位次靠前。AJR的机制是制度性的：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欧洲殖民者植入了攫取性制度，把剩余从原住民人口引向殖民地出口；在人口稀疏的地区，殖民者植入了包容性制度，因为那是殖民者自己生产所需要的制度。大西洋种植园区是攫取一侧的范式案例。AJR的殖民者死亡率工具变量，即用欧洲人在殖民地任职时的死亡率作为所植入制度类型的工具，遭到戴维·阿尔布伊（2012）在数据编码取舍上的质疑，也遭到爱德华·格莱泽、拉斐尔·拉波塔、弗洛伦西奥·洛佩斯—德西拉内斯和安德烈·施莱弗（2004）关于该工具识别的究竟是人力资本还是制度的质疑。实质的格局，即整个被殖民世界中1500年的繁荣与今日欠发达之间的横截面相关，在工具有效性之争面前是稳健的，而工具有效性之争所约束的，是关于制度渠道的因果归因主张。
第二份证据是内森·纳恩2008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纳恩按非洲族群来源整理奴隶贸易强度数据，表明1400至1900年间被掳走人数越多的非洲地区今天系统性地更穷，他提出的机制经由前殖民时代国家能力的损伤和后殖民时代的信任赤字发生作用。纳恩这篇论文是AJR在拉美和亚洲结果的非洲对应物，两者合起来描述出一种格局：在大西洋体系中作为劳动来源或作为种植园所在地牵涉最深的那些地区，把可计量的经济后果带进了当下。美国当代的种族财富差距，不平等导读对它有详细讨论，正是同一段长期阴影过程的一个侧面：分成制和吉姆·克劳所设计的解放后劳动制度，经数代人复利叠加，成了今天黑人与白人家庭财富约一比十的比率。富国与穷国导读在跨国层面上处理的制度延续，在美国国内则作为第18章所讲的大象曲线的种族维度在运作。长期阴影论证所处的形式化制度经济学框架在《经济学》第18章，而建起攫取性与包容性之分的那条脉络，即从凡勃伦经诺思到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经济思想史那本书里的制度主义传统一章中得到梳理。AJR命运逆转所涉国家，即巴西、印度、墨西哥、美国等等，其现代一端的人均GDP水平，可以在GDP地图上看到。
大西洋体系为糖和棉花所设的强制劳动协调机制，同时也塑造了一种财富分配，其解放之后的制度形式产生了延续至当下、仍可测度的效应。
大西洋奴隶制体系是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强制劳动协调机制，按全要素生产率口径是一项高产出的经济技术，是工业资本的一项关键投入，是一桩废除时自有其机制的经济事件，也是一套其废奴后劳动制度产生了延续至今的长期分配效应的体系。关于奴隶制作用的四方之争，通常被框成一个二元对立，而它只有在另一种分解之下才解得开。
在生产率即产出这个问题上：福格尔与恩格尔曼的发现站得住。按全要素生产率口径检验，南部的种植园体系比北方的自由农场约高出35%，而古特曼、戴维、萨奇、赖特等人展开的长期方法论质疑，修正了具体的数据构造取舍，却没有推翻其核心经验主张。
在奴隶制与工业资本的宏观问题上：威廉斯和新史，即贝克特与巴普蒂斯特，比恩格尔曼更接近正确。恩格尔曼那笔量级计算，即占英国总投资的5%，就其自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它回答的不是威廉斯要问的那个问题。蓄奴的南部与工业化的兰开夏之间，棉花供应链、信用工具和管理实践的构成性一体化，比融资流量的量级所能捕捉的更深。到1860年，兰开夏纺织厂约五分之四的原料靠南部棉花。为南部园主融资的那些信用工具，经美国北方商行和伦敦代理商流进了为英国工业融资的同一个资本池。种植园账簿和纺织厂账簿，记录着管理实践的一段连续演化。奴隶制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
在具体的棉花生产率机制上：奥姆斯特德与罗德比巴普蒂斯特更接近正确。1800至1860年间每英亩棉花单产翻两番这件事，跟着选择育种，即佩蒂特湾及其后继品种走，比跟着强制强度的度量走要贴合得多。这份生产率记录由育种技术主导，而巴普蒂斯特的“鞭打机器”机制，在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棉花单产曲线这个具体问题上，经不起生产率史家的批评。
在道德问题上：种植园体系是一项高产出的经济技术，同时也是一套建制化的人身束缚体系，它把132个被抛下宗号的人归进了与受损食糖同一个法律条目。这两项主张运作在不同的范畴层次上。一套为糖和棉花服务的高产出协调机制，可以按史家用来衡量它的那个指标算作经济上高效，同时按道德哲学家所适用的标准算作道德上应受谴责。本书的立场是两者都不打折扣地坚持。
这个立场分解成四条。生产率数字是真实的。奴隶制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宏观构成性作用，更靠近新史而非恩格尔曼。棉花的具体机制是选择育种，不是强制的加剧。生产率主张与道德主张运作在不同的范畴层次上，彼此并不削弱。这个立场在每一步上都可以拿第9.1至9.6节的证据来检验。将来哪一轮实证研究推翻了其中一条，这个立场就在那一条上修正，其余几条并不因此失效。
下一章接过在奴隶贸易法律终结之后取代大西洋奴隶制经济的那套新的汲取体系：19世纪晚期的瓜分非洲，到1914年建遍亚非大部分地区的正式殖民体制，以及欧洲工业金融资本主义与为其提供资金的殖民地汲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当代的几个侧面，即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富国里也有穷人，见富国与穷国导读和不平等导读。
“奴隶航程”数据库（埃尔蒂斯、贝伦特、弗洛伦蒂诺、理查森编）；埃尔蒂斯与理查森（2010）；福格尔与恩格尔曼《苦难的时代》（1974）；古特曼（1975）；戴维与萨奇（1976）；赖特（1978）；奥姆斯特德与罗德（2008、2018）；希尔特（2017）；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恩格尔曼（1972）；贝克特《棉花帝国》（2014）；巴普蒂斯特《一半从未被讲述》（2014）；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2002）；纳恩（2008）；阿尔布伊（2012）；格莱泽、拉波塔、洛佩斯—德西拉内斯与施莱弗（2004）；德雷舍（2009）；柏林与罗兰（1997）；加菲尔德（2015）；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972）；库克（1998）；里克特《长屋的磨难》（1992）；雷斯托尔（2003）；福纳（1988）；诺思拉普（1995）；英国财政部（2018）关于2015年还清的那笔英国贷款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