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经济学家又怎么会一直搞错？
经济学的创立者预期增长会终止。工业革命证明他们错了，而此后两个世纪里，增长理论一直是一串模型：每一个都恰好断在数据跑到它前面去的那个地方，下一个再针对那处断口把自己改造出来。本篇导读顺着这一条脉络走，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一直走到“创意这台引擎自己是不是在减速”这个问题。
静止状态
“人口的力量无限地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力量。人口在无所抑制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却只按算术级数增长。”
—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
马尔萨斯在作一个预测。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都会被它多养活的那些嘴吃掉，于是工资回到生存水平，并且永远停在那里。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他写下这句话之前的几乎整部人类史里，他都是对的。1800年的实际工资，并不明显高于罗马时代。如何从那个世界里脱身，正是这条脉络余下部分追的谜。
本篇导读追的是增长理论：那些模型如何演化，每一个又能解释什么。它不裁断某一个地区（英国、欧洲）为什么先于其他地区挣脱陷阱。那个地区性的问题属于英国必然率先工业化吗？及其比较型的姊妹篇。在这里，工业革命只以一个身份出场：打破静止状态的那个事实。
古典经济学家用四个严丝合缝的部件，搭出了一套关于增长为何必然停止的融贯理论。亚当·斯密提供了引擎：分工提高生产率，而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所以市场一旦扩大，增长就被推着走。大卫·李嘉图提供了刹车：人口把耕作推向越来越差的土地，在固定的土地存量上，每多加一个劳动者的回报就越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供了终点：一旦刹车压过引擎，经济就沉入一个净积累停止的静止状态。马尔萨斯则提供了地板：人口会扩张到把任何剩余吸干，把工资钉在生存水平上。
起支撑作用的那一块是李嘉图的报酬递减。土地是固定的，劳动不是。往有限的土地存量上加人，每多一个人添出来的产出都比上一个少。就这一个事实，即一种可变要素施加于一种固定要素之上时边际产品会下降，让静止状态成为必然。
土地 $T$ 固定、劳动 $L$ 可变时，产出是 $Q = F(T, L)$，其中 $\partial Q / \partial L > 0$ 而 $\partial^2 Q / \partial L^2 < 0$，也就是说劳动的边际产品随 $L$ 上升而下降。工资被钉在生存水平 $\bar{w}$ 附近，所以只有在劳动的边际产品高于 $\bar{w}$ 时积累才继续。随着 $L$ 增长，$\partial Q / \partial L \to \bar{w}$，净投资归零，经济停在它的静止状态上。李嘉图地租，也就是较好土地相对于边际地块的那份剩余，则全程上升，把增长的成果转移给地主。
设想越来越多的农工挤到同一块有限的田里。最先来的几个人带来实打实的增产。可每多一双手，能开的未耕地就更少，添出来的东西也就比前一双少一点。这样下去，下一双手挣的刚够自己糊口，到那一步就再没有剩余可供投资，增长也就停住了。当你唯一造不出更多的那样东西，恰恰是最要紧的那样东西时，这本来就是该有的结果。
古典经济学里没有单独的“增长章节”，增长、分配和价值是同一套分析。报酬递减这件工具本身就是标准的生产理论，今天被形式化为生产函数的曲率。完整的古典学脉，斯密的分工、李嘉图的地租与报酬递减、穆勒的静止状态、马尔萨斯的人口机制，走在《经济思想史》第3章（古典政治经济学）里。
把静止状态这套世界观放到它的最强形式上来看，因为现代人的本能是把它归到“十九世纪那种古雅的悲观主义”里去，而这个本能是错的。对古典经济学家所建模的那个世界来说，一个靠土地、肌肉、风、水和木头运转、没有持续技术变迁的有机经济，这套理论就是正确的物理学。能量和材料都来自土地，土地是固定的，所以人口增长所撞上的那道约束是真实的，而且不肯让步。有五十年时间，每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都相信静止状态就要到来，因为数据站在他们那边：几个世纪的记录显示，生活水平一直在生存线上下摆动，被瘟疫和战争打下去，再恢复，从不呈现向上的趋势。在土地固定、又没有持续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李嘉图的逻辑密不透风。
然后前提不再成立。工业革命交出的，恰恰是静止状态宣布为不可能的那个结果：持续的人均增长，每年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量级，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没有任何迹象要重新收敛回生存水平。一旦化石能源和加速的技术变迁切断了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联系，土地就不再是那道具有约束力的要素。这次断裂的历史记录，以及围绕其成因的现行争论，住在《经济史》第6章（大分流）和第7章（工业革命）里。本篇导读不解释这次断裂为什么发生在它发生的地方。那要看英国必然率先工业化吗？本篇把这次断裂当作一个硬邦邦的事实，一个增长理论此后必须吸收的事实。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把工业革命撤掉的那道固定约束重新搬了回来
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和当代的去增长运动，是马尔萨斯活着的后裔：两者都主张一颗有限的行星给增长设了上限，而那次脱身只是暂时的。这个直觉在某些具体资源上确有力量，可它重复的恰恰是过去两个世纪证伪掉的那个假定：具有约束力的那道约束没法靠替代和新创意松开。气候会不会就是那道终于让马尔萨斯重新说对的约束，是这个问题仍然敞开的版本。
目前的结论
已经定下，而且给得出理由。古典模型对它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是正确的物理学，对后来到来的那个世界是错误的物理学。世界确实挣脱了静止状态，而解释这次脱身，成了此后一切的脊柱。存活下来的是它底下那条逻辑：单一一种可积累要素的报酬递减，靠自己撑不起增长。古典经济学家把这条逻辑用在土地上。一个世纪之后，罗伯特·索洛会为资本复活同一条逻辑，得到一个结构上完全相同的结论：光靠积累是要走到头的。古典的那个洞见换掉的只是它说的是哪一种要素。
如果土地是那道具有约束力的约束，而工业革命把它打破了，那么下一代人需要一个能让增长继续下去的模型。他们第一次认真的尝试，差点从一道刀刃上掉下去，而修好它的那个模型，后来又让它自己的创造者服了软。
索洛革命，以及把它自己吃掉的那个残差
“在这段区间［1909—1949年］里，每工时的总产出翻了一番，其中87½%的增量可归于技术变迁，其余12½%可归于资本使用的增加。”
— 罗伯特·索洛，“技术变迁与总量生产函数”，1957年
把那个数字再读一遍。索洛造出了让他拿到诺贝尔奖、并且把整个领域重组到资本积累周围的那个模型，接着他自己的算术却发现，资本积累只解释了它本该解释的那部分增长的八分之一多一点。剩下的八分之七，他只能贴上“技术变迁”这个标签，一个他的模型当作给定、无从交代的残差。前一年，Moses Abramovitz在同一个残差上较劲时，已经给它起过名字：关于经济增长成因的“我们无知的一个度量”。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增长模型，开篇就承认自己解释不了增长的大部分。
先说索洛必须修掉的那道刀刃。索洛之前，通行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而它问的问题是对的：一个经济体能不能待在一条稳定的增长路径上？它给的答案叫人不安。在资本产出比固定的设定下，资本和劳动按刚性比例使用，不允许替代，于是为了让资本充分就业而经济需要达到的增长率，和给定劳动力之后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只会碰巧相等。一旦偏离那道剃刀般的边缘，经济就旋进长期失业或者失控短缺中的一种。而一场明显稳定的战后繁荣，就是对一个预言长期不稳定的模型的现成反驳。
索洛1956年的修法只有一个假定。让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地互相替代。它们一旦可以替代，资本的报酬递减就重新出现，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用在土地上的那条逻辑。随着一个国家积累人均资本，每多一台机器添出来的产出都比上一台少。投资撞上折旧，经济稳定在一个稳态上。刀刃化成了一个每个经济体都被吸过去的盆地。两个著名的预测由此掉出来。第一个是条件趋同：穷国增长更快，但是朝着它们自己的稳态。第二个是，长期人均增长根本不可能来自资本积累，因为报酬递减会把它掐死。在索洛的模型里，持续增长完全由技术进步驱动，而模型把技术进步留在了外生的位置上。
稳态的人均产出 $y^*$，其中 $s$ 是储蓄率，$n$ 是人口增长率，$\delta$ 是折旧率，$\alpha$ 是资本的产出份额，$A$ 是技术水平。更高的 $s$ 抬高的是水平 $y^*$，不是它的长期增长率，而长期增长率完全由 $A$ 的增长决定。你可以多存一点、从而富一次，但你没法靠存钱一路存出永久更快的增长。完整推导在《经济学》第9章 §9.4。
把每个国家想成在放一缸洗澡水。储蓄是往里灌新资本的水龙头，折旧和人口增长是下水口，一边磨损资本，一边把它摊到更多工人头上。水位，也就是人均资本，停在流入等于流出的地方。把水龙头开大，水位升到一个新的静止点，但它还是静止的。要让水位一直升上去，你需要一样水龙头供不出来的东西：每一单位资本能产出多少，得稳定地改善下去。那样东西就是技术，而索洛的模型把它当成从经济体外面下下来的雨。
接着，模型把自己吃掉了。索洛的第二步，是去测量他的模型留在外生位置上的那样东西。增长核算把测得的产出增长分解成三部分：一部分可归于资本更多，一部分可归于劳动更多，还有剩下的一部分，两种投入都解释不了。那剩下的一部分就是索洛残差，而它就是 $A$，那个技术项。索洛把数字跑出来时，残差占了压倒性的比重。测得的增长中，大部分掉进了模型打不开的那个盒子。
有两位前辈值得被完整地听一遍。先说哈罗德—多马。事后嘲笑那道刀刃很容易，但对它所面对的那个世界来说，资本原教旨主义是正确的本能：那是一个战后重建的经济，资本确实是那道具有约束力的约束。欧洲的工厂是一片瓦砾，马歇尔计划的逻辑，即把资本灌进去、产出就跟着来，对一个恰好只缺一样东西的经济体近似成立。而且哈罗德—多马给了这个领域第一个动态增长方程，也就是索洛随后打磨的那个对象。
说索洛“没能解释技术”很诱人，可这种读法把实际发生的事情弄反了。索洛那个外生技术的假定是一次刻意的、富有成效的黑箱化，也是他做过的最有用的一件事。正因为他拒绝去建模 $A$ 从哪里来，他才把“技术要紧”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个数字。那个残差是这个模型最大的发现，是人类繁荣中有多少属于“创意”而不属于“东西”的第一次量化。一个一开始就试图给技术建模的理论，会给出一个更差、更思辨的答案，而且永远交不出那份干净的测量。
目前的结论
已经定下，而且给得出理由，而这些理由一直通回第1阶段。有一条结构上的连续性贯穿整条脉络：单一一种可积累要素的报酬递减撑不起增长，无论那种要素是土地（古典）还是资本（索洛）。这个结论是共识。索洛残差是宏观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否定性结果，恰恰因为它是一次对无知的承认。通过精确测出自己那套分析工具解释不了多少增长，它告诉了整个领域该往哪里挖。而收敛这个预测得到了证实，但只是有条件的。穷国朝着自己的稳态收敛，不是朝着富国的前沿，这意味着有意思的动作已经转移到了“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稳态”上。这个问题，也就是模型当作给定的那些参数由什么决定，一直悬到第4阶段。支持它的跨国增长记录，1945年之后的部分画在人均GDP地图上（收敛检验的数据动起来的样子）。
索洛找到了增长的引擎，然后宣布自己打不开引擎盖。下一代人拒绝接受技术就那么从经济体外面白白掉下来。要是增长来自人们真正选择去生产的东西呢？
打开黑箱
“一件非竞争性的物品有这样的性质：一家企业或一个人使用它，丝毫不限制另一家或另一个人使用它。一枚晶体管的设计，或者一个化学式，可以被任意多的人同时使用。”
— 转述自保罗·罗默对非竞争性的论述，这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内生增长研究的核心
就这一个观察，把索洛的黑箱撬开了。机器是竞争性的，你在用的那台织机我就用不了，这正是它们撞上报酬递减的原因。可创意是非竞争性的：一块芯片的蓝图可以被地球上每一家芯片厂同时使用，而不会被用光。一种不因使用而耗减的要素，不会像资本那样服从报酬递减。如果驱动长期增长的东西是非竞争的创意，那么增长就是人们决定去生产创意的均衡结果，而这个决定是对激励作出反应的。
内生增长是同一个洞见上的三步棋，每一步都把技术进步变成经济体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
1. 罗默（1990年）。因为创意是非竞争性的，它们在整个经济的层面上产生递增报酬。你只需为发明一份设计付一次固定成本，此后所有人永远免费使用它。增长于是成了刻意的、以利润为动机的研究的均衡结果。企业投资于研发，是因为部分排他性（专利、保密、时间领先）让它们能捕获自己所发明之物的一部分价值。AK模型是让这个机制显形的先声：撤掉广义资本的报酬递减，增长就不再被掐住。
其中 $g$ 是创意（因而也是收入）的长期增长率，$\delta_A$ 是研究部门的生产率，$L_A$ 是研究者的人数。研究者更多，意味着增长率永久地更快。对照索洛：那里储蓄更多抬高的是水平，从不抬高增长率。在这里，投在创意上的努力挪动的是增长率本身，这正是技术不再外生的原因。完整处理见《经济学》第13章 §13.4。
一台机器会磨损，而且一次只服务一个使用者，所以把机器堆起来会撞上报酬递减。一个创意永远不磨损，而且同时服务所有人，所以把创意堆起来不会。这个不对称就是全部的招数。如果你能让更多人去发明创意，而他们找到的创意永远留着可用，那么发明者越多，有用知识的存量就长得越快，而且没有内置的天花板。增长不再是你等着的天气，而成了你作出的决定。
2. 卢卡斯（1988年）。在总量层面上逃开索洛式报酬递减的那种可积累要素，是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知识。因为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会让彼此更有生产力，人力资本可以撑起持续增长，而单靠物质资本做不到。卢卡斯说过，一旦开始想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这句话标记了这个行业把全部注意力转向索洛让它空转着的那台引擎的时刻。
3. 阿吉翁与豪伊特（1992年）。熊彼特式的那一步，是把创造性破坏形式化。每一个新创意都是一次质量改进，它摧毁掉被它取代的那个创意的垄断租金。增长是这场翻搅的净结果，新产品杀死旧产品，那场永不止息的狂风。一条老得多的脉络在这里汇入：熊彼特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的、把资本主义看作一场永久内部颠覆的构想，在这里变成一个可解的增长模型，其中的创新率是你能解出来的。
这次转向的思想学脉落在熊彼特身上：《经济思想史》第7章（熊彼特与创造性破坏）承载了罗默—阿吉翁—豪伊特这场复兴，因为在内生增长的分析工具里把创造性破坏形式化，是熊彼特构想的直系后代。至于那场翻搅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是它的绝症，马克思与熊彼特之间的争执自成一篇比较，见马克思对熊彼特：资本主义如何自我瓦解？本篇脉络只取熊彼特遗产里“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引擎”的那一半。
这里最强的反对来自索洛为自己的黑箱辩护，这也是第一代内生增长招来真火力的原因。也许技术真的就是最好留在经济模型之外。相当一部分技术进步来自基础科学、意外发现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些并不干净利落地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晶体管、激光和DNA结构，都不是被研发补贴拉出来的。写下一个平滑、性质良好的“创意生产函数”，把研究支出换算成一条可预测的增长流，可能是一种虚假的精确：它给一件不确定、来得一阵一阵的东西套上了最优化问题的戏服。索洛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把技术黑箱化是一句诚实的承认，承认盒子里面比任何可解的模型都更乱。
胜出的回应是：这个反对停得太早。非竞争性是创意的一项可观察性质，不管有没有人把它写进模型，它都成立。而逼着人非面对不可的那个谜是具体的：如果有用的创意在被发明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可以自由取用，穷国只要照抄富国的技术就能迅速收敛。它们大多没有，因为技术并不自由地跨国扩散。正是这个顽固的事实，才是一个关于内生的、部分可排他的创意的模型要拿来解释的东西。它交代了知识前沿为什么会移动，为什么够到它要花代价，以及离它近为什么这么值钱。黑箱只在没有人需要解释它内容的时候才能一直关着。收敛的数据让它不再是一个选项。
“既然创意驱动增长，研发补贴就能买到增长”，方向上是对的，剂量上却很险
内生增长看上去把一根杠杆递到了政策制定者手里。非竞争的创意会被市场供给不足，那就补贴研究、把增长搞快些。这个逻辑是真的，知识外溢是教科书级的市场失灵。可同一套理论也在提醒：创意生产函数未必是政策论证所假定的那台性质良好的机器。
目前的结论
在框架这一层已经定下。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们就生产创意所作选择的结果，而创意是非竞争的，这些都是共识。内生增长补全了索洛。他刻意把技术这一层留着敞开，并且测量了它有多大。内生增长填上了这一层，把残差从一个表示无知的标签变成了理论的对象。
在量级这一层仍有争议。在锁定的框架内部有一场活着的争执，也就是罗默对Jones的分裂。第一代（罗默）模型隐含一个规模效应：研究者更多，增长率就该永久更高。长期数据让这一点很难堪。研究者的数量已经暴涨，而增长率如果有变化的话，是缓慢下行的。Jones的半内生变体靠假定创意越来越难找来修补这一点。研究投入于是决定收入的水平，而长期增长率退回到取决于人口增长。双方都同意创意是内生的、非竞争的。这场分裂是关于创意生产函数形状的参数与方法之争，完全在两边都接受的框架内部进行。而它正是在第4阶段引爆的那场争执。
内生增长把引擎变成了一项选择，可Jones那个脚注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每一个新创意真的都比上一个更难找，那么即便我们往上堆更多研究者，这台引擎也可能正在悄悄减速。而且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些模型没有一个回答过，也是整条脉络从第1阶段起就一直绕着走的那个问题：增长当初究竟为什么会开始？
现代前沿
“今天要实现那个著名的、计算机芯片密度每两年翻一番，所需要的研究者人数比1970年代初所需要的多出十八倍以上。……在不同聚合层次上的一系列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创意，尤其是它们所隐含的指数式增长，正变得越来越难找。”
— Bloom、Jones、Van Reenen与Webb，“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美国经济评论》，2020年
这是Jones那颗定时炸弹，被测出来了。维持摩尔定律，如今要花的研究力气是当年的十八倍。同样的形态出现在农作物单产上，出现在每一美元制药研发所批下的药物上，出现在研究本身的生产率上。我们跑得更用力，却大致还停在原地。如果这是趋势而不是一次波动，那么第3阶段所庆祝的那台内生引擎，可能正在结构性地减速。增长理论的整条前沿，如今都围着这个发现组织起来。
第4阶段是当下在追问此前每一级台阶抽象掉的东西。三个问题，每一个都合上一道从第1阶段带过来的缺口。
1. 统一增长理论（Galor），终于解释第1阶段的那一级。此前每一个模型，从古典到内生，都把同一样东西当作给定：增长已经开始了。没有一个解释过从马尔萨斯世界里出来的那次转变。它们要么住在里面（古典经济学家），要么假定它已经结束（索洛、罗默）。Galor的统一增长理论造了一个含两种体制、并且在两者之间有一次内生脱身的单一模型。在陷阱里，任何生产率改善都被换成更多孩子而消散掉，纯粹的马尔萨斯。可随着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父母开始用孩子的数量去换孩子的质量，把钱投在教育上而不是家庭规模上。越过一个门槛，这次质量对数量的转换就把经济体掀出陷阱，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第1阶段当作硬事实处理的那次脱身，在这里变成了模型自己产出的一个特征。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更富的家庭有更多活下来的孩子，于是收入上的任何改善都变成更多的嘴，工资掉回生存水平，那就是马尔萨斯的地板。Galor那次转换，说的是教育开始有回报时会发生什么：会到达一个点，父母宁愿要更少但受更好教育的孩子，而不是很多个。一旦有足够多的家庭作这笔交换，那个一直把收益抓回去的人口机制就不再抓了，人力资本开始复利，经济就此永久离开地板。两部门的数学是技术深度，体制转换这个想法才是脊柱。
2. 制度与增长（AJR），什么决定那些参数。索洛的条件趋同（第2阶段）留下了一笔欠账。穷国朝着自己的稳态趋同，那么一个国家的稳态由什么决定？制度转向，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2024年诺贝尔奖），给出的回答是：增长模型当作外生的那些参数，储蓄率、研究强度、创意会不会被用得有效率，本身都是制度的下游产物，而这里的制度指的是安全的产权、对征用的约束、包容性统治对攫取性统治。AJR在这里出场的身份是追问什么决定参数的那一级台阶。至于具体的殖民史有没有造成具体的分化，那是另一个问题，归大分流那几篇导读管。英国必然率先工业化吗？直接接手了它。
3. 创意越来越难找（Jones，半内生），兑现第3阶段那个悬念。Bloom等人的发现，是罗默对Jones那场分裂中半内生那一侧的经验依据。如果研究生产率处处在下降，如果每一个新创意都比上一个更难找，那么在半内生的框架里，长期增长率就由潜在研究者这个池子长得多快来决定。而富裕世界的人口增长正在放缓，落在这个位置上并不叫人安心。前沿的核心问题是：这究竟指向真正的长期减速，还是研究规模的上升和新工具会抵消掉每位研究者产出的下滑。
这三级台阶的学脉归宿都在思想史里：从凡勃伦、康芒斯经诺思到阿西莫格鲁的制度主义传统，在《经济思想史》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承载Galor统一增长理论的那条把发展当增长的学脉，在第16章（发展经济学）；而2008年之后多元主义内部关于长期停滞与创意越来越难找的争论，在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统一增长在政策上的那一面，以及收敛俱乐部的经验研究，住在《经济学》第20章 §20.8（当代发展）。
乐观的读法值得被认真地拿来对着停滞的说法听一遍，因为悲观的说法眼下是时髦的那一个，而时髦不是证据。研究生产率的下降是真的，乐观者的理由是，数据并不足以定下那个结论。每位研究者的生产率下降，与创意的总产出上升是相容的，只要研究者的数量和他们背后的资源继续爬得比产出下滑得更快，而在历史上，它们一直是。对准问题的人脑存量仍在扩大，因为世界上有更多人口正在够到研究前沿。而且确实有一个具体的、活着的候选者，可能给创意生产装上一个新的乘数：人工智能，如果它增强或者自动化了研究本身的一部分，就可能以此前任何工具都做不到的方式抬高 $\delta_A$，那将是第一项对准半内生模型所指认的那个瓶颈的通用技术。历史记录对信心十足的衰落预言是无情的。自马尔萨斯以来，每一代人都产出过一些体面的经济学家，确信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完，而到目前为止每一位都错了。那份记录是一个很强的先验，让人不该把“我们的创意用完了”当作生产率放缓的默认读法，尽管它对这一次什么也证明不了。
“增长放缓是新常态”，是把一个活着的、两面都有理的问题当成了已经定下的裁断
罗伯特·戈登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主张，那些伟大的发明是一次性事件，放缓是永久的。Bloom等人关于创意越来越难找的发现，给停滞论提供了它最锋利的经验刀口。可同一个发现也与“被规模和人工智能抵消掉”相容，这正是这条前沿仍然敞开的原因。
目前的结论
到这里，这条脉络不再是已经定下的，而成了活的。已经定下的部分是实在的：这条脉络是累积的，统一增长理论已经把第1阶段那次脱身从一个谜变成了模型能产出的待解释项，而制度对增长模型当作给定的那些参数是要紧的。有三件事仍然敞开。第一，创意越来越难找究竟意味着真正的长期减速，还是被上升的研究规模和作为新的创意生产乘数的人工智能抵消掉，也就是戈登对技术乐观派的分裂，而人工智能那一项还没有写出来。第二，制度究竟是增长的深层原因，还是更深的地理或历史力量的一条近因渠道，这个争执在这里被刻意留着不解决，交给大分流那几篇比较型导读。第三，统一增长理论那个具体机制究竟是体制转变的解释，还是若干候选中一个优雅的解释。
说清这个领域站在哪里、什么会挪动它，本身就是一个经过校准的答案。这个问题里地区性的那一半，走在英国必然率先工业化吗？里。
裁断
五个转折点，每一个都由一桩它的前任挺不过去的具体难堪逼出来：
- 静止状态。土地的报酬递减让增长停下，对马尔萨斯的世界是正确的物理学，被工业革命持续的人均增长打破。
- 那道刀刃。哈罗德—多马问的问题是对的，一条增长路径能不能稳定，可它的生产技术让稳定成了一场巧合，而这一点被一场明显稳定的战后繁荣否掉了。
- 索洛与那个残差。可替代的资本修好了刀刃，也为资本复活了报酬递减，随后增长核算发现，这个模型只解释了增长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推进一个它测得出、却打不开的外生黑箱。
- 内生的创意。罗默、卢卡斯和阿吉翁—豪伊特打开了盒子，办法是把非竞争的创意变成刻意投资的对象，补全了索洛那一层。与此同时，Jones的半内生变体埋下了那个怀疑：这台引擎也许正在减速。
- 前沿。Galor解释了增长当初为什么会开始，AJR追问什么决定那些参数，Bloom等人追问创意这台引擎是不是在减速，那是这条脉络上活着的、尚未定下的边缘。
从头读到尾，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里最干净的一条累积性学脉。每一次转变都由一桩具体的失败逼出来，每一个后继者都留下了管用的部分。现代增长经济学跑的是一套分工。索洛仍是短期到中期分析和组织数据的主力，它那个外生技术的假定，正是让这个领域得以测出人类繁荣有多少住在残差里的那次富有成效的简化。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索洛假设掉的那台长期引擎，补全了他那一层。而前沿在跟此前每一级台阶想当然的一切较劲：增长为什么会开始，什么决定那些参数，以及这台引擎自己是不是在变慢。
走到第3阶段为止，这套累积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是好的那一种辉格式叙述：这个领域错得越来越少，而且理由你指得出来。前沿则是这条脉络不再累积、开始变活的那个地方。站得住的位置是拿着这张地图：它显示增长理论如何从斯密的静止状态走到创意越来越难找，每一级台阶定下了什么，以及这个领域还在争什么、为什么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