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对澳大利亚：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济体如何分道扬镳

这份相似是真的，这才使得后来的分化成了一道谜题。两者都属于经济史学家所说的新近移民定居地区：温带、人口稀疏、由欧洲人定居的领土，靠着向一个正在整合的大西洋经济出口土地密集型初级产品，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富了起来。土地充裕而劳动力和资本稀缺，于是两者都从外面引进缺的那两种要素，即拿资助船票来的欧洲移民和经由伦敦债券市场来的英国资本，再把小麦、牛肉和羊毛运回去。这样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引擎是它的主导出口品，而决定性的变量，是这种出口品在国外能卖出什么价。

到这里为止，两者可以互换。但这套共有的模式底下藏着两处结构性差别，后面发生的一切都在这两处上打转。第一处是制度遗产。澳大利亚接过的是一份更完整的英国做法移植：普通法产权、议会规矩，以及一份很早就给得很宽的移民选举权。阿根廷的宪政秩序是真的，但更年轻，选举权更窄，而且直到1912年那次改革之前一直有争议。第二处是出口精英的政治位置。阿根廷的地主寡头，也就是潘帕斯草原上的estancia大庄园主，集中程度异乎寻常，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而澳大利亚的牧场主从来没有这样过，因为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几乎从一开始就得跟一个有组织、有选票的城市工人阶级分享这个政体。收入上的孪生兄弟，不是制度上的孪生兄弟。

主导出口品与贸易条件这套增长分析工具，形式化的归宿是增长理论一章。更宽的移民定居经济体增长轨迹，也就是这些经济体为什么向富裕世界趋同、后来又在阿根廷这里跌回去，是发展经济学一章的开篇。移民定居繁荣本身的编年在历史卷里：1820—1929年那个英国为新近移民定居地区提供资本的全球化时代，以及它在移民定居型与汲取型两条轨迹之间画出的对照，见经济史卷第10章§10.5。

把两条轨迹放到同一根轴上。人均GDP地图对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做了标注，标出了各自转折的年份。并排看，它们在1900年前后几乎趋同，此后像剪刀一样慢慢张开，而没有哪一个坏年头能单独解释这道口子。

这里用的分析工具，是制度是根本原因那一套，即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建起、并用殖民者死亡率这个自然实验识别出来的长期增长框架。它的主张是，制度质量决定哪些社会能把增长复利下去：稳固的产权、对行政权力的真实约束，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凡是统治者能被制衡、权力按规则而不是按武力易手的地方，投资者和公民就会为长期作出承诺；凡是行政当局可以随意剥夺财产、也可以随意被推翻的地方，他们就不会。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是教科书式的“新近移民定居地区”，自然实验的逻辑直接适用，但真正在两地扎下根的制度，恰恰在这套理论说最要紧的那个维度上不一样。

澳大利亚的行政当局一直被稳稳地约束着，整整一个世纪里政府都靠选举更替；阿根廷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一再垮掉，军队成了反复出场的否决者，谁不合它的意就被它撤掉。一个国家如果连一届政府之外都保不住自己的规则，就撑不起复利式增长所需要的那些长周期承诺，对产权的承诺、对合同的承诺、对一套连贯政策的承诺。三倍的差距，这一条占了大部分。

但这套分析工具有它的边界。这些制度部分是内生的。那种强硬的制度优先读法，把政变循环当成深层原因，说到这里就停了。可政变循环自己也有一个驱动它的东西：一场制度容纳不下的分配冲突，发生在农牧出口精英与庇隆主义工人运动之间。“阿根廷的制度失灵了”是真的，但它描述的是症状，还没有说出这些制度为什么恰恰在那一件事上失灵。制度为什么能约束住人、或者为什么约束不住，其形式化的政治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一章，AJR框架本身则是它的§18.3。

这个答案的学脉，即从凡勃伦经诺思与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到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那次复兴的制度主义传统，落脚在经济思想史卷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这个学派作为一个连成一片的簇，可以在思想谱系图的制度学派视图里追出来。而这里做的，是把导读“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在一般的跨国高度上提出的那个问题，落到一对配对案例上来做。那篇导读把AJR分析工具建在抽象层面上，这一篇把它用在唯一一对主导出口结构被固定住的国家上。这一对照所处的那条国家形成与体制稳定的脉络，即一个国家如何学会征税、举债与掌舵，以及它建起来的能力最终是托住了自己的经济还是把它抽干，由导读“跨时代的国家形成”跨时代地追踪。

1. 进口替代与锁定。进口替代工业化靠的是一套眼熟的工具：用关税把外国制成品挡在外面，用高估的汇率压低新工厂所需进口机器的价格，再把定向的廉价信贷投给受青睐的产业。进口替代对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课税，也就是对那个挣外汇的农牧出口基础课税，去补贴一个始终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养出一个一旦自由化就满盘皆输的政治势力。这就是锁定。澳大利亚也搞过实打实的保护，靠它的关税委员会搞了几十年，但它的出口基础，先是矿产、后来是服务业，一直有竞争力，政治上也够强，到时候能逼出开放。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掏空了出口部门的政治分量，把受保护的那一头做实，于是那个本来可以把它解开的势力从来没有长出来。进口替代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形式化的处理在发展经济学一章的§20.4。

2. 一次接一次的宏观不稳定。贸易政策上的选择喂出了一个宏观循环，它后来成了阿根廷的招牌。进口替代下的制造业需要进口投入品，而被课税的出口部门供不起这笔外汇，于是经济撞上国际收支这道墙，墙逼出贬值，贬值喂出通胀，然后有人尝试稳定方案，稳定方案在政治上垮掉，再来一遍。这个节奏可以直接从这个国家的记录上读出来：1982、1989、2001、2014和2020年的主权违约，中间夹着长期的高通胀。这个循环背后的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在开放经济宏观一章。把阿根廷某一场危机的深层机制凑近了看，是导读“阿根廷为什么停不下通胀？”那一篇。这里要紧的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格局，那篇导读解剖的是其中一次。

这场分化的历史记录，即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进口替代那场漫长的解开，连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对出口比轨迹，在经济史卷第16章§16.6。政策背后那场思想上的较量，一边是普雷维什—辛格的结构主义进口替代主张，另一边是新古典反革命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主张，它的思想脉络落在经济思想史卷第16章§16.1，也就是发展经济学那一章。结构主义与增长这两股线，可以在时间线的增长谱系上一起追。进口替代只是一场远远超出阿根廷的争论的一个实例。国家该不该挑出产业来保护和补贴，以及这个想法今天的回潮究竟是在纠正一个旧错误还是在重犯它，这个更一般的问题是导读“产业政策回来了吗？它站得住吗？”那一篇。

1. 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走走停停循环。阿根廷有两个政治上强大、利益正好相反的部门。农牧出口精英要的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贬了值的汇率，低的国内工资，以及开放的贸易，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它的谷物和牛肉挣得最多。在庇隆主义之下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的城市产业劳工集团要的是反过来的一套：一个高估的汇率，好让工厂赖以运转的进口投入品便宜，对这些工厂的保护，以及高的实际工资。两者不可能同时被满足。每一次挽救出口平衡的贬值都砍掉城市实际工资，引爆政治反弹，每一次买来城市和平的实际工资上调都耗掉外汇储备，逼出下一次贬值。走走停停。这个循环之所以持续，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能强制执行一份在来回摆动中撑得住的和解。

2. 奥唐奈的官僚威权主义。当分配冲突在民主制度内部变得无法收拾时，回应就是官僚威权统治：军方与技术官僚结成联盟，用武力强加民主政治交不出来的那份和解，通常是出口精英那一份，办法是压制有组织的劳工。第2阶段那个政变循环，正是被这个僵局生出来的，这就是制度那一阶段所标出的内生性。政变是一场没有任何制度能和平了结的分配冲突反复上演的暴力症状。

澳大利亚面对的是同一场冲突。它同样是一个移民定居经济体，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土地与资本出口部门，也有一个有组织、握有选票的城市工人阶级，出口竞争力与国内实际工资之间的紧张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疏导它的能力。澳大利亚的仲裁体系、它的工资委员会和它稳定的议会轮替，把分配之争转成了可以谈判、可以重复的和解，也就是所谓“工资劳动者的福利国家”，1907年的哈维斯特案判决是它的奠基之举，而不是转成一场靠武力来回了结的摆荡。

有些社会能促成这类冲突的和解，有些不能，发展一章对这件事的政治经济学处理是§20.4。1970到1980年代稳定失败的历史编年在经济史卷第16章§16.6。同一种稳定失败格局最近的一次，凑近了看，是导读“阿根廷为什么停不下通胀？”那一篇。

不是每一场拉美崩溃都跑在这台机器上。委内瑞拉丢掉了四分之三的经济，靠的是另一台机器：单一的资源依赖，让一届政府得以不受制衡地把经济的其余部分掏空。同一个地区，有些时段还是同一个年代，却是另一套分析工具。见导读“委内瑞拉崩溃了。为什么？”那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