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究竟是贫困问题，还是分配问题？
一代人的时间里，二十亿人爬出了极端贫困。底特律最底层的一户人家比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富，却照样被算作穷人。两个数字都诚实。它们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绝对贫困这个故事，以及它的凯旋
“穷人并不比别人更不理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拥有的这么少，我们常常发现他们在自己的选择上花了很多心思。”
— 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丝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2011年
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拿下2019年诺贝尔奖时，委员会表彰的是一种看待贫困的方式：把它看成一个可以测量、可以介入、可以检验的缺口。这个缺口是具体的，是热量、是屋顶、是一剂驱虫药，而按这个定义，世界刚刚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先看世界银行用来运行史上最大规模贫困追踪工程的那个定义。极端贫困是指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这是一条绝对的底线，在拉各斯、拉巴斯和拉合尔是同一个数。在这条线之下，起约束作用的是活下去：够干活的热量、一个屋顶、干净的水、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健康。在这条线之上，约束就松开了。这就是绝对缺口这套分析工具：贫困是一户人家的消费与生理上维持运转所需之间的一道差额。
这套分析工具有一条锋利的经验刃口。因为底线是固定的，你可以跨几十年按这条线数人头，而这个人头数讲出了一个几乎没人预料到的故事。1990年，全人类大约36%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到2019年，这个比例低于9%。三十年里有十亿多人跨过了这条底线，这是有记录以来物质福利上被测量到的最大一次改善。抬升的大部分来自少数几个地方：中国最早也最大，然后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都是由增长带动、融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体。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所站立的那段经验历史，完整地讲在《经济史》第17章（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亚洲世纪）。
为什么这条底线对政策这么要紧？因为边际福利在它附近是什么样子。把一户人家的福利写成消费的效用 $u(c)$，再设一个维生门槛 $\bar{c}$。刚刚高于 $\bar{c}$ 时，多一美元买到的就是活下去本身，消费的边际价值极其巨大。远高于 $\bar{c}$ 时，同样这一美元买到的是一部更好的手机，边际价值已经塌掉了。这种不对称就是瞄准的全部政策理由：把一美元挪给一户靠近底线的人家，产生的好处远大于把它摊给所有人。
设福利为 $u(c)$，满足 $u'(c) > 0$ 与 $u''(c) < 0$，并设 $\bar{c}$ 为维生底线。维生结构就是底线附近的极限行为：
$$\lim_{c \to \bar{c}^{+}} u'(c) = +\infty, \qquad \text{poverty deficit} = \max(0,\ \bar{c} - c)$$贫困人头数统计的是 $c < \bar{c}$ 的家庭，贫困缺口则把它们的差额加总。两者都锚在固定的底线 $\bar{c}$ 上。
在线以下，每一美元买的都是活下去，食物、住处、继续干活的能力。在线以上，美元开始买那些好但并非必需的东西。正是这道落差让这套分析工具说：不要把帮助薄薄地摊给所有人，去把最靠近底线的那些家庭推过去。
还有两块拼图把这套分析工具补全。第一块是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这里读的是它的发展语境版本：贫困是达不到一组最低限度的功能性活动，吃得够、识得字、走得动、能参与所在共同体的生活。在低收入环境里，这些功能性活动锚在维生上：你缺的那项可行能力，就是活着并保持健康的能力。第二块是让这套分析工具落地的那个方法。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和J-PAL网络做随机对照试验，驱虫、小额信贷、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按水平教学，去测量究竟哪些具体干预真的推动了消费、健康和入学。2019年的诺贝尔奖，是这门学科对这条路管用的认可。完整的分析工具，下面几章可以就地打开。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将近20亿降到今天的大约7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 世界银行每天2.15美元这条线的标准说法
用一条“每天几美元”的线来数穷人，这个办法对吗？
一个数字，全地球通用，正是它让那场大下降变得可数。它也正是批评者最先攻击的东西。拉动这条线，整套分析工具都会跟着动。
这套分析工具，和它诚实的批评者
“我们必须改掉把穷人简化成漫画人物的习惯，花时间去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它全部的复杂与丰富。”
— 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丝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2011年
班纳吉和迪弗洛把支持这套分析工具的理由说到了最强：别再抽象地争论贫困，一个实验接一个实验地去弄清，究竟什么真的能把一户人家推过底线。绝对缺口这个框架让实验变得可读。你能测消费的提升、驱虫药的接受率、违约率、考试成绩，因为存在一个叫做缺口的固定东西可以去推动。这条思想上的血脉在《经济思想史》第16章（发展经济学）里被点名：刘易斯的剩余劳动模型、森的可行能力，然后是让这套分析工具落地的实验转向。这是主流发展经济学的干活工具。
“随机对照试验并不能自动压倒别的证据，它们在某种证据等级里也不占任何特殊位置，而且缺少明确的先验结构，限制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
— 转述自安格斯·迪顿，“工具变量、随机化与关于发展的学习”，《经济文献杂志》，2010年
迪顿本人就是因贫困测量而获诺贝尔奖的人，他的反对来自绝对这套分析工具的内部。一个村子里做得干净的实验，告诉你的是那里什么管用。它为什么管用、能不能迁移，都还敞着。兰特·普里切特把同一点按得更重。追着那些测得很准的小效应跑，可能挤掉那个乱糟糟、难以随机化的问题：穷国究竟怎样变富，而正是它推动了那十亿人。这条批评削弱了这套分析工具作为看待低收入贫困的唯一正确方式的主张，却还没有翻到另一套分析工具上去。
目前的结论
按它自己的标准，绝对贫困这套分析工具赢了。1990—2020年的抬升，大部分是中国、印度和越南做的，而让这个框架落地的实验方法，已经在这门学科最高的层级上得到承认。工具内部的批评者，迪顿和普里切特，把它磨得更锋利，也让它站着。可这一阶段的每一个主张都压在一个假定上：起约束作用的是低于生存底线的消费。这套分析工具是围着 $\bar{c}$ 建起来的。走进一个没有任何人低于底线的国家，人们却仍然被称作穷人。那时候你在测什么？
走进底特律、克利夫兰、洛杉矶的某些地方，问一句谁处在“贫困”里。每一户都远在每天2.15美元之上，比那场大下降抬起来的几乎所有人都富。按绝对这套分析工具，答案是几乎没有人。按我们还没走到的那套分析工具，大约每六个人里有一个。同样的人，同样的数据，相反的裁断。
把分析工具翻过来
“财富的分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它与每个人都有关，而这是一件好事。”
—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2014年
在整个富裕世界，贫困风险率，也就是收入低于本国中位数60%的家庭所占比例，落在14%到22%之间，而在这些国家里，按2.15美元那条线算的极端贫困在统计上等于零。经合组织认为，绝对这套分析工具看的是错的东西。
现在做这个翻转。保留同样的人、同样的收入数据、同样的福利调查，只改变你把贫困锚在什么上。不再锚在固定的生存底线 $\bar{c}$ 上，改锚到本地的分布。经合组织的操作性定义是：一户人家的收入若低于全国中位数的60%，就处在贫困中。1979年以《英国的贫困》建起这一传统的彼得·汤森说得直白。一个人的资源若把他排除在他所在社会那些惯常的活动和条件之外，他就处在贫困中。门槛现在测的是你能不能参与进去。
这就是相对贫困这套分析工具，它一次改了三样东西。它把度量改成了到中位数的距离，或者最低十分位所持有的总收入份额，而不是到一条全球底线的距离。它改了福利这个对象，效用现在带上了一个社会比较项 $u_i(c_i, \tilde{c})$，其中 $\tilde{c}$ 是本地中位数，同样一美元带来的福利，取决于你周围的人拥有什么。它还改了政策的方向。如果贫困就是到中位数的距离，那么减少它的办法就是压缩分布，靠普惠型的福利国家、累进转移支付、财富税、全民基本收入。
相对贫困指标锚在分布本身上：
$$p_i = \mathbf{1}\!\left[\, c_i < 0.6 \cdot \mathrm{median}(c) \,\right]$$而社会福利现在带上了不平等厌恶，也就是阿特金森社会福利函数 $W = \frac{1}{1-\varepsilon}\sum_i c_i^{\,1-\varepsilon}$，其中参数 $\varepsilon$ 衡量社会对离散有多反感。这个函数在不平等那篇导读里有完整推导。它惩罚的是分散，而绝对那套分析工具只惩罚 $\bar{c}$ 以下的那道缺口。
绝对那套分析工具问的是：你吃得上饭吗？相对这套问的是：在一个吃饭已经不成问题的社会里，你参与得进去吗？在一个富裕国家，你作为一个公民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东西，像样学区附近的住房、一辆车、一部手机、医疗、一条靠得住的网络，都是由其他人拥有什么来定义的。落到离中位数足够远的地方，你就被锁在这一切之外，哪怕按全球标准你算富人。这种被排除在外，就是这套分析工具所说的贫困。
森在这里再次出场，换了一个语境。第1阶段那套可行能力方法是有弹性的。可行能力可以锚在维生的功能性活动上（吃得够、活着），也可以锚在社会所要求的功能性活动上（用森自己的例子说，能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同一位作者，同一套分析工具，两种锚法。这种两用说明真正在起作用的选择不是哪一条门槛，而是哪一个锚。形式化的福利分析工具，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均衡的福利框架，住在经济学教科书里。
这套分析工具的经验面孔，是2014年之后的那次转向。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赛斯—祖克曼关于顶端财富份额的工作、拉克纳与米兰诺维奇的“大象曲线”，读的是同样那几十年，而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把它们读成凯旋，它们却在底下找到了另一个故事：在全球人头数下降的同时，各国内部的分布正在拉开。那次转向的经济史主干，也就是2008年之后分配问题的显要化，贯穿《经济史》第19章（2008年危机及其之后），而最早把相对剥夺重新推到台前的富裕世界不平等上升，则安放在第16章（滞胀与新自由主义转向）。
支撑这套分析工具的福利函数框架，阿特金森函数、不平等厌恶、无代价再分配的不可能，在姊妹篇不平等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吗？（阶段1）里被完整地搭起来。把分配当作一个经济学问题，这条思想上的完整学脉，从李嘉图的三分法一路到皮凯蒂，见分配：从李嘉图到皮凯蒂。
“全民基本收入不会只是一张支票。它会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次地壳变动，是一种给那些把社会撑起来的无酬劳动定价的方式。”
— 转述自Annie Lowrey，《把钱给人》，2018年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认真的想法，还是一个范畴错误？
在一套分析工具里，全民基本收入是显而易见的一步。在另一套里，它是浪费：不瞄准、对可行能力视而不见、把钱发给根本不在任何底线以下的人。分析工具先于经济学做出了决定。
分配就是那个问题，还是测量制造了那个问题
“贫困不只是缺钱；它是没有能力实现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潜能。”
— 承阿马蒂亚·森与彼得·汤森的传统；参见A. B. 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2015年
汤森1979年的工作和阿特金森2015年的纲领都坚持：在一个发达社会里，贫困是被排除在这个社会视为正常的生活水准之外，而修正这种排除，靠的是改变分布本身。这一传统在2008年之后的复兴，以皮凯蒂为它读者最多的那个节点，追溯在《经济思想史》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里：分配回到问题的中心，而汤森和阿特金森被点名为2014年之后那次转向重新激活的前辈。在这套分析工具下，富国的穷人正是要点所在。
“当前大多数贫困测量忽略了绝大部分税收和转移支付。一旦把它们算进去，富裕国家里被称作贫困的东西，绝大部分干脆消失了。”
— 菲尔·格拉姆、Robert Ekelund与John Early的论证，《美国不平等的神话》，2022年
以最强形式重述的反击是：相对这套分析工具用得不小心，会重复计算。格拉姆、Ekelund和Early论证说，标准的富国贫困统计量的是税前转移前的收入，因而把那些税后、福利后、算上实物消费其实高得多的家庭记作了“穷人”。按他们的算法，相对这套分析工具开出的再分配，已经在数据里了，只是没被算进去。他们的第二个主张是，一条相对线按其构造永远到不了零，所以按相对方式定义的“贫困”是一项没有任何政策能让它退休的永久统计。绝对缺口一方的辩护者说：去量消费，把转移支付数进去，富国的贫困危机有很大一部分是一种测量约定。
目前的结论
分析工具决定了答案。在绝对这个框架下，按全球标准，美国的贫困约等于零。在相对这个框架下，美国的贫困率与它大多数经合组织同侪相当，大约每六个人里有一个。两者都是对同样的家庭、同样的收入数据所作的诚实核算。政策方向也跟着分析工具走：采用绝对框架，就做抬升底线的干预；采用相对框架，就做压缩分布的干预。标题里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选择，是一项在查看任何数据之前就决定了哪一个政策方向讲得通的方法论决定。这门学科两套分析工具都在用。那么各自什么时候适用？
两套分析工具，两个政策方向，一门学科同时部署着两者。那么，分别在哪些情境里？还有那个难办的案例：经济学能拿得出手的最大成功故事，1990年以来被抬起来的那十亿人，在两副透镜下读出来是同一件事吗？第3阶段正是裁断分岔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底下那个问题的地方：“富国的贫困”和“每天2.15美元的贫困”，究竟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两套分析工具对应两种情境（以及悬而未决的中段）
“全球中产阶级，主要在亚洲，获益极大，全球最顶端的1%获益极大，而输家是富裕世界的中下层。同一张图既是凯旋也是危机，取决于你站在哪里。”
— 转述自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全球不平等》，2016年，论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是分配经济学里争得最多的一张图，而它是同一批数据，读出了两种样子。象身是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所庆祝的那十亿人。塌下去的象鼻是相对这套分析工具所控诉的富裕世界停滞。它之所以是两幅画面，是因为它回答的是两个问题。
这一阶段不引入新的分析工具。要做的是把手上这两套摆在一起，看它们在哪些案例上意见相左。先从三个边界案例开始。
富国的贫困。透过绝对这套分析工具去读，一户处在第5百分位的美国家庭是富的，是2.15美元线的许多倍，也在6.85美元线之上，物质上比那场大下降抬起来的几乎所有人都过得好。那里的“贫困”看上去像是一件测量的产物。透过相对这套分析工具去读，美国的相对贫困率（约17%）就落在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旁边，分析工具和数据一致认为这个现象是真的。裁断是：在富国的情境里，相对这套分析工具是合适的工具，因为起约束作用的是社会参与。去抬一条没有任何人低于它的底线，是形状错了的干预。
低收入国家的贫困。这里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是对的工具，相对那套是次要的诊断。1990—2020年的抬升是这门学科最大的经验成功。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和可行能力供给确实管用。在起约束作用的是生存的地方，RCT证据印证了这个框架。相对那种读法仍然有真东西要说，中国、印度和越南的国内不平等，恰恰是在它们人头数下降的同一段时间里上升的，但在一个人们正因匮乏而死去的环境里，分配是第二个问题。那场抬升的经济史记录，安放在《经济史》第17章（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亚洲世纪）。
中等收入的边界案例。巴西、南非、墨西哥、土耳其。两套分析工具都咬得住，都给出预测，而文献两套都用，常常在同一篇论文里。这里的裁断是：边界是经验性的。发展路径上并不存在一条干净的分界线，让生存在那里停止成为问题、参与在那里开始成为问题。这门学科按起约束作用的是什么来挑分析工具，而在边界上两套都算数。
“富国的贫困”和“每天2.15美元的贫困”，究竟算不算同一个现象？多半不算。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约束状态，一种的约束是生理上的生存，另一种的约束是社会参与，而“贫困”这个词跨着两者兼职，恰好掩盖了底下的机制并不相同。我们在测两样东西，却给了它们同一个名字。
“这是全球不平等研究里出来的最有力的一幅图像，而它既被读作全球化成功的证明，也被读作全球化失败的证明，读它的人看的是完全同一条线。”
— 转述自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全球不平等》，2016年，论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是一场凯旋，还是一场危机？
同一张图，既是大下降的庆功，也是富裕世界停滞的控诉。人们把这当成一场关于数据的争论。它其实是一场关于这张图在回答哪个问题的争论。
按发展阶段换分析工具，还是一套分析工具走遍天下
“你得先把人抬到生存不再是那道紧约束的水平之上。分配是在这件事做成之后才变得紧迫的问题，在此之前不是。”
— 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证；参见兰特·普里切特与班纳吉—迪弗洛的纲领
富国／穷国这道分界，追踪的是起约束作用的东西上的一项真实差别。在人们低于维生水平的地方，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是对的，相对那套言之过早。你没法靠再分配走出热量总量上的短缺。在生存已经有保障的地方，相对这套分析工具是对的，绝对那套是空的。
“富裕世界／贫穷世界这种切分是一个方便的故事，它让这个行当得以把目光从那些国内分布上移开，而恰恰在增长最快的那些地方，国内分布恶化得最快。”
— 分配一方的回应；承皮凯蒂、赛斯与米兰诺维奇的传统
这条回应是活的。这一方论证说，分配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关乎福利，而把它当作富裕世界的事，是一项穿着方法论外衣的政治选择。证据是：恰恰在那些人头数正在下降的经济体里，国内不平等急剧上升，而占支配地位的绝对分析工具没有任何位置去记录它，于是在它恶化得最快的地方，它反而最少被照看到。按这个看法，分析工具的分工追踪的不是现实，而是这门学科决定让谁的贫困被看见。
目前的结论
三件事，按顺序。第一，两套分析工具适用于不同的经验情境，而这门学科已经按情境逐个把这个选择解决掉了：起约束作用的是生存时用绝对，是参与时用相对，在两者都咬得住的中等收入边界上两套并用。第二，在富国的政策话语里，“贫困问题”这个框架一直占着霸权地位，而“分配问题”这个框架其实更准确。全民基本收入、财富税，以及2014年之后的皮凯蒂转向，全都是相对框架的原生物，用绝对框架的语言去争论它们，会悄悄把政策搅浑。福利国家的三份活（保险／再分配／稳定）作为相对这套分析工具的政策表达，见福利国家：保险、再分配与经济稳定。第三，也是最没有解决的：“富国的贫困”和“每天2.15美元的贫困”究竟算不算同一个现象。重构问题的回报在于，这个问题现在看得见了，而标准写法把分析工具的选择当作一件下游的技术细节（同一个方法论动作用在GDP而不是贫困上，见GDP是不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进步指标？），恰好藏起了那个决定此后一切的决定。全球与国内之分在更深的政策层面上，姊妹篇不平等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吗？（阶段5）推得更远。
裁断
我们从两个都必须为真的数字开始：1990年以来有十亿人被抬过了一条生存底线，而底特律最底层的一户人家，比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富，却照样被算作穷人。它们是由两套不同的分析工具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产生的。绝对这套分析工具测的是到一条固定生存底线的距离，开出的方子是把人抬过去。它在低收入情境里是对的工具，而按它自己的标准，它赢下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福利胜利。相对这套分析工具测的是到本地中位数的距离，开出的方子是压缩分布。它在富国情境里是对的工具，那里起约束作用的是参与。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关于用哪一套分析工具，而这个选择在任何数据被读之前就决定了政策的方向。
所以下一次有一场关于贫困的争论摆到你面前，先问那个在先的问题，再问政策问题：这是跑在哪一套分析工具上的？如果一个人在庆祝那场大下降，另一个人在控诉富裕世界的停滞，他们很可能都对，而且是在各说各话，因为他们在测不同的东西，却都把它叫作“贫困”。第三条裁断仍然敞着：富国的贫困和每天2.15美元的贫困多半不是同一个现象，而这门学科照旧给它们同一个名字。看见标准写法一直藏着的那次透镜选择，才让你知道自己实际上身处哪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