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场思想革命对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重塑超过它，而这一章讲的是这门学科拿它做了什么：凯恩斯从维克塞尔、马尔萨斯和马歇尔那里继承了什么，《通论》在其最强处论证了什么，希克斯的 IS-LM 保住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萨缪尔森在形式化之上建起的新古典综合，作为那次综合吸收不了的同时代替代方案的熊彼特，以及1937年以后的文献一直争论至今的、关于凯恩斯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三种解读。
一场旧辩论里输掉的那一方，后来被发现问的才是对的问题，会发生什么？第3章§3.4把1815—1820年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生产过剩之争，当作古典学派未曾走上的那条路来讲。马尔萨斯论证说，总需求可能不足以承接总供给，生产过剩是可能的，这个体系不会自动雇用一切送到它面前的东西。李嘉图的回答，就是这门学科后来称作萨伊定律的东西：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储蓄花在投资上，普遍生产过剩是一次范畴错误。学界站在李嘉图一边。这场争论散去了。一百三十年后的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这样一句话开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马尔萨斯说对了，只是理由错了。这份继承定下了模式：一场革命，是用上一代人搁置掉的材料，再加上那一代人当作与正统纲领连贯一体的一个重要来源，即维克塞尔，拼合起来的。
凯恩斯所建的东西，底下有三笔思想上的债。第一笔通向克努特·维克塞尔。维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1898）论证说，经济中存在两个利率：一个是自然利率，即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等待的边际成本时的那个利率，另一个是市场利率，即银行实际收取的利率。两者重合时，价格水平稳定。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放贷扩张，投资跑到储蓄前面，物价上涨；高于自然利率时则相反。维克塞尔的框架是货币失衡分析，它的政策含义是中央银行应当管理这个缺口。凯恩斯吸收了这套框架，把它的结论倒了过来。两利率这套分析工具留下了，它所描述的那种失衡变了。在维克塞尔那里，麻烦的根源是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缺口，价格是症状。在凯恩斯那里，麻烦的根源是：使储蓄在充分就业上等于投资的那个利率，可能低于货币体系所能提供的任何利率，而调整的变量是产出。
第二笔通向托马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论证，是李嘉图埋掉的那个仍然活着的概念，它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长期维持总需求不足，因为从利润收入中消费的倾向低于从工资收入中消费的倾向，留下一份残余，除非有别的东西来顶替，否则这个体系吸收不掉。凯恩斯把这个概念挖了出来，重新建了一遍。回过头看，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为什么会不足”上是错的，他的解释绕道地主消费和一套近乎重农学派的奢侈品理论，而在“有效需求根本上可能不足”这一点上是对的。凯恩斯保留了结论，扔掉了路径，另建了一套机制，即流动性偏好、动物精神、投资的易变性，用马尔萨斯说不出来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果。一个被这门学科束之高阁的论证，藏着它仍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而答案是循着原来那些争论者没有预料到的路线到来的。
第三笔通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三笔里最复杂的一笔。马歇尔是凯恩斯在剑桥的老师，凯恩斯继承了货币分析的剑桥传统，即货币数量论的现金余额法、第5章§5.3的局部均衡工具箱，以及靠教科书培养学生的教学规矩，并在此之上继续建。马歇尔的《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把货币当作局部均衡框架里的一个条目来处理，庇古的推进又在1920年代给了剑桥一套可用的货币分析工具。凯恩斯既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也是它的叛徒。现金余额的提法、对货币需求的强调、为一个可教育的学界写作的方法论规矩，这些凯恩斯都往前带了。他决裂掉的是这个传统底下的那条假定：货币是覆在一个实体经济之上的面纱，而这个实体经济给足时间就会在充分就业上出清。马歇尔既是摇篮也是靶子，而《通论》两个角色都需要，因为剑桥训练了凯恩斯，从剑桥的决裂又把他解放了出来。
凯恩斯所反对的不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5章那次边际主义的整固，即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马歇尔的局部均衡骨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及到1930年已经界定了这门学科的联立方程方法，构成了《通论》为自己树立的那个方法论正统。作为受剑桥训练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本人就在那个正统内部，而这本书开篇的论证，即“古典经济学家”把充分就业当作一个特例、在建一门关于并不存在之经济的科学，读起来对边际主义纲领的攻击不亚于对李嘉图的攻击。凯恩斯的对手是那整套已经整固起来的分析体系。
《通论》是一次比把它带进教科书的 IS-LM 分析工具更深的思想决裂。希克斯保住了需求驱动的机制，却丢掉了那份定性内容，正是它让凯恩斯的框架不同于“加了刚性工资的边际主义”。新古典综合随后把这次形式化同古典的长期均衡缝了回去，产出战后共识和它留下的宏观课程。那次综合是有效的，意思是它给了政府一个工具箱、给了各系一套课程、给了这门学科一个组织性框架。问题在于那是哪一种有效：是忠实的展开，是富有成效的折中，还是把激进的东西丢掉的驯化。§8.6的三种解读，各自给出不同的回答。
上面用得较松的三个词，现在给出它们在分析中的确切含义。有效需求指整个体系中的总支出，被当作一个可以低于所供产出水平的量。自然利率是维克塞尔给“计划储蓄在没有货币扭曲的情况下等于计划投资时的那个利率”起的名字。剑桥传统指的是从马歇尔经庇古到罗伯逊的那一支货币分析，它把货币需求当作一项资产组合决策，即现金余额，而不是当作交易的余数。这些继承来的东西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在时间线的凯恩斯革命时期群组里铺开。凯恩斯用这些材料建起来的东西，是他任何一个来源都没有设想过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以一场拆除开场。这本书的第一件事是清掉凯恩斯所谓的“古典”框架，他用这个词指一个从李嘉图经穆勒、马歇尔到庇古的复合传统，其标识是对萨伊定律的承诺，即总供给创造自身的总需求这条学说。按古典的看法，生产恰好产生出购买这些产出所需的收入，储蓄经由利息率流入投资，而任何对充分就业的偏离都是一种摩擦，比如刚性工资、垄断扭曲、干预，给足时间体系就会把它出清。凯恩斯的否弃是结构性的。他论证的不是萨伊定律有时会失灵，他论证的是它是错的框架。花在消费上的收入购买消费品，储蓄起来的收入却不会自动购买投资品，因为储蓄的决定和投资的决定是由不同的行为人依不同的理由作出的。古典理论派给利息率去平衡两者的那项职能，一旦认识到储蓄—投资恒等式是事后成立的会计等式，而不是事前保证两者相等的行为机制，利息率就承担不起了。
对萨伊定律的否弃直接导向非自愿失业，即工人愿意按现行工资工作，失业却仍然存在。古典立场认为这不可能发生，除非作为一种暂时的摩擦：有伸缩性的名义工资会让劳动市场出清，任何持续的失业必定是自愿的，即工会力量、管制或工人偏好把工资顶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上，或者是摩擦性的，即搜寻、错配、流动。凯恩斯的主张是，非自愿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不是一种摩擦。机制是总量层面的：当有效需求不足以吸收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产出时，产出向下调整，失业就是结果。工资伸缩性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削减工资就削减了为总需求出资的那份收入，而削减工资本要对付的需求不足反而更严重了。经济可以在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上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古典框架里本该把它推回充分就业的那个机制，即价格和工资下跌、恢复实际货币余额、重新提振需求，要么不运转，要么反着运转。
需求不足这个故事需要一套货币机制把它撑住。流动性偏好，即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提供了这套机制。人们持有货币出于三个理由：交易，即中介日常支出所需的现金；预防，即应付意外开销的缓冲；投机，即对未来利率走向之不确定的对冲。起作用的是投机需求。财富持有者在货币与债券之间选择：货币不生息但可以随时动用，债券生息但利率上行时会跌价。在低利率上，猜错未来利率所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持有现金所放弃的利息。在极低的利率上，债券成了一场单边的赌局，货币需求实际上变得无穷大，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在这个说法里，利息率不是使储蓄与投资相等的价格。它是使货币市场出清的价格，由货币供给与公众的流动性偏好互动决定。使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是收入水平：收入调整，使得在现行利息率上投资与储蓄相配。
流动性偏好经由这本书里最有争议的那个概念，同投资的易变性连了起来。动物精神是凯恩斯给驱动投资决策的那种冲动所起的名字：“一种自发的行动冲动，而非无所作为，并不是把量化收益乘以量化概率再作加权平均的结果”。推理是结构性的。投资今天投下资源，去换取数年乃至数十年间才实现的回报。这些回报的概率分布是不可知的，决定回报的那些条件，即技术、竞争、需求、政策、战争，连列举都做不到，更谈不上加权。相关的不确定性正是凯恩斯，以及独立地由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21）中，所说的根本不确定性，即无法化约为可计算概率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形成基于成规的预期，以不同程度的信心持有它们，并在信心破裂时跳跃式地修正。动物精神不是非理性。它是一个分析性的名字，指在使投资决策可计算的那套框架不可得时，投资决策究竟是由什么做成的。按这个说法，投资的易变性内建在一个未来无从把握、集体信心的摆荡驱动着扩张与收缩的经济里。
把需求变化转成产出变化的机制是乘数。理查德·卡恩已在《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1931）中做出了这套分析工具：一笔初始支出的增加抬高了收到它的人的收入，新增收入中有一部分花在消费品上，收到这笔消费支出的人收入也上升，其中又有一部分被花掉，过程如此迭代，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小。收入的总增量是初始支出的一个倍数，乘数的大小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凯恩斯把卡恩的分析拿了过来，使它成为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政府支出注入了这个体系原先没有的需求，把产出推高到注入量的若干倍。形式化的推导在经济学卷第8章，那里把 IS-LM 模型及其乘数当作可操作的工具来讲。这里的思想要点是，凯恩斯有了一套关于政策如何能推动产出的理论，带着一个古典框架提供不了的定量机制。
把“乘数”当公式读，它是一个惰性的比率；动手驱动它，它就成了一层层的递推。移动边际消费倾向，看计划支出线相对45°线转动、均衡收入滑移，下方逐轮的再支出被填满。步进一笔自发注入，卡恩当初是就投资来提的，凯恩斯把它挪用给了财政政策，收入的总变化就是注入量的若干倍，消费倾向越高倍数越大，消费倾向下降时倍数消失。
图8.1（可交互）。 凯恩斯交叉图。均衡收入落在计划支出 $E = A + \text{MPC}\cdot Y$ 与45°线相交之处。一笔自发注入把 $E$ 向上移动，注入量与由此产生的收入变化之间的落差就是乘数，而逐轮面板显示它从哪里来。拖动 MPC，步进注入，切换渠道。
往一座工业小镇里花掉一元钱，挣到它的工人会把其中大部分花在下一家店里，那个店主又把那笔钱的大部分花出去，涟漪就这样一圈圈传下去，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小。把整条几何级数的涟漪加起来，一笔注入就产出好几元的收入。人们再支出的比例越高，即 MPC 越高，涟漪传得越久，总额也越大。卡恩1931年为投资造出这套机制，凯恩斯把它变成了支持财政政策的理据。
这笔注入以几何级数再支出：$\Delta Y = \Delta A\,(1 + \text{MPC} + \text{MPC}^2 + \cdots) = \dfrac{\Delta A}{1-\text{MPC}}$，所以乘数是 $\dfrac{1}{1-\text{MPC}}$。
均衡收入解 $Y = A + \text{MPC}\cdot Y$，即 $Y^* = \dfrac{A}{1-\text{MPC}}$。把自发部分 $A$ 抬高 $\Delta A$，$Y^*$ 就移动 $\dfrac{\Delta A}{1-\text{MPC}}$，同样的倍数。$\Delta G$ 与 $\Delta I$ 进入 $A$ 的方式完全相同，所以换渠道只换故事，不换算术。
货币生产经济是凯恩斯给这样一种经济起的名字：货币不是铺在实物易货经济之上的中性交换媒介，而是进入生产决策本身。企业家借钱去取得投入、支付工资，他们生产时预期卖出产出的货币收入会超过生产的货币支出。而货币的种种性质，即它的流动性、它接近于零的生产弹性、它作为契约书写单位和债务偿付单位的职能，塑造着什么被生产、什么不被生产。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投入生产能力，是一项对产出和就业有实际后果的经济选择。这就是投机性货币需求之所以要紧的原因：流动性偏好上升，把购买力从商品市场抽到货币市场，压低投资和产出，而“实际”偏好或技术并没有任何变化。古典框架把货币当作中性媒介，因而看不见这个机制，框架一开始就把它抽象掉了。这套框架在增长理论一侧的问题，即资本存量随时间变化时需求—产出这个故事会怎样，由罗伊·哈罗德（1939）和埃夫塞·多马（1946）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接手。形式化的哈罗德—多马分析工具，包括它的刀刃式不稳定性和它在索洛增长理论中的后继者，见经济学卷第13章。
这四步，即否弃萨伊定律、把非自愿失业当作常态、以流动性偏好作为货币机制、以货币生产经济作为背景，合起来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哪一种体系”的一个完整论证。这个经济以有效需求为它的驱动变量运转。有效需求不稳定，因为投资取决于根本不确定之下基于成规的预期。货币体系可能给不出使储蓄与投资在充分就业上相等的那个利息率，因为利息率是由流动性偏好而不是由储蓄与投资的平衡设定的。结果是非自愿失业成为常见特征，经济能够在低于产能的产出上停留很久，久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容忽视。大萧条是这套框架写成时的经验背景，经济史卷第12章讲的是这套框架所回应的那个事件，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1930—1933年的银行倒闭、1930年代长期的大规模失业，给了古典框架一个边际主义整固吸收不了的经验难题。凯恩斯和作为一部著作的《通论》在时间线上都有条目。由这套框架下传的现代政策辩论，见政府支出导览，讲乘数与财政政策，以及衰退导览，讲衰退的需求不足解释，两者都是《通论》所开启之论证的当代版本。
1944年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美元为锚的固定汇率体系，背后的思想构想实质上是凯恩斯的，而凯恩斯本人就是英国方面的谈判主将。布雷顿森林作为一个制度事件属于经济史卷第13章，属于这里的，是产生了那套谈判者置身其中之框架的凯恩斯主义思想构想。
1937年，即《通论》问世的第二年，约翰·希克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它后来比它所概括的那本书更有影响。《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建议的解释》登在《计量经济学》上。全文十二页，含四个方程、两幅图，还有一个提议：凯恩斯的框架可以写成一组联立方程，商品市场由一条 IS 曲线概括，即投资等于储蓄的那些收入—利率组合的轨迹，货币市场由一条 LM 曲线概括，即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那条轨迹，均衡则在两者的交点上找到。这套后来被称作 IS-LM 模型的分析工具，成了教科书里的凯恩斯，而它所建模的那本书被搁在了一边。
希克斯1937年这篇文章有一个凯恩斯的书没有的野心。凯恩斯写的是一篇夹着数学插曲的文字论证，希克斯提议把它翻译成边际主义整固所造就的、这门学科用以工作的媒介，即联立方程的语言。这次翻译保留得相当多，它保住的凯恩斯实质内容，多于希克斯拿来同它对照的那种“古典”处理。需求驱动的产出决定在翻译中保留了下来：在 IS-LM 里，产出由商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交点决定，而需求冲击按凯恩斯框架所预测的方向移动均衡。流动性偏好的利率机制同样存留：LM 曲线就是写成收入之函数的流动性偏好关系，利息率由货币市场而不是由储蓄与投资的平衡设定。乘数作为一个均衡概念，嵌在 IS 曲线的斜率里留了下来。IS-LM 保住了凯恩斯政策框架的操作性内核。需求管理在它内部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推动产出，货币政策推动利率。
这次形式化保住了什么？需求驱动的产出，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利率，也就是这两条曲线本身。在正常区间里拖动LM 曲线，即货币供给，利率下降而产出上升，正如凯恩斯的框架所预测。然后把流动性陷阱打开：LM 曲线在下限处变平，更多货币只是沿着它滑动，既不动利率也不动产出，货币政策死了。而拖动IS 曲线，即财政与自发需求，仍然能推动产出。这就是凯恩斯用文字说的“萧条中只有需求支持管用”，被做成了结构。
图8.2（可交互）。 IS-LM 均衡。IS 曲线，即商品市场，在 $(Y,r)$ 中向下倾斜；LM 曲线，即货币市场，向上倾斜，在陷阱中以 $r_{\min}$ 为底。在陷阱里，均衡落在 LM 平坦的那一段上：货币供给的移动不再推动 $r$ 或 $Y$，而 IS 的移动仍然推动 $Y$。两条曲线都拖一拖，再切换陷阱。
在一场深度萧条里，利率已经贴在底上，公众宁愿把多出来的货币攥在手里，也不去追一只只会跌的债券，所以多印钱就是“推绳子”，钱只是闲在那里。剩下的唯一一根杠杆，是直接把钱花进商品市场，这就是 LM 曲线动不了产出时 IS 曲线仍然能动它的原因。这个模型显示了凯恩斯用文字论证过的那个结构性结果：货币政策无能为力时，需求支持是唯一管用的东西。
商品市场（IS）：$Y = C(Y) + I(r) + G$，在 $(Y,r)$ 中给出一条向下倾斜的轨迹。货币市场（LM）：$M/P = L(Y, r)$，给出一条向上倾斜的轨迹。均衡是两者的交点。
陷阱是 $L(Y,r)\to\infty$ 的弹性出现在 $r_{\min}$ 处：货币需求变平，于是 $\partial r/\partial(M/P)=0$。$M/P$ 上升只是沿着平坦段滑动，来自货币的 $\Delta Y\approx 0$，而 IS 向右移动，即 $G$ 提高，仍然抬高 $Y$。货币乘数 $\approx 0$，财政乘数很大。
《通论》定性内容的四个维度没有在翻译中留存下来。下面这张表把它们并排摆开，随后逐一处理。
| 维度 | 凯恩斯的《通论》（1936） | 希克斯的 IS-LM（1937） |
|---|---|---|
| 不确定之下的预期 | 以不同程度的信心持有的成规性信念。根本不确定性无法化约为概率 | 可计算的预期收益。行为人在已知的函数形式上作最优化 |
| 投资行为 | 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行动冲动”，参数并不稳定 | I(r)，投资是利息率的稳定函数 |
| 货币的角色 | 货币生产经济。货币进入生产决策，流动性塑造结构 | 资产组合中的一项资产。LM 曲线是债券与货币之间的选择，不是一项生产投入 |
| 失业的地位 | 资本主义的常态。总需求长期不足 | 对均衡的偏离。长期趋向充分就业的倾向得以恢复 |
上面那张表把四次交易并排列出，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执行它们。每一行都从凯恩斯的文字提法开始。翻转一行，它就换成希克斯的形式化版本，同时冒出一行结果：这次替换买到了什么，又付了什么。四行全部翻转，整个压缩过程就能一次读完。每一项损失都是一次有意为之、单独看也读得懂的交易，是为可处理性而作的。
凯恩斯： 预期是成规性的，以不同程度的信心持有（《通论》第十二章），是无法化约为概率的根本不确定性。
希克斯： 预期是已知的概率分布，行为人在其上作最优化。
结果：经济得到一个确定的、可操控的均衡，代价是丢掉了凯恩斯建这套框架本要抓住的体制转换动态。
凯恩斯： 投资出自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行动冲动”，不出自可计算的回报。
希克斯： 投资是 I(r)，利息率的一个稳定函数。
结果：投资变得可预测，模型因而闭合，而由信念崩塌驱动的繁荣与萧条动态就此消失。
凯恩斯： 货币进入生产决策，流动性塑造经济的结构，这是一个货币生产经济。
希克斯： 货币是债券与货币之间的一项资产组合选择，即 LM 曲线。
结果：货币在长期又成了一层面纱，而凯恩斯所主张的生产一侧的角色被排除在外。
凯恩斯： 失业是常态，总需求长期不足。
希克斯： 失业是对均衡的一次偏离，政策可以纠正。
结果：充分就业成了经济回归的默认状态，这就是那次综合的“短期是凯恩斯的，长期是新古典的”。
图8.3（可交互）。 与上表相同的四个维度，做成了可以操作的。每一行都从凯恩斯的文字提法翻到希克斯的形式化，用一行字说出这次交易的结果。可以逐行翻，也可以四行一次全翻。
维度一：根本不确定性变成可计算的概率。《通论》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的状态”，是全书最密的一段。按凯恩斯的说法，关于长寿命投资之回报的预期，是以不同程度的信心被集体持有的成规性信念，靠着“今天的成规大概会延续到明天”这条隐含的共识维系着。成规会破，而它破的时候，那次变化不是对新信息的贝叶斯更新，而是一次体制转换：先前的框架垮掉，新的框架重新组装起来。IS-LM 容不下这个。联立方程方法要求把预期收益写定为数字，或者写定为数字上的分布，好让行为人把它们当作最优化的输入。希克斯没有把这条假定明写出来，那篇文章把预期放在背景里，但他提议的这套分析工具，离了它就运转不起来。预期一旦可计算，凯恩斯所指认的那个结构性特征，即成规性信念可以在没有任何底层参数变化的情况下跳跃式地移动，就此丢失，因为这套框架表示不了它。
维度二：动物精神变成一个稳定的投资函数。在 IS-LM 内部，投资被写成 I(r)，即利息率的一个稳定函数。r 更高则投资减少，r 更低则投资增加，而函数的参数在分析所覆盖的时间跨度上是稳定的。这是凯恩斯投资故事的操作性内容，被翻译成联立方程框架能够接受的形态。丢掉的是凯恩斯当时在作的那个主张。在《通论》里，动物精神是一个分析性的名字，指投资的易变性来自成规性预期中由信心驱动的移动，即这套框架明确无法当作参数移动来建模的那些摆荡，因为参数本身就是这些摆荡所移动的东西。用 I(r) 来替换它，就是把“投资取决于我们建模不了的信心”翻译成“投资取决于利息率，而利息率我们建得了模”。这次翻译让框架能运转起来。它同时也把那个定性要点中和掉了。一个有稳定 I(r) 的 IS-LM 经济，不会有由信念崩塌驱动的繁荣—萧条动态，它有的是由参数冲击驱动、政策可以纠正的对均衡的偏离，而这是与凯恩斯所写的那个经济不同的另一个经济。
维度三：货币生产经济变成作为资产组合项目的货币。LM 曲线把货币当作资产组合选择中的两项资产之一，另一项是债券。家庭和企业依债券所付的利息率在两者之间配置财富，货币需求随 r 上升而下降。这抓住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框架中的投机动机，而 LM 关系所起的作用，正是投机需求论证在《通论》里所起的作用。它丢掉的是更深的那个结构性主张。在凯恩斯的说法里，货币是生产借以融资、契约借以书写、债务必须借以偿付的那项资产。货币的种种性质，即它的流动性、它近乎为零的生产弹性、它作为契约媒介的垄断地位，在资产组合决策出现之前就已塑造着生产决策。在 IS-LM 内部，货币一样都没有。它是一项持有物，按一个市场出清的利率同债券交换，而商品市场那个故事，即 IS 曲线，运转起来完全不涉及货币在生产一侧的角色。古典框架蒙在货币上的那层面纱，只被掀开到足以把货币放上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侧，而在生产一侧仍留在原处，恰恰是凯恩斯当时在反对的地方。
维度四：非自愿失业变成对均衡的偏离。这是四者中后果最重的一个。在《通论》内部，非自愿失业是这个体系通常呈现的状态，因为总需求长期低于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在 IS-LM 内部，这个体系有一个均衡，即 IS-LM 的交点，而失业是一个状态，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或者给足时间靠经济自身的调整机制回到均衡。这套框架为充分就业作为长期状态留了隐含的余地，而§8.4的教科书综合把这块余地明说了出来。凯恩斯的定性主张，即经济可以无限期停在低于产能的产出上、没有把它送回充分就业的自动机制、非自愿失业是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常态特征，被替换成了“非自愿失业是政策可以纠正的一次偏离”这一命题。政治与思想上的利害随这次替换而改变。一个失业属于常态的世界，所要求的政策与政治框架，同一个失业属于可纠正之偏离的世界不一样。IS-LM 给出的是第二个世界，《通论》谈的是第一个。
希克斯为什么作出这些选择？不是因为他读错了凯恩斯，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心怀不轨的译者。答案是方法论上的。希克斯置身其中的那套联立方程框架，即第5章那次边际主义整固所建、到1937年已界定了这门学科工作媒介的框架，要求凯恩斯的文字框架提供不了的那些可处理性条件。要写下一组方程并找到一个交点，分析者需要已知的函数形式，好把方程写定；需要稳定的参数，好让体系有确定解；还需要均衡条件，好让交点有意义。根本不确定性抗拒已知的函数形式，动物精神抗拒稳定的参数，货币生产经济抗拒一个可处理模型所要求的封闭体系设定，而“非自愿失业是常态”这一主张抗拒那个给模型确定答案的均衡框架。这四项损失，就是当文字框架拒绝形式化所要求的条件时，从文字到形式的翻译所付的代价。这些选择是实实在在的选择，代价付了，而这门学科并不总记得自己买到了什么、又卖掉了什么来完成这笔交易。
希克斯本人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之后四十三年，在《IS-LM：一个说明》（1980）中，希克斯写了一篇回顾性文章，论证说他自己的框架被学界读得过于字面。他论证说，《通论》谈的是一个预期不确定、成规以有限信心被持有的经济，IS-LM 则是把凯恩斯的一部分比较静态结果组织起来的一件有用的教学工具，但它不是凯恩斯所关切之物的完整表示，而这门学科一直把它当作完整表示来对待。这篇文章很短，措辞也温和。希克斯没有收回这个模型，他给它重新定了位。用他晚年的说法，IS-LM 是一件用于稳定预期下短期分析的工具，在那些条件成立的地方有用，在它们不成立的地方会误导，而且只有在意识到这套框架有一个适用范围时才可用。这一转折是发明者本人作出的更正。希克斯1937年作了一次可处理性上的权衡取舍，学界把结果读得过于字面，而希克斯本人在1980年认识到这种字面化走得太远了。这次更正给了“有东西丢掉了”这一解读一份不依赖非主流立场的支持。
1930年代的哈耶克—凯恩斯之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围绕1929年崩盘的正确诊断和正确应对展开，是一场论争的奥地利学派一侧，凯恩斯在制度上赢下了它，却没有按哈耶克设定的说法把它驳倒。第6章讲的是哈耶克带进这场辩论的奥地利学派框架。凯恩斯的纲领在希克斯的形式化把它驯化之前就已受到挑战，而挑战来自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 IS-LM 里的传统，因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写不成一个联立方程体系。奥地利学派的论争与希克斯的形式化，是加在同一项纲领上的两种不同的压力。前者从不同的基础上攻击它，后者把它翻译成一种丢掉了它独特之处的形态。两者都是《通论》的论证遭到争夺的场所，也都不是决定性的，尽管后者产出了战后学科所继承的那个可用版本。
形式化的 IS-LM 模型，连同它的均衡条件、乘数公式、政策分析和开放经济扩展，见经济学卷第8章，而这里的问题一直是形式化保住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希克斯和《通论》在时间线上都出现。萨缪尔森接着拿起这次形式化，在它之上建起了战后共识。
到1960年代，争论已经结束，或者看上去已经结束。新古典综合，即保罗·萨缪尔森所表述、这门学科教了二十年的那个共识框架，把 IS-LM 这套分析工具同第5章那次整固所建的边际主义长期均衡调和了起来。调和采取了两段时期分工的形态。在短期，价格是粘性的，产出可以低于潜在水平，需求管理管用，借助§8.3讲过的 IS-LM 分析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以把经济推向充分就业。在长期，价格调整，市场出清，劳动市场回到充分就业，经济达到边际主义的长期均衡，要素市场在那里按边际产品分配产出。抓住这套框架的那句话是“短期是凯恩斯的，长期是新古典的”，而这套框架被称作新古典综合，它是对一个共识立场的描述性称呼，不是一个专名式的学派名字。
两段时期的分工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工作。凯恩斯1936年的框架论证说非自愿失业是常态、经济不会自动回到充分就业，边际主义的长期分析则论证说只要价格有伸缩性，市场包括劳动市场都会出清。萨缪尔森的综合把两者都留下了，用一个时间跨度把它们隔开。短期是凯恩斯对的地方，长期是边际主义者对的地方，而政策在短期里运作，因为大部分经济生活发生在短期。这次分工给了这门学科一个把 IS-LM 与长期分析一起教而不必要求学生在两者之间选边的办法。它也给了政策制定者一个框架，既许可能动的需求管理，又不必放弃关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如何分配其产出的边际主义说法。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综合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折中：它让凯恩斯主义得以进入研究生宏观课程、成为这门学科实际运用的框架，而不是在正统之外为生存而战的一个非主流传统。
这次综合最显眼的政策产物是菲利普斯曲线。A. W. 菲利普斯1958年的论文《1861—1957年英国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是一项经验研究。菲利普斯在近一个世纪的英国数据上拟合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发现失业与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反向关系，推而广之也就是与价格通胀之间的反向关系。这个关系是经验性的，菲利普斯没有给出任何行为推导，只给出了拟合曲线。1960年的重新解释才是后果重大的那一步。保罗·萨缪尔森与罗伯特·索洛在《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面向》（1960）中拿起菲利普斯曲线，把它解读为一份政策菜单：一个愿意容忍永久更高通胀率的政府，可以买到永久更低的失业率；一个愿意容忍更高失业的政府，可以把通胀降下来。曲线成了一件政策工具。下图勾出这条曲线的政策菜单读法。
萨缪尔森—索洛的重新解释是这次综合的标志性一步：取一条经验规律，把它当作稳定的结构关系，再把它转成一件政策工具。1960年代就建立在这次转换之上。政府管理需求，按菲利普斯权衡取舍来校准，中央银行盯住失业与通胀的组合，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坐在菜单的哪一档上”的政治。这一步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第一，这次转换把这个关系当作结构性的，而菲利普斯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菲利普斯1958年的论文报告的是在历史数据上拟合出的一条曲线，并没有主张这个关系在不同政策体制下不变；萨缪尔森与索洛读它的方式，则像是这个关系在被当作政策工具使用时仍会保持。第二，这次转换没有说明这个关系的机制。为什么更高的通胀应当买到更低的失业？这次综合没有给出推导，曲线就是关系，关系就是菜单。1960和1970年代自然率与理性预期的反驳论证，针对的正是这两点。菲利普斯的形式化分析，包括短期与长期的区分，以及第10章将要讲的附加预期形式，见经济学卷第9章。这次综合把一项经验观察变成了一份政策菜单，而这次转换正是反凯恩斯革命将要攻击的东西。
在增长这一侧，这次综合有它自己的尝试。罗伊·哈罗德（1939）和埃夫塞·多马（1946）在需求驱动的框架上建起了一个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经济按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所设定的保证增长率增长，而对保证增长率的任何偏离都会产生发散式的不稳定，而不是自我纠正。这个模型有刀刃式不稳定性：实际增长率若超过保证增长率，经济无界扩张；若低于保证增长率，经济无界收缩。它在经验上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增长岌岌可危地平衡着，这与凯恩斯给出的大萧条时期诊断相合，但这个预测不合战后工业世界大体稳定的增长记录。索洛1956年的增长模型用一个允许要素替代的生产函数替换了固定的资本—产出比，恢复了向长期增长路径的稳定收敛，取代了哈罗德—多马。索洛这套分析工具及其后继者见经济学卷第13章。这次综合在增长一侧的野心一直不大，因为索洛的框架在假设上属于边际主义，没遇到多少抵抗就进了课程。
这次综合赢了争论，然后建起了课程。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1948年初版，各版续印至1980年代）是那个制度性载体。一代又一代学生从同一本教科书里学 IS-LM、菲利普斯曲线、乘数、两段时期分工，以及长期的边际主义分析。它是那个时期宏观经济学的中心教科书，而它对材料的组织，界定了战后学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导论。制度性载体与思想载体同等要紧：各系拿到了一套课程，学生拿到了一个可以考、可以测的框架，这门学科则拿到了一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统一语言。萨缪尔森在时间线上有条目。
这次综合得以奏效的经验背景，是战后黄金时代（1945—1973）：工业世界近三十年的高增长、低失业与温和通胀，由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扩张中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战后重建的生产率收益所支撑。这次综合契合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也契合这次综合。需求管理看上去管用，菲利普斯权衡取舍看上去可以利用，长期的边际主义均衡看上去就是冲击平息后经济回去的地方。正是这份经验上的印证，让这次综合成了正统，也让这个正统显得可信。它同时也让这次综合在1970年代的一次体制变化面前不堪一击：滞胀打破了菲利普斯权衡取舍，那个搭着黄金时代顺风的宏观框架，失去了它的经验锚。第10章接手那场反凯恩斯革命，即弗里德曼的自然率论证、卢卡斯批判、理性预期的进攻，它们攻击这次综合所凭的基础，正是“菲利普斯曲线即政策菜单”交到攻击者手上的。有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自始至终与这次综合并存，却从来装不进这套工具箱。
凯恩斯与熊彼特生于同一年（1883），主要著作发表相隔不到十年，对同一场经济危机作出了无法调和的诊断。约瑟夫·熊彼特在1930和1940年代写作时，置身于凯恩斯所处的同一片制度景观，两人都是世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都在这门学科的顶尖机构执教席，也都被政策制定者广泛阅读。而熊彼特对大萧条和战后重建的回应，取的是凯恩斯的框架吸收不了的形态。课程最后归了凯恩斯的框架，熊彼特的是落败的那一个。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诊断，立在一个分析上的关键一步和一项由它推出的结构性主张上。这一步，是把经济当作一个非均衡体系来处理，而它的中心行为人是企业家。在熊彼特技术性的意义上，企业家不是小业主，也不是经理。企业家是把新组合，即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给来源、新组织形式，引入一个否则就会沿已知格局平稳循环之体系的那个行为人。按这个说法，创新对均衡框架而言是外生的，因为创新正是扰动均衡的东西。一个处于均衡的经济里没有技术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经营现有组合的经理。企业家因率先把一种新组合商业化而造出一个暂时的垄断地位，在这个地位上挣得租金直到模仿把它侵蚀掉，然后要么用一种新组合把租金清掉，要么接受降格为经理。
那项结构性主张由企业家推出。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的用语，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指新组合摧毁在位企业与在位产业、经由动荡而非均衡调整来驱动长期增长的那个过程。按这个说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逻辑产生颠覆的体系，而颠覆正是这个体系所实现之增长的引擎。同凯恩斯框架的对照是直接的。凯恩斯把大萧条诊断为需求不足，可以用需求管理来治。熊彼特把长期萧条诊断为长创新周期上沿的动荡，其中旧组合已耗尽它们的生产收益，而新组合尚未成熟为大到足以吸收被取代之劳动与资本的产业。按这个看法，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创造性破坏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如果说有什么政策回应，那也是为新组合清路，而不是去撑住旧的。两种诊断共有那个经验事件，在“这个事件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实例”上则不一致。
战后综合为什么无视熊彼特？这个问题要紧，因为创造性破坏至今仍是一个活着的分析概念，作为结构变化之行为人的企业家也是。答案是方法论上的，不是思想上的。创造性破坏无法在联立方程均衡模型中形式化，而那正是这次综合赖以运转的框架。一个联立方程体系要求一份封闭的变量清单、一份封闭的行为人清单、一份封闭的技术清单，以及跨越这一切写定的均衡条件。在熊彼特的意义上，创新恰恰是引入上一期不在体系中的变量、行为人和技术。没有封闭的清单可以写下来；在新组合存在之前，也没有让它们去收敛的均衡。而被分析的东西正是结构的生产，可这套框架建起来时就是把结构当作给定的。要把熊彼特写进这套框架，要么把创造性破坏还原为参数变化，那会把这个概念的独特之处抽空，要么放弃这套框架。这次综合两样都没选。它把熊彼特搁在了一边。
这次搁置还有社会学的一面。1936年12月芝加哥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当年稍早出版的《通论》是谈话的主导话题。熊彼特其时在哈佛，是这门学科最资深的人物之一，他宣读了一篇对凯恩斯这本书态度冷淡的论文。他承认这本书的重要性，但反对它的方法：静态框架、总量化，以及对生产结构如何随时间变化全无交代。接受的情形正相反。凯恩斯的书被当作一代人中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出版物，熊彼特的保留则被当作一位错过了新东西的资深人物客气的异议。五年之内，希克斯的形式化给了学界一套可用的分析工具，新政需求管理的政治势头正在积累，而熊彼特被视为一位经济思想史家，他确实是，《经济分析史》1954年身后出版，却不再被视为一位手握另一套诊断的在职宏观经济学家。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社会学上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给了政府一个工具箱，带着可测量的工具，即财政收支、利息率、货币供给，也带着可测量的目标，即产出、就业。创造性破坏在同一套话语里给不了他们任何可操作的东西。学界选了那个合乎“要一套可用宏观工具箱”这一制度需求的框架，而这个选择维持了二十年。
这次搁置不是永久的。熊彼特的框架经三波被重新发现，每一波都来自战后综合课程核心之外。第一波在1980和1990年代随内生增长文献而来：保罗·罗默1986年和1990年的论文，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1992年那个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以及关于创新是长期生产率之引擎这一更广的研究纲领。这些模型把熊彼特式的动态嵌进一个可处理的联立方程框架，办法是把创新过程参数化，即把研发当作一项有已知生产函数的投资、把创新的到达当作一个泊松过程，用定性内容换分析上的可操作性，做法与希克斯当年对凯恩斯所做的相当接近。第二波来自管理学：克莱顿·克里斯坦森1997年关于颠覆性创新的工作，把创造性破坏翻译成一套从业者可以在企业战略中动用的词汇，由此产生的颠覆文献，已成为商学院讨论技术变化的通用语。第三波来自1990和2000年代的创新政策研究，那里关于技术、竞争和结构变化的产业政策问题，直接取用了熊彼特的框架。现代形式化的熊彼特式增长文献，见经济学卷第13章。
1940年代把熊彼特搁在一边，这门学科丢了什么？损失是真实的。创造性破坏命名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项结构特征，即增长经由创新者对在位者的摧毁而来、这个过程是内部生成而非外部驱动的、经济的生产结构随时间变化是这个体系的一项特征，而这次综合的框架触及不到它，因为这套框架一开始就把结构的生产抽象掉了。1980年代的重新发现并没有把损失完全补回来。形式化的内生增长模型靠参数替换抓住了熊彼特的一部分动态，但企业家作为非均衡行为人这个定性要点没能在参数化中留存，正如动物精神没能在 I(r) 中留存。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是管理学与创新政策，那里的形式化工具足够松，熊彼特的定性内容可以直接带过去。奉行这次综合的那门学科留下了形式化的工具箱，丢掉了实质性的洞见；没有奉行这次综合的那些学科留下了实质性的洞见，从来没建起那套形式化工具箱。熊彼特在时间线上有条目，而作为一个平行的反均衡传统的熊彼特，是第7章的题目。
学界选了凯恩斯。它选的到底是什么？
1937年以来，有三个阵营在争论凯恩斯。每一个都对了一部分，每一个也都丢掉了《通论》本来有的某样东西。
后凯恩斯主义解读是最直接的一种。保罗·戴维森与海曼·明斯基是中心人物，戴维森的《货币与真实世界》（Money and the Real World，1972）及其后来的工作以纯粹的形式提出这一主张，明斯基的《稳定不稳定的经济》（1986）则把它带进2008年之后的文献所要接手的金融脆弱性分析。这个解读认为 IS-LM 背叛了凯恩斯。《通论》谈的是一个在根本不确定之下运转的经济，带着成规性预期、作为生产投入的货币，以及作为常态的非自愿失业。这次综合同长期边际主义均衡的调和，把这一切都扔掉了，办法是把 IS-LM 当作这套框架的完整表示，而不是当作一件有适用范围的比较静态工具。琼·罗宾逊那句“庶出的凯恩斯主义”，即指责这次综合是一个留着姓氏、丢了分析内容的私生子，是这个立场经典的论战式表述。按后凯恩斯主义的解读，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因为金融体系在寻常的扩张中持续积累脆弱性，这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因为动物精神以任何稳定函数都抓不住的方式驱动着易变的投资；也因为货币生产经济产生出任何边际主义框架都吸收不了的结构特征。透过 IS-LM 读凯恩斯，就是隔着一套专为压制他论证之独特处而造的形式化工具去读他。
主流解读更简单，在操作上也更成功。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与 N. 格里高利·曼昆是标准的参照，他们的教科书和政策文章表述了1990年以后一直是各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工作框架的那个立场。这个解读认为 IS-LM 抓住了本质洞见：总需求决定短期产出；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因而需求冲击有实际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以把经济稳定在它的长期趋势周围。至于凯恩斯关于根本不确定性和货币生产经济的更深主张是否被忠实地形式化，按这个解读并不相干：那些主张属于经济学哲学而不属于经济学，而这门学科从凯恩斯那里需要的，是 IS-LM 及其后继者所提供的需求管理框架。框架管用，政策工具一直见效，而凯恩斯哲学残余的缺席不算损失，因为那份残余本来也起不了任何操作性的作用。这个解读属于这样一代经济学家：他们拿起凯恩斯的框架，把能形式化的形式化，把有用的用起来，把其余的当作一门务实的学科可以留给思想史家的那份哲学剩余。
新凯恩斯主义解读是三者中在思想上最有野心的。迈克尔·伍德福德的《利息与价格》（2003）是中心参照，更广的研究纲领则贯穿曼昆1980年代的粘性价格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以及2000年代各国中央银行的操作模型。这个解读认为，微观基础工程完成了凯恩斯开的头。凯恩斯有一个文字框架，主张名义刚性与预期要紧。他无法把它形式化，因为当时还没有把名义刚性与理性预期写进一个可处理最优化框架的分析工具。新凯恩斯主义纲领造出了这些工具：由面对菜单成本的最优化企业推导出的粘性价格，用理性预期替换凯恩斯的成规性信念框架，用动态最优化替换凯恩斯的比较静态。结果是一组看上去像凯恩斯的结论，即需求冲击在短期有实际效应、货币政策非中性、财政政策可以稳定产出，而它们立在凯恩斯本人给不出的微观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交易是：凯恩斯的政策结论在一个基础比凯恩斯自己更牢的框架里存活下来。第17章把新凯恩斯主义纲领的发展当作若干现代宏观框架之一来讲。
后凯恩斯主义解读最忠于《通论》的文本，文献学上的理据相当充分，而希克斯1980年的自我更正从主流内部为它作了背书。主流解读在操作上最成功，这套框架主导了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政策结果也比此前更好。新凯恩斯主义解读最大胆，微观基础工程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分析成就，重建起来的基础比凯恩斯自己的更严格。然而损失在三种解读上累积。后凯恩斯主义解读保住了定性内容，即根本不确定性、动物精神、货币生产经济，却没有建起一个能给出可测量之工具与目标的可用政策框架。主流解读给出了政策框架，把定性内容当作哲学残余丢掉，并把这个代价当作公道的价钱接受下来。新凯恩斯主义解读给出了一个基于微观基础的框架，把凯恩斯的政策结论在重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但那些基础用理性预期替换了根本不确定性、用稳定的最优化替换了动物精神，这就是在把凯恩斯的结论找回来的同时，抛掉了使这些结论得以成立的那套框架。《通论》最深的贡献，即坚持认为一个带根本不确定性的货币生产经济，其运转方式不同于任何假定预期可计算、假定会收敛到均衡的模型，没有哪一种解读以全副强度把它保住。这就是1937年之后凯恩斯遭遇的事情。
攻击这次综合的那场反凯恩斯革命，即弗里德曼、卢卡斯、理性预期的进攻，挑战的不是 IS-LM 是否忠于凯恩斯，而是它究竟算不算一个有效的模型。那场挑战是第10章的题目。继承凯恩斯财政政策机制的现代乘数之争，见政府支出导览；继承需求不足解释的现代衰退之争，见衰退导览。明斯基、伍德福德、布兰查德、曼昆，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时间线上都有条目。
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1898）；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卡恩《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ome Investment to Unemployment，1931）；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2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希克斯《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1937）；哈罗德（1939）与多马（1946）论增长；萨缪尔森《经济学》（1948年初版，各版续至1980年代）；菲利普斯（1958）；萨缪尔森与索洛《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面向》（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1960）；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戴维森（1972、2007）；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1986）；希克斯《IS-LM：一个说明》（IS-LM: an explanation，1980）；伍德福德《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