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法国：为什么是英国先？
两个邻国，同一个世纪，同一套科学。法国更大，数学家更多，那个时代最宏大的知识工程也在法国。机器还是造在了兰开夏。原因物质得几乎叫人难为情，而且跟法国落后毫无关系。
工资、煤炭，以及一台机器的价钱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被发明出来，是因为在那里发明它有利可图，而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它并不划算。”
— 罗伯特·C·艾伦，《全球视野下的英国工业革命》，2009年
英国和法国进入18世纪时，财富水平大体相当。法国要大得多，约2800万人对英国的700万，而且它有理由自称科学根基更深。所以，关于纺纱机为什么造在兰开夏而不是里昂，最干净的解释本该跟天才、制度或者文化有关。艾伦的答案一个都不是。是一个纺纱工的工资，和煤的价格。
机制是诱致性创新：一个企业家在掂量要不要造一台机器时，要紧的是它在昂贵投入上省下的，是否多过它运转起来的花费。当地经济把哪一种投入弄贵了，技术变迁就偏向于去替换哪一种。一台纺纱机做的事，就是拿资本和燃料去换劳动，所以造不造得起来这笔账，取决于在你站着的地方这三种价格怎么排。
设一台机器以 $a_L$ 的比率节省劳动，以 $a_E$ 的比率消耗能源。在工资为 $w$、能源价格为 $p_E$ 时，只要投入上省下的部分盖得过单位固定成本 $F$，采用它就划算：
$$w\,a_L - p_E\,a_E > F$$于是跨国的那项主张就很简单。比值 $w/p_E$，也就是劳动价格相对于能源价格，在英国高到足以让那几项经典技术越过这道门槛，在法国则不够高。同一个方程，两个答案。
一台顶替工人的机器，省下的工资必须多过它烧掉的燃料。在英国工资高、煤便宜，这笔账算下来是正的，机器就造了出来。在法国劳动更便宜、煤更贵，同一笔账算下来是负的，机器就留在了图纸上。法国没有人算不明白这笔账。是这笔账指向了另一边。
要素偏向这项结果的形式化处理，也就是朝稀缺要素而去的技术变迁，以及围绕它的那套增长理论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13.5。英国这一侧背后的能源与煤炭证据，在经济史第7章（工业革命）§7.2。诱致性创新本身也只是那条更长的增长理论学脉上的一级，“增长理论：从古典到内生”把它追了出来。
同一套逻辑，两个裁断
“因为工资高而资本和能源便宜，制造商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发明用资本和能源替代劳动的技术。”
— 转述自罗伯特·C·艾伦，《全球视野下的英国工业革命》，2009年
艾伦算了一笔贴现现金流的账，这让他的主张可以被证伪。兰开夏的纺纱工拿着高工资，那是黑死病留下的遗产，又被伦敦的大西洋贸易溢价放大，把全国的工资都往上拉。跟这些工资对着的，是纽卡斯尔的煤：在坑口采出，走海路运出，不必付昂贵的内陆运费。把珍妮纺纱机和早期蒸汽机放进这样的价格环境里，账就算得过来：省下的工资盖过烧掉的燃料，再加上铁的成本。英国之所以发明了这些机器，是因为在英国，造它们能赚钱。
“法国的企业家并不比英国的企业家更不理性。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价格，而他们对这些价格作出了反应。”
— 法国这一方，取其最强形式，转述自François Crouzet论英法要素市场
现在把同一笔账在法国重算一遍，看它翻过来：法国人按他们自己的价格算，算对了。法国工资更低，所以一台机器能省下的那份劳动，值的钱更少。而法国的煤是个地理问题：圣艾蒂安和东北部那几片大煤田离纺织与金属城镇很远，只能靠昂贵的陆路运输到达，等运到时，坑口价已经翻了一倍甚至两倍。把这些数字喂进同一个方程，手工与水力生产才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把英国推向机器的那套诱致性创新逻辑，以同样的力量把法国推向了劳动。
目前的结论
要素价格是这场分岔里在数量上最站得住的一块，也是在这一对国家之间差异最干净的那个候选：一边是高工资、廉价海运煤的英国，另一边是低工资、内陆煤昂贵的法国。这道不对称解释了哪些技术在哪里划算，而且是用算术解释的。它还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英国的煤和英国的机器都摆在那里可以照抄之后，法国的扩散仍然很慢。技术一旦存在，光靠相对价格不该把它永远挡在门外。这道缺口是真的，而下一个因素正是从这里进来。
工资故事的英国一侧，是可以直接看的。伦敦的福利比率序列，也就是一个劳动者的工资能买到多少个维生消费篮，1500年到1820年，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远高于欧陆的那几个核心。这条抬高了的实际工资，就是艾伦那个比值的分子。数据探索器里没有可比的法国核心，所以法国那一侧留在上面的正文里，取自Crouzet的重建。
如果只是价格问题，那么算术一旦转到对法国有利的一侧，法国就该立刻把机器抄过来。它没有。通常接下来的答案是英国有更好的科学、更好的想法。可法国的科学更好。法兰西科学院压过皇家学会，《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工程。那么，如果法国在科学上赢了却在机器上输了，英国究竟有什么？
两场启蒙
按每一项正式的衡量标准，18世纪的法国都领先。法兰西科学院在数学和化学上都压过皇家学会，拉瓦锡把化学从元素开始重建了一遍，拉普拉斯对天体做了同样的事。《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整套有组织的知识，而启蒙哲人为整个大陆设定了思想议程。如果工业化是发给最好科学的一份奖，那法国就把它拿走了，问题到此为止。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这说明这份奖不是发给科学的，而弄清楚它究竟发给什么，才是这里要问的问题。
“造成差别的不是新知识的生产，而是把已有知识投到生产领域里去用的意愿和能力。”
— 转述自乔尔·莫基尔，《启蒙的经济》，2009年
莫基尔把知识劈成两半。命题性知识是懂得“是什么”，也就是关于自然如何运作的形式科学。规定性知识是懂得“怎么做”，也就是把自然扳向某个目的的手艺与工程。这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握在不同的人手里，而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几乎不说话。莫基尔的主张是，“工业启蒙”就是两者之间的那座桥：学者与工匠开始在同一些房间里交换东西的那一刻。亚当·斯密早就把商业与探究读作彼此加强的，一个商业社会产生出剩余、闲暇，以及去探究的动机，而这条学脉穿过经济思想史第3章（古典政治经济学）§3.1。
强的那一面，和更细的那个答案
“在科学上，18世纪的法国没有对手。它的学院、它的期刊、它的工程学校，都是欧洲羡慕并效仿的样板。”
— 法国科学优势这一方的理由，取其最强形式
法国这一方很强。法兰西科学院是国家出资的一流机构，它的数学和化学不受严肃挑战地领跑世界。启蒙哲人和《百科全书》做成了一件连英国也做不到的事：把知识从学院里拿出来，推向阅读公众。而法国的工程教育是欧洲最系统的，路桥工程兵团（Ponts et Chaussées）、由各所Écoles组成的网络，最后还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那是一台专门生产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的机器，英国在纸面上拿不出对手。把那条朴素的预测跑一遍，科学驱动工业、法国领跑科学，结论毫不含糊：该是法国先。
“工业革命与其说是新科学知识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把知道事情的人和造东西的人连起来的文化，把已有知识用到了生产上。”
— 转述自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2016年
莫基尔的回应一个字都不反驳法国这一方。他接受法国科学更多，然后换一个问题：科学和作坊究竟在哪里碰上？在英国，答案是到处，而且是非正式地碰上。学者和熟练工匠泡在同一批咖啡馆里，在同一批地方哲学学会里争论，共享同一种对专利与改良的痴迷。伯明翰月光社把工程师瓦特、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制造商韦奇伍德放在了一张桌子边。不从国教派的学园，教那些被牛津和剑桥挡在门外的人学有用的、应用性的科目。法国的科学坐得更高，也离车间更远：出色，以国家为中心，在制度上离那些摆弄铁的人很远。英国的科学坐得更低、也更近，而能挣钱的知识，在那些有条件拿它造点东西出来的人中间传得很快。这道优势，就是从想法到车床之间那段更短的距离。
目前的结论
莫基尔切出了一个真实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形式科学的领先和工业的领先分了家。但这份权重必须往下校准。在四条轴里，这一条的证据最软，也是最小的一项补充，因为“更密的应用文化”比一个煤价难测量得多。法国也不缺应用人才：它修出了欧洲最好的运河和桥梁，还有一支了不起的国家工程兵团，所以这道差距是程度和扩散上的差距。教科书那句“英国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法国缺科学”，干脆就是假的：法国在科学上领先。文化是一项不大、但真实的补充。
价格和文化都朝同一个方向倾，而单独看谁也不决定性。两国还有第三处不同，那正是1780年代的一个投资人会比其他任何一处都先注意到的地方。设想同一个企业家带着同一个想法，先站在伦敦，再站在巴黎，然后问那个在动手建造的那一刻才真正要紧的问题：在哪里你能筹到钱、让合同得到执行，并且把货卖遍全国而不必在每一道省界上交一次通行税？
银行、法律与国家
“金融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另一半，而它先发生在英国。”
— 转述自François Crouzet，《英国的上升》
到18世纪晚期，这两个国家在结构上已经是两台不同的机器。英国有一笔市场信得过的、有稳定财源支撑的国债，有英格兰银行，有一个很深的伦敦资本市场，有股份公司，还有一张乡村银行的网，它们全都卖进同一个内部市场，郡与郡之间没有通行税。法国有一个更集中的国家，但它的财政体系在人们还记得的年月里赖过账，有对省际货物征税的内部关税壁垒（traites），有一个仍被1720年约翰·劳那场计划崩盘吓着的、很薄的股权市场，还有一套包税加卖官的财政制度。把同一件发明交给同一个企业家，他在海峡两侧融到钱、并把它做大的胜算并不一样。
这里的分析工具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理论：稳固的产权、可执行的合同、国家可信的承诺、金融的深度，以及一个整合的市场，是让生产性投资能够发生的那层底子。枢纽概念是可信承诺。诺思与巴里·温加斯特在“宪法与承诺”（1989年）里论证说，1688年那场宪制安排之所以是决定性的，是因为它把王室的手绑住了：一个不能任意攫取或者赖账的国家，才成为一个承诺值得别人据以放贷的国家，这压低了资本成本，也让一场金融革命得以扎根。这套框架在经济学第18章（制度经济学）§18.3。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的思想学脉，在经济思想史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15.4里被追了出来。
两种构型，和一次时机极糟的冲击
“新体制愿意可信地承诺维护产权……这使得为公债、并最终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市场得以发展起来。”
— 转述自诺思与巴里·温加斯特，“宪法与承诺”，1989年
英国这一方最强的说法，是把金融革命当作工业革命那台被低估的发动机。1688年之后，国家能以一个世纪前不可想象的利率借钱，因为市场相信它会还。那笔可信的债务，在它之上锚住了一整套架构：一家英格兰银行，一个先是国债、随后是私人票据的流动市场，为制造商贴现票据的乡村银行，以及把陌生人的资本汇集起来的股份公司形式。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意味着一家曼彻斯特的企业可以把货卖到布里斯托尔，中间没有一个海关卡。机器造在了钱最深、合同可执行、市场是完整的那个地方，而在1780年代的英国，独一无二地，这三件事同时为真。
“法国并不缺制度，它有欧洲最能干的行政国家。它有的是另一种金融构型，随后来了一场革命，在最糟的时刻把它打断了。”
— 法国这一方，取其最强形式，转述自Crouzet论法国道路
法国拥有欧陆上最能干的中央集权行政国家，以及一个由国家主导基础设施的深厚传统，由Ponts et Chaussées路桥工程兵团修筑的道路与运河是全欧洲的奇观。它的金融文化很快就会产出圣西门主义的投资银行模式，也就是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此后一个世纪，欧洲其余国家都在抄它。法国的构型是另一种：国家主义的、以银行为主导、自上而下地指挥。随后，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正正落在起飞的那个窗口上。这次冲击两头都切：它废掉了把市场割裂开的内部关税和封建捐税，这是真实的收益，但它也摧毁了资本，切断了贸易，征走了一代人，并且恰恰在英国正在拉开距离的时候，把二十年的金融连续性清了零。（大西洋贸易在这里被折进来，不是作为一项单独的原因：法国经由南特、波尔多以及圣多明各的蔗糖，有自己真实的大西洋商业，所以通往海洋经济的通道是共享得足够充分、可以当作背景的。圣多明各在奴隶起义中的丧失，属于那段断裂的故事。）究竟哪一个框架，偶然性还是制度，应当在裁定这类案例时承担更多的分量，正是“彭慕兰对阿西莫格鲁论大分流”直接接手的问题。
目前的结论
制度与金融是这场分岔里分量第二重的因素，也是第二个在这一对国家之间明确不同的因素。英国的可信承诺式金融革命和统一市场，压低了做新事情的成本。法国的关税割裂、约翰·劳崩盘留下的不信任遗产，尤其是革命冲击的时机，则把它抬高了。这讲的是一种不同的制度构型，集中的、国家主义的、以银行为主导，而它随后在错误的时刻挨了一场二十年的断裂。
现在桌上摆着四个候选原因：价格、文化、制度、断裂。拿英法这场比较去比对，其中两个在两个案例之间差得很明显，一个差得远不如教科书宣传的那么大，还有一个是只打中一侧的时机冲击。把它们摊进一张表，然后对每一行问那个受控比较生来就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项在两个案例之间有差异吗？
这张账表，以及这场比较证明了什么
法国并没有工业化失败。整个19世纪，法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得体面。奥布莱恩与凯德尔的人均重建，把法国的增长放在了与英国相去不远的位置上，只不过它走的是一条更慢、农业连续性更强、更少被煤和棉花塑形的路。这个国家从另一条路抵达了一个可比的终点。问题从来不是“法国为什么失败了”，而一直是那个更窄的问题：起飞的时机与形状为什么不同。
“19世纪法国的经济增长，相对于英国并不是一次失败。它是另一种成功，按人均计大体可比，只是用别的办法取得的。”
— 转述自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与恰拉尔·凯德尔，《英国与法国的经济增长，1780—1914年》
在一场受控比较里，逻辑很简单。一个在两个案例之间共享的因素，不可能解释它们的结果为什么不同。把这四项摊成一张表，每个因素一行，每个国家一列，再加上那个作决定的一列：它在这一对之间有差异吗？
| 因素 | 英国 | 法国 | 在这一对之间有差异吗？ |
|---|---|---|---|
| 要素价格（工资·煤炭） | 高工资，廉价海运煤，机器划算 | 工资更低，内陆煤昂贵，用人划算 | 有，而且很明显，权重居首 |
| 制度与金融 | 1688年之后可信的债务，统一市场，深厚的资本 | 国家主义，被关税割裂，约翰·劳崩盘的遗产 | 有，而且很明显，权重第二 |
| 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断裂 | 幸免，制度连续性完好 | 资本、贸易与连续性在起飞窗口上被打断 | 有，一次只落在法国身上的时机冲击 |
| 文化／工业启蒙 | 学者与工匠融合得更密（月光社） | 形式科学领先，应用文化存在但更远 | 不如宣传的那么大，权重不高，那幅漫画是假的 |
“不同的路，可比的终点”这项主张，是看得见的。长期人均GDP序列从1820年接上，正好接在起飞故事交棒的地方，它显示英国和法国在整个19世纪贴得很近，法国在水平上落后，但沿着同一条向上的路径走。1820年之前法国的增长，取自Crouzet，把这条序列在起点处留下的空缺填上了。
一行一行读这张账表
把两个案例都按最强的样子再走一遍。要素价格差得很明显，高工资、廉价煤的英国对上低工资、内陆煤昂贵的法国，所以这是一个活的驱动因素，而且是领头的那个。制度与金融同样差得很明显：英国一侧是可信承诺式的金融革命和统一市场，法国一侧是割裂和约翰·劳留下的遗产。活的驱动因素，权重第二。在这两行上，英国那一格都是一项真实的优势。
而法国在每一行上的那一格，放在它自己的条件下看也站得住。断裂这一行是一次只落在法国身上的时机冲击，大革命和拿破仑赶在最糟的时刻，是真实的，但它是时机问题。文化这一行的差异远不如宣传的那么大：法国领跑形式科学，也建起了自己出色的应用工程，所以这道差距是扩散上的差距，而“法国缺想法”那幅漫画是假的。凡是一行有差异，差异要么出自一项结构性条件，要么出自历史的一次偶然。
裁断
没有哪一个单一因素让英国工业化了。答案是多因素的，而且次序清楚：要素价格居首，制度与金融第二，大革命的断裂是一次真实但由时机塑造的冲击，文化是一项不大的补充。英国之所以先走，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高工资、廉价海运煤、可信的金融革命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在同样几十年里同时凑齐的地方。法国面对的是不同的相对价格、一片更割裂随后又被暴力打断的制度地貌，它走了一条不同的、更慢的路，抵达了一个相近的地方。它更慢的路径反映的是不同的条件，而“法国失败了”这种读法是错的。
艾伦、莫基尔、Crouzet和诺思之间的争论，坐在同一个增长加制度的框架里。所有人都同意价格、制度、金融和知识的应用都要紧，他们争的是每一项上的权重。
把两个真实的案例并排放在一起，就把能推广到别处的因素和不能推广的因素分了开来。这个问题的更大版本要宽一整个大洲：欧洲对亚洲的那个版本，以及对它的文明天赋读法，在“西方是靠文明的天赋才工业化的吗？”里，那是这一篇所置身的母问题。同一道谜题的当代面貌，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而换一个问法的姊妹篇，即要不要从“为什么有些国家富”出发而不是从“为什么有些国家穷”出发，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不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下一对欧洲国家，德国对上英国、穿过后发工业化，是“德国对英国：后发工业化”；而哪一个学术框架能更好地解释更广义的分岔，则由“彭慕兰对阿西莫格鲁论大分流”接手。
目前的结论
我们从这道谜题最锋利的形式开始：法国更大，法国的数学家更多，法国办着那个时代最宏大的知识工程，机器却还是造在了英国。这场比较把那道谜题变成了一组可检验的行。要素价格让省劳动、烧煤的机器在英国有利可图、在法国无利可图，这是答案里最干净的一块。可信承诺式的金融革命和统一市场，给了英国企业家一个法国同行比不上的胜算，而大革命在最糟的时刻打断了法国的连续性。教科书的说法在“英国有更好的想法”这一点上越了界，而这场比较反驳它：法国的科学更好，仍然走在了第二。
诚实的裁断是多因素的，价格居首，而学者之间的分歧，是在他们共享的一个框架内部争权重。法国那条更慢、农业连续性更强的路线是另一种成功，终点上的收入差距不大，通往那里的路径经过的是不同的条件。下次有人告诉你英国之所以先工业化是因为英国人格外聪明，或者说法国“错过了”那场革命，你手里有这张账表，可以越过这两种说法，一直推到价格、制度、时机，以及真正起了作用的那段从想法到车床的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