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对阿西莫格鲁：大分流需要哪一类解释？
一方说，这道差距是晚近的、物质性的，一部分要归于煤恰好埋在那里。另一方说，它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定下，定在规则里。两个诺贝尔级别的框架，一桩事件，而它们争的甚至不是同一类原因。
同一桩事件，两类解释
“到1750年，西欧与东亚最富庶的那几片地方，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在某几类关键的经济发展上已经达到了惊人相似的水平。”
— 转述自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年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格兰发端并迈出最大的步伐，是因为英格兰有着独一无二的包容性经济制度。”
— 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
两句话说的是同一桩事件：欧洲为什么拉开了与中国和世界其余部分的距离，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道收入鸿沟。彭慕兰说，各领先核心区一直到很晚都还相像，把它们分开的东西是物质性的，而且本可以是另一种样子。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原因既深且久，藏在一个社会所遵循的规则里，早在第一台蒸汽机之前就已经定下。在问谁对之前，先得看清他们回答的是高一层的问题：不是什么造成了大分流，而是那是哪一类原因。
任何一次历史转折都有两大类解释。一类是近因的、偶然的、物质的：某件具体的事发生了，一种资源出现，一道约束松开，没有它结果就翻转。另一类是深层的、结构的、制度的：结果是几个世纪里累积起来的差异终于兑现，于是无论出现什么机会，只有一个社会站在能抓住它的位置上。这两类解释连什么算决定性证据都谈不拢。彭慕兰那类主张，靠同期比较来了结，即1750年前后各核心区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相近，也靠资源核算来了结，即煤炭和殖民地是否松开了一道本来会卡住的约束。阿西莫格鲁那类主张，靠长期变异与自然实验来了结，即把地理和文化固定住之后，制度差异还能不能预测繁荣。经验记录，包括实际工资与福利比率序列，以及那些制度上的自然实验，对着两者都读得通，而且哪一个都没有被它完整地证成。
彭慕兰的资源论证所依托的那套收敛机制，即马尔萨斯的土地约束，以及前现代经济为什么总是撞上一道上限这个问题，坐落在增长理论§13.1。第3阶段要展开的那套包容性对攫取性的分析工具，其形式化的落脚处在制度经济学§18.1。
两个严肃的研究纲领
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了一个立了一个世纪的共识。更早的说法是：欧洲到1500年、也许更早就已经领先，靠的是某种深层的文化或文明优势，于是唯一真正的问题变成中国出了什么毛病。彭慕兰与王国斌、杰克·戈德斯通同属后来被称作加州学派的那一脉，他重新厘定了年代。他的论证是：把生活水平的数据摆出来，中国与欧洲最先进的地区一直到18世纪都还相像。问题于是变成，欧洲是如何完成那一次具体的、可以定出年份的逃脱的。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建起了制度起源这一研究纲领，正是这批工作赢得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主张是，国家的长期贫富由制度支配，也就是那些决定谁可以拥有、投资、让合同得到执行并保住收益的规则，而大分流是制度差异一步步兑现的结果，欧洲在这些差异上的优势早于起飞。他们把现代经验经济学的识别工具带进了一个历史问题：跨国变异、工具变量、自然实验。这两个框架，谁都不是对方的陪衬。
两种框定都要当真
大分流是真实的，也是巨大的：这道差距从19世纪初的大约五比一，扩大到20世纪高峰时接近一百比一。它今天的面貌由发展经济学一章测量，见发展经济学§20.1。它在历史上如何拉开，则是经济史卷第6章（大分流）的主线。两个框架争的是它需要哪一类解释，而这是发生在框架这一层上的真实分歧。
先看那个框架：它说这道差距比文明论的说法所承认的更晚、更浅，而拉开它的东西，是煤恰好埋在哪里。彭慕兰，取其最强版本。
彭慕兰的最强版本：差距是晚近的，也是物质的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19世纪以前西欧经济在资本存量或经济制度上握有决定性优势，足以使工业化在那里极可能发生，而在别处不大可能。”
— 彭慕兰，《大分流》，2000年
一个世纪以来，标准说法都是：欧洲至少从1500年起就注定领先，这道差距是一个深层的文明事实。彭慕兰的数据把年代重新厘定到大约1750年，也把“中国出了什么毛病”换成了另一个问题：接下来发生的那件具体的、可以定出年份的事情是什么，一方有而另一方没有？
“发展程度相当”具体落实为生活水平的一系列代理指标：实际工资，即一名劳动者的工钱实际能买到多少食物、燃料和衣料，此外还有热量摄入、预期寿命、城市化率和进入市场的产出。罗伯特·艾伦的福利比率是这里的主力，这条序列可以直接在下面1820年以前的核心城市数据探索器里看到：伦敦对北京，北京在此充当中国核心区的替身，1500年到1820年，差距在整个18世纪逐步拉开。有一点要交代。探索器里的中国序列是北京，它只是中国核心区的代理。彭慕兰真正拿来与英格兰并置的，是长江三角洲，即江南，上海与苏州一带富庶的下游地区，而不是帝国的都城。把北京读作中国核心区的代理，彭慕兰真正拿来与英格兰并置的是江南的序列。领先核心区之间的对等是他最强的一步，整个中国层面的对等则要弱得多。
完整的对等序列，连同它的资料来源和那些把问题复杂化的重建，都在经济史卷第6章（大分流）。彭慕兰这个框架背后的机制只有一条：真正卡住每一个前现代经济体的，是土地。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都在争同一片有限的土地，人口一增长，这场争夺就收紧成一道再怎么使劲也顶不破的上限。这道上限在增长理论里的框定，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为什么预期每一个经济体最终都会落进静止状态，见增长理论§13.1。
在马尔萨斯的框架里，土地 $T$ 是固定的，它的每一种用途都在互相争夺。设一英亩地只能产出食物、燃料或纤维之一，它的影子价格 $\lambda$，也就是把土地约束放松一英亩所值的量，会随着人口 $N$ 压向 $T$ 而上升：
$$\lambda = \frac{\partial Y}{\partial T}, \qquad \lambda \uparrow \text{ as } N/T \uparrow$$一笔从本土地基之外供给食物、燃料或纤维的意外之财，在这本账上等于白得了一片耕地。在稀缺本该收紧的时候，它把 $\lambda$ 重新压下去。
每一英亩林地都是一英亩不种粮食的地，每一英亩牧场都是一英亩不种棉花的地。在一个所需之物样样都得种出来的世界里，人多就意味着同一片土地争得更凶，土地最终会不够用。凡是能让你从自家土壤之外拿到食物、燃料或纤维的东西，都相当于凭空发现了一片白得的土地。彭慕兰说，欧洲是靠运气使出了这一手。
逃脱：煤在哪里，以及海那边白得的耕地
欧洲靠两份好运逃出了土地的上限。第一份是地质上的。英国的煤田就坐落在人和作坊已经在的地方，中部地区、北部，都在城市与河流的车运可及范围之内，于是煤可以便宜地取代木柴作燃料，腾出林地，又驱动着把更深矿层抽干的蒸汽机，形成一个自我喂养的循环。中国的煤同样浩大，但最好的矿藏在山西，远在内陆，离繁荣的长江核心区隔着一段昂贵的陆运。同一种资源，地理上的差别却是致命的。第二份意外之财是新世界，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幽灵耕地。种植园的糖是热量，棉花是纤维，木材是建材，欧洲消费掉这些东西，却没有在自己土壤上多种一英亩。这笔意外之财到来的时候，正是欧洲人口压向上限压得最紧的时候。这段故事的资源一侧，即大西洋种植园的资源流动及其人的代价，是经济史卷第9章（大西洋奴隶制及其之后）的主题。西方是否因为奴隶制而致富，这场专门的争论在导读西方是靠奴隶制富起来的吗？里，换一个问法的一篇则是殖民主义是让欧洲变富，还是让世界其余地方变穷？。在这里，幽灵耕地是彭慕兰框架里的一条机制。
彭慕兰的叙述给出的是可以检验、也可能被推翻的预测。如果触发因素是偶然的、物质的，那么1750年以前的差距就应该很小，这一点可以拿福利比率来检验，就领先核心区而言大体得到印证。分化应该跟着资源可得性与地质条件走，这正是彭慕兰指向山西那段煤炭陆运、而更早的说法指向儒家的原因。还有，那些撞上同一道土地上限、却没有煤炭与殖民地这条出路的早期繁盛，本该慢慢熄火。宋代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荷兰黄金时代都曾兴盛一时，随后在有机经济的极限前停住。这个框架自己告诉你它会在哪里破：找到一个获得了同等资源纾解却没有工业化的社会，或者找到欧洲的差距在煤之前几个世纪就已拉开，彭慕兰就站不住了。在最要紧的一点上他是对的：1750年前后，中国与欧洲的领先核心区处在相当的生活水平上，这意味着欧洲据说拥有的那种深层制度优势，当时还没有造出分化。资源纾解这条机制所要挣脱的那条增长学脉，即古典的静止状态以及通往内生增长的道路，由从古典增长到内生增长梳理。
这个框架对在哪里，又在哪里松动
这套叙述里有两件事是站得住的。差距比文明论的说法所称的更晚、更小，领先核心区之间对等的证据是真实的，它足以推翻任何认为欧洲到1500年就已领先的读法。还有，触发因素是物质的，并非由制度预先注定：没有谁的产权把煤放到纽卡斯尔底下，也没有谁的产权把糖放进加勒比。这个框架松动的地方，是它的强形式。斯蒂芬·布罗德伯里与罗伯特·艾伦后来的定量工作，把分化的年代推到比彭慕兰的1750年稍早一些，而领先核心区之间成立的对等，放到整个中国或整个印度就不成立了。加州学派最基本的那一步活了下来，声称1800年以前毫无差距的那个版本没有。
如果触发因素是煤炭与殖民地，那么每一个拿到一笔意外之财的社会，为什么没有都工业化？这道差距为什么定住了，接着还加速，而不是像此前每一次繁荣那样淡去？对手框架说，答案早在煤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在规则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取其最强版本。
阿西莫格鲁的最强版本：原因在规则里
“1500年相对富裕的那些地方，如今相对贫穷，这是一次命运的逆转。这一格局与地理因素所预测的正好相反，它反映的是欧洲殖民主义强加的制度。”
— 转述自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与詹姆斯·罗宾逊的“命运的逆转”一文，《经济学季刊》，2002年
彭慕兰指向煤层，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指向的则是那些规则：谁可以拥有，谁可以投资，谁可以保住自己挣到的东西。按他们的读法，大分流由制度定下，而欧洲在制度上的优势早在蒸汽机之前很久就在累积。命运逆转是他们反驳地理解释的第一份证据：1500年被自然眷顾的那些地方，今天并不是富裕的地方，因为几个世纪里不断累积起来的东西是制度性的。
这个框架就是一组区分。包容性制度指的是有保障且分布广泛的产权、可以执行的合同、开放的市场，以及对掌权者的实质约束，它给普通的投资者和发明者一个动手的理由，因为他们可以指望保住回报。攫取性制度正相反：它把租金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里，压住威胁到这撮人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当权者从动荡中要失去的，多于从增长中能得到的。这套分析工具的形式化处理，见制度经济学§18.1。
把这个说法从一个像样的故事变成一个研究纲领的，是那套把制度从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里分离出来的识别策略。殖民者死亡率那项研究（“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2001年）用欧洲人抵达时面对的疾病环境作工具变量：活得下来的地方，他们建起包容性的移民定居型制度。成片死去的地方，他们建起攫取性制度，把财富运回本国。几个世纪之后，繁荣仍然跟着那道制度的分界走。命运逆转（2002年）表明，1500年富裕的地方如今是贫穷的地方。再往下是一国内部的断点：朝鲜与韩国，地理与文化完全相同，分开它们的只是一条从制度中间划过的边界。诺加莱斯，一座城被一条线切开，线的两边是繁荣与贫困。这个框架的思想来路，即从凡勃伦经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到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这条线，是经济思想史卷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从凡勃伦到阿西莫格鲁）的主题。
规则解释得了煤解释不了的东西
历史上，意外之财很常见。持续的、复利式的增长很罕见。西班牙拿到的是其中最丰厚的一笔，波托西的白银，它资助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衰落。荷兰有贸易也有资本，同样停住了。把一个能把意外之财转成起飞的社会，同一个只经历一次性繁荣的社会分开的，是制度。英国1688年之后的宪制安排使王室的承诺变得可信，资本成本因此下降，一场金融革命得以推进。它保住了发明者和投资者的财产，于是造出更好引擎所得的回报流向造它的人。它还让创造性破坏顶着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一寸寸推进，而不是被它们捂死。把一片煤田和一块殖民地交给那套制度组合，你得到的是一条轨迹。把同样的煤和殖民地交给一个攫取性的秩序，你得到的是一段插曲，一笔花掉的意外之财。彭慕兰的框架解释的是火是怎么点起来的。制度框架解释的是这场增长为什么会不断累积、不断扩散。
而且这些优势是深层的。远在1750年之前，欧洲的一些地方就一直在积攒增长所需的制度材料：能够制约君主的代议制议会传统，有真实政治分量的商人，肯对着有权势的被告执行合同的法庭，国王不能说拿就拿的财产。按这种读法，大分流是一份积攒了几个世纪的差异的兑现，而正是这份差异决定了谁站在能够利用任何机会的位置上。煤和殖民地是附带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那种能把两者之一变成自我维持的增长的秩序。这就是这个框架的强形式，它解释了这道差距为什么耐久、为什么加速，而按纯运气的说法，世界其余部分一旦把机器学过去，这道差距本该合上。
这个框架对在哪里，又在哪里越界
制度框架在偶然性框架够不着的地方是对的：为什么坐拥意外之财的社会往往没能起飞，为什么这道差距不像此前每一次繁盛那样消退，而是定住并且加速。制度造成繁荣，这一点的自然实验证据很强。它的强形式在两处越了界。第一，AJR最干净的识别在殖民地世界：殖民者死亡率与命运逆转，是欧洲制度在海外做了什么的锋利工具变量，而它们对欧洲对中国这一案例的效力，靠的是把那套逻辑搬到一个他们从未检验过的案例上。第二，第2阶段的同期对等证据表明，即便制度已经有别，1750年前后的结果仍然相当，这意味着制度是一层必要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基底，当时还没有单凭自己造出分化。这个制度问题在欧洲内部的版本，即起飞为什么落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由比较篇英国对法国：为什么是英国先？承担。
于是一个框架说触发因素是物质的、偶然的，另一个说原因是深层的、制度的，而各自都打出了对方招架不住的一击。接下来的任务，是看清同一套解释里，哪个框架管哪一层。
裁断：哪个框架管哪一层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拉开。到1700年，欧洲的领先地区已经走在中国领先地区的前面，此后差距稳步扩大。”
— 转述自斯蒂芬·布罗德伯里，依据布罗德伯里、管汉晖与李稻葵对中国GDP的重建，980—1850年
作出裁断的证据，是坐在两个框架之间的那批工作：布罗德伯里、管汉晖与李稻葵为中国产出所做的、一直上溯到宋代的定量重建，以及艾伦的福利比率。它们印证了彭慕兰最基本的一步，1750年前后领先核心区确实相近，同时约束住它的强形式：差距在蒸汽机之前至少已经拉开了一个世纪，而整个中国落到欧洲领头者身后的时间，比零差距的对等所容许的更早。带着这一点，最后再读一遍1820年以前的福利比率序列：领先核心区的对等是真实的，整个经济层面的对等不是。
下面这张对照表把两个框架的主张并排摆开，一行一行地问：证据支持的是什么。证据证成的是每个框架各自的那一层。
| 关键主张 | 彭慕兰的框架 | 阿西莫格鲁的框架 | 证据显示的是什么 |
|---|---|---|---|
| 约1750年的同期对等 | 各领先核心区发展程度相当 | 欧洲的制度优势已起决定作用 | 彭慕兰胜，就领先核心区而言：福利比率支持结果相当，所以制度当时还没有造出这道差距。 |
| 分化的年代 | 约1750年，随蒸汽机而来 | 深层的，早于起飞 | 就领先地区而言早于1750年（布罗德伯里、艾伦），这让彭慕兰的强形式付出代价，但最基本的那一步仍然站得住。 |
| 触发因素：煤炭加殖民地 | 物质的，偶然的 | 附带的，起决定作用的是规则 | 彭慕兰胜：触发因素是真实的，也不是由制度注定的。没有谁的产权把煤放到纽卡斯尔底下。 |
| 持续与加速 | 单靠资源解释不足 | 制度维持了增长并使之不断累积 | 阿西莫格鲁胜：制度解释了这道差距为什么定住，而此前那些靠意外之财起来的繁荣为什么淡去。 |
| 这是哪一类解释 | 偶然的，物质的 | 深层的，制度的 | 分层：偶然的触发因素，作用在早已存在的制度差异、市场结构差异与要素价格差异之上。 |
逐行走一遍对照表
在同期对等这一条上，彭慕兰赢下了他在意的那一层：福利比率把各领先核心区放在1750年前后相当的生活水平上，而整个经济层面的强形式对等挺不过布罗德伯里的检验。在分化的年代这一条上，重建把领先地区的起点挪到1750年之前，这一点对彭慕兰的强形式不利，但加州学派最基本的主张，即这道差距是晚近的、比文明论的说法所称的更小，仍然站得住。在触发因素这一条上，彭慕兰说对了：煤炭与幽灵耕地是真实的，也不是由制度预先注定的。在持续与加速这一条上，阿西莫格鲁说对了：把一笔意外之财变成自我维持的轨迹的，是制度，这也正是为什么这道差距在历史上所有繁荣之中独独定住并不断累积。而在大分流需要哪一类解释这一条上，哪一个框架都不能独自结案，答案是分层的。每个框架在它本来要解释的那一层上都对得没有余地，一旦连对方那一层也要认领，就越了界。
综合本身就是立场
两个纯粹的框架谁也没赢。大分流两层都需要。触发因素是偶然的、有一部分纯属碰巧，也是物质的：煤在对的地方，大西洋那边白得的耕地。那一层归彭慕兰。而把这些意外之财转成持续的、复利式的增长，并在世界其余部分已经看得见机器之后仍让差距继续扩大，这份能力是制度性的、市场结构性的：有保障的财产、可信的承诺、金融的深度、整合的市场。那一层归阿西莫格鲁。抽掉触发因素，一个制度上有能力的欧洲未必会按这条时间线分化出去，它可能会撞上那道让此前每一次繁盛都停住的土地上限。抽掉制度，一个触发因素充足的欧洲可能只会有一笔一次性的意外之财，像宋代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黄金时代的荷兰那样慢慢熄掉。领先核心区的对等把彭慕兰证成了一半，持续与加速把阿西莫格鲁证成了一半，布罗德伯里与艾伦关于分化更早的重建，则约束住了偶然性主张的强形式。
经济史争论通常的形状，是围绕一组共同变量的权重之争，对立的阵营在模型上一致，在系数上争执。英国率先工业化究竟是因为文化、煤炭、工资还是科学，或者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就是这类关于参数大小的普通争论，在一个共享的增长与制度框架内部展开。彭慕兰与阿西莫格鲁争的是大分流属于哪一类原因，偶然而物质的，还是深层而制度的，这是发生在框架这一层上的分歧。对一场框架层面的争论，答案是认清两个框架描述的是同一套解释的不同层，并说出哪个框架管哪一层。
一旦看清两个框架解释的是不同的层，它们就不再是对手。接下来的问题从这里分岔。文明天才论的流行版本，即欧洲是否注定要领先、起飞是否不可避免，由英国必然率先工业化吗？处理。欧洲内部的案例，即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科学至少同样出色的法国，是英国对法国：为什么是英国先？。制度对地理这场争论的当代政策面貌，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里。
目前的结论
我们从关于同一桩事件的两句话开始，而它们争的甚至不是同一类东西。彭慕兰重新厘定了年代：中国与欧洲的领先核心区一直到大约1750年都还相像，把它们分开的东西是物质的、偶然的，煤在需要它的地方，幽灵耕地在海的那一边，两者一起纾解了那道让此前每一次繁荣都停住的土地约束。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回答了偶然性框架回答不了的问题：意外之财很常见，持续的复利式增长却很罕见，而使欧洲这笔意外之财定住并且加速的，是积攒了几个世纪的制度。布罗德伯里与艾伦的定量重建坐在两者之间，印证了彭慕兰最基本的一步，同时把分化的年代推到比他的强形式所容许的更早。
大分流需要偶然的物质触发因素，作用在深层的制度差异与市场结构差异之上。问题问的是一个历史现象需要哪一类解释，答案是它同时需要两类。下一次有人告诉你西方的崛起靠的是天才、运气或者规则，你手上有工具去问他说的是哪一层，也能看出他什么时候在认领一个证据并没有给他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