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年，最富庶的城市和最精密的商业体系都不在欧洲。开封和杭州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是一片从大西洋伸展到中亚的商业空间的枢纽。印度洋上有一套以季风为节律的整合贸易在运行，把东非与东南亚连在一起。伦敦是一座约1.8万人的市镇。公元500年至1200年前后，五个各不相同的商业体系并行运作。把它们放到共同的维度上比较，会牵出三场史学争论。
后古典这个说法指的是大约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一段时期，它由此前发生的事情来界定：那些曾经组织起欧亚大陆经济生活的大型古典帝国瓦解了，或者转型了。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碎裂为一批继承者王国，它们继承了罗马的行政语言，却没有继承罗马的财政与商业设施。汉朝于公元220年瓦解，中国此后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政治分裂，直到589年隋的重新统一。波斯的萨珊帝国一直存续到7世纪，被伊斯兰征服吸纳进一个新的政治与商业秩序。接下来的并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黑暗时代”，而是一次有快有慢的恢复，恢复的地理格局决定了哪些地区在后古典商业世界中领先。
差别本身就是要点。西欧在6至9世纪经历了长期的人口收缩、城市萎缩，长途商业退到只剩一线。威克姆2009年的《罗马的遗产》记下了这个量级：西欧多数城市跌到1万人以下，罗马道路网破败，此前把谷物、油和酒运遍全帝国的地中海贸易，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重塑了地中海南岸与东岸之后，对基督徒商人而言急剧收缩。8世纪晚期到9世纪的加洛林安排稳定了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权威，却没有恢复罗马时期的商业设施。
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是部分的例外。君士坦丁堡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30万以上的人口，维持着一套运转正常的金币货币体系，用的是索里都斯，后来是诺米斯玛，并且在行政和商业上与晚期罗马国家保持连续。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以及与威尼斯、阿马尔菲等意大利海上城市的贸易，让地中海商业以缩小的规模维持了下来。但拜占庭经济只是保住了它继承下来的东西，并没有把它做大。
东亚恢复得更快，也走得更远。589年隋的重新统一和唐朝（618—907年）重建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把大运河重修为南北商业大动脉，并主持了一场商业扩张，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可能达到百万。907年唐的瓦解带来一段短暂的分裂，即五代，而960年宋的重新统一开启了经济史家所说的商业革命：市场活动、货币创新、城市化和工业产出的持续扩张，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东西。
7世纪伊斯兰的兴起，以及倭马亚王朝继而阿拔斯王朝诸哈里发国的迅速扩张，重塑了后古典世界。穆罕默德632年去世后不到一个世纪，伊斯兰的政治权威已经从伊比利亚半岛伸展到中亚。诸哈里发国造出一片在商业与法律上统一的空间，即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商人可以在其中往来，契约可以在其中执行，货币惯例也是共通的。这一整合的经济后果留待第2.3节处理。
与此同时，印度洋按自己的节律运转。把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连起来的季风海上贸易，早于古典帝国，也熬过了它们的瓦解。到9世纪，这套贸易已经密集成一个整合的商业体系，有自己的港口治理制度，有自己的商人社群，也有自己的文献记录。把西非与马格里布、进而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连起来的跨撒哈拉金盐环流，按第三种节律运转，靠的是公元2至4世纪间扩散到撒哈拉各地的骆驼商队技术。
接下来是五个商业体系。
到北宋后期，中国的铁产量已经达到欧洲要到18世纪才追平的规模。数字出自郝若贝，制度框架则是唐宋的。
唐朝（618—907年）在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建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主持了一场以大运河、经长安的丝绸之路贸易和货币化的赋税体系为中心的商业扩张。但唐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农业为本，由国家主导。宋朝（960—1279年）改造了这个格局。经济史家所说的宋代商业革命，是市场活动、工业产出、货币创新和城市化持续数十年的扩张，其规模在同时代的世界上没有对手。
郝若贝估计北宋盛期的铁产量约为每年12.5万吨。这个估计是根据行政记录所作的高位复原，在细处有争议，但数量级是稳固的，见郝若贝1962、1966、1967。作为对照，英格兰在1788年，也就是自己的工业革命起步之际，生铁产量约6.8万吨。北宋的铁用于军需的兵器与甲胄，也用于农具和营建。河北一带的煤铁产区按郝若贝的说法达到了原工业的规模，有专门化的劳动力，有供应煤和矿石的长距离链条，也有国家的采买合同。
北宋的冶铁匠用烧煤的高炉大批生产生铁，水力驱动的活塞式风箱加大了炉子所需的鼓风量。国家的军器作坊消耗了其中相当大的一份：河北铁厂供应宋军对辽、对党项作战所需的兵器与甲胄，国家与私人经营者签订合同的规模，欧洲要到18世纪晚期才会出现。支撑这些产量的制度架构，包括产铁各州专门化的劳动力市场、国家的采买机构，以及一套通过折钱把铁产量货币化的赋税制度。
城市化与工业扩张同步。据贝罗赫1988年的人口估计，到12世纪初，北宋都城开封约有100万至150万居民，而1127年之后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到12世纪后期也达到相当的规模。这些估计带有不确定性：它们依据的户籍册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取决于当时的财政激励。但即使按保守的读法，两座城市也都跻身当时世界最大之列，远大于同一时代的任何欧洲城市。
使这些城市在现代意义上成其为城市的，是它们的商业结构。开封和杭州都有专门化的商业街区：药铺集中的坊、布帛市、食店街、瓦子，还有不受此前历代都城对商业活动所设夜禁约束的夜市。夜市这一制度本身就是宋代商业革命的一项创新。专门化的劳动力市场、称作柜坊的信用机构，以及粮食、食盐和茶叶的常设预约交易，都在相当规模上运作。马可·波罗13世纪后期对杭州的描述已经是元代的事，但可以据以上推宋代的情形：他说这座城市有多处商业广场，桥梁往来频密，还有一套把内地产区与城市中心连起来的水运网络。
| 维度 | 北宋盛期 | 南宋盛期 |
|---|---|---|
| 铁产量 | 约每年12.5万吨，郝若贝1962年的峰值估计 | 1127年河北铁业区落入金人之手后下降 |
| 城市化（最大城市） | 开封：约100万—150万，贝罗赫1988，据户籍推算 | 杭州：约100万—150万，贝罗赫1988，同一依据 |
| 商船吨位 | 大运河的漕粮加长江水运，斯波义信1970 | 海上扩张：远洋海船通往东南亚、印度，斯波义信1970 |
| 运河体系规模 | 大运河全线通航，南北漕运达到峰值 | 南方运河网扩展，大运河一部分落入金人之手 |
| 科举规模 | 每届三年一次约3万名应试者，艾尔曼2000，注明为向前外推 | 进一步扩大，科举成为官僚选任的主要途径 |
宋代的三条轨迹可以自己比着看。在铁产量、最大城市人口和科举录取规模之间切换。它们是否同步上升？直到北宋盛期，答案是同步的：商业与国家能力一并扩张。此后只有铁产量掉头向下，1127年河北铁业区的丧失把它打断，而城市规模与科举则一路攀升，延续到南宋。
图2.1b（交互图）。 宋代商业革命的三条指标轨迹。切换指标可读出各自的走势，同步本身就是要点。资料来源：郝若贝1962，铁产量峰值估计；贝罗赫1988，据户籍推算的城市化；艾尔曼2000，科举规模为向前外推。切换指标。
货币体系与此前的做法断开了。交子本是10世纪后期四川商人为长途贸易所用的私人期票，1024年被收归国家管理。国家按固定面额发行交子，起初以钱币准备作担保，由此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套由国家管理的纸币制度。这套制度运转了大约一个世纪。然后它崩坏了。
交子这套货币数量机制可以自己动手试。拖动1024→1234年的时间轴，观察发行量如何在几次有名的通货膨胀之前先行上升。反事实滑块在万志英的发行量序列上算出一条有界的货币数量论价格路径。更多纸币追逐同样多的货物，物价水平就会上升。带滑块的只有这一条序列，各次事件的年份仅供显示。
图2.2（交互图）。 交子作为一套货币数量机制，1024—1234年。拖动年份游标，标记点是有记载的几次发行与通货膨胀事件，据万志英1996与郝若贝1971。价格水平叠加线是在可断言的发行量序列上所作的有界货币数量论示意，这是比欧洲案例早八个世纪的纸币通货膨胀。拖动年份游标，再拖动发行量倍数滑块。
纸币能保住价值，只在发行量跟得上它所能买到的货物的时候。产出不变而多印纸币，每一张的购买力就下降。北宋为筹措对辽、对金的战费，正是这样做的。1107年和1170—1180年代的那几次事件，记录的就是这种滥发。
货币数量论的水平形式：$P = \dfrac{M \cdot V}{Y}$，其中 $M$ 为货币存量（这里取交子发行量指数），$V$ 为流通速度，$Y$ 为实际产出。固定 $V$ 与 $Y$，隐含的价格水平就与发行量同比例变动：$P \propto M$。
反事实滑块把 $M$ 按发行量倍数 $m$ 缩放，在万志英的有界序列上给出 $P' = m \cdot P_0$。这一关系只在该序列上成立，各次事件的年份不承载任何模型。
万志英1996年的《财源》梳理了这段货币史的走向。北宋为筹措对辽、随后对金的军事行动，不断扩大交子的发行。到12世纪初，发行量已经超出作为担保的钱币准备，通货随之贬值。1107年的通货膨胀严重到迫使朝廷部分回收。1127年北宋亡于金人，宋室退到杭州之后，南宋推出会子作为后继纸币。会子把同一个循环又走了一遍：起初克制，财政压力下扩张，滥发，贬值。1234年蒙古灭金，打乱了中国北方的通货体系。元朝后来自行推出的纸币制度也带来了类似的通货膨胀结果。这套机制正是《经济学》的货币一章形式化为铸币税和法币通货膨胀的那一套。宋朝比欧洲的案例早八个世纪就经历了一遍。
科举以文学与行政才能而非贵族出身来选拔官员，在宋代扩大为官僚选任的主要途径。这造就了支撑商业扩张的行政能力：统一的度量衡，能审理商事纠纷的法庭，以及一套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管得住纸币发行的财政机制。隋唐重修并延长的大运河，在北宋达到最大运力，把长江三角洲的漕粮运往北方的都城开封。
南宋（1127—1279年）丢掉了北方腹地，转向海上。华商群体在东南亚各地立足，遍布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的港口。远洋海船把丝绸、瓷器和铜钱运往南方，带回香料、热带硬木和香药。这场海上扩张，把宋代商业体系接上了第2.4节所讲的印度洋贸易世界。宋代行政记录以及整个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所记下的东南亚华商网络，是一个运行在当时生产率前沿上的国内经济向外伸出的商业分支。
宋代海上贸易在12世纪进入的那张欧亚商业网，本来就已经整合。贸易地图的丝绸之路标签页展示了伊斯兰黄金时代750—1099年的陆路与沿海路线，以及从长安到巴格达再到君士坦丁堡的各大商业城市。宋代的海上扩张并没有造出这张网，而是从南面和东面接了上去，给一个已经在陆上运行了几个世纪的体系添上一个海上的维度。
伊懋可1973年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提出了宋代商业革命让人无法回避的那个问题：这场持续的商业与工业扩张，为什么没有变成一场工业革命？伊懋可的回答是高水平均衡陷阱：人口增长吸收了生产率增益，把要素价格维持在不足以刺激省力机械化的水平上。这一说法留待第2.7节评估。
以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的鼎盛期为例。9世纪初，它管理着一片在法律与商业上统一的空间，从安达卢斯的大西洋岸一直伸到中亚的帕米尔边界。一份在开罗写下的基拉德契约，在撒马尔罕是可以执行的。
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字面意思是“伊斯兰之家”）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中是一个法学范畴，把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域与其外的地域区分开来。在大约8世纪中叶到12世纪后期这段时间里，它作为一片整合的商业空间发挥作用。这个范畴还带有更广的宗教与政治含义。在这片区域内，商人们共用一套契约法，其根基是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及其什叶派的对应者；共用一套货币惯例，金第纳尔与银迪尔汗作为复本位流通，各铸币厂之间的重量与成色大体标准化；还共用一套语言设施，阿拉伯语是商业通用语，波斯语以及后来的突厥语则在区域内充当地方商业语言。
有四座城市是这一网络的枢纽，它们既是商业节点也是政治节点。巴格达建于762年，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在9世纪和10世纪初的鼎盛期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无论按哪种估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可能达到五十万。开罗由法蒂玛王朝于969年建立，成为东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也是印度洋贸易的西端终点。下文要谈的开罗藏经库，使开罗成为这一时期全世界文献记载最完整的商业城市。科尔多瓦是安达卢斯倭马亚哈里发国的都城，支撑着这片区域的西端，10世纪鼎盛时人口可能达到40万。中亚的撒马尔罕支撑东端，坐落在把伊斯兰商业空间与唐宋中国连起来的丝绸之路陆路交汇处。
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片统一商业空间的地理范围，在贸易地图的丝绸之路标签页上看得见：伊斯兰黄金时代750—1099年间从安达卢斯到中亚的各条路线，运行在共通的契约法、货币惯例和商人流动之上。地图所呈现的网络是载体，法律工具才是让它运转起来的东西。
这些工具本身就是制度上的创新。其中三种承担了主要工作。
| 维度 | 结构设计与文献所见的用法 |
|---|---|
| 基拉德／穆达拉巴 | 为贸易而设的合伙契约。rabb al-mal（出资人）垫付资金，mudarib（经营人）出行贸易。利润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成，资本亏损全部由 rabb al-mal 一方承担，mudarib 只损失自己付出的劳动。开罗藏经库的合伙契约对此有大量记载。 |
| 萨克 | 书面支付凭据。商人在一座城市把钱币存入银钱商处，取得一张 萨克，可在另一座城市的往来银钱商处兑取等值款项。英语的“支票”（cheque）常被追溯到阿拉伯语的 萨克，不过这个词的标准词源要经过古法语。戈伊坦在藏经库书信中记下了若干具体的 萨克 实例。 |
| 哈瓦拉 | 经纪人之间的轧差清算。商人把一笔支付义务转给一名经纪人，这名经纪人与另一座城市的对手经纪人之间靠定期轧差结清，不必实际运送钱币。这样就减少了在途风险，而这套办法作为非正式的价值转移体系一直存续到近代。 |
基拉德合伙在结构上的创新，是它对风险的分配：出行经商的经营方除了投入的劳动之外不承担任何资本风险，而出资方可能赔钱，却不会赔上劳动。这样一分，缺资本而懂市场的商人也能为长途商业冒险融到资金，而资本也能投进那些成败取决于出资人自己无法提供的经营本领的买卖。乌多维奇1970年的《中世纪伊斯兰的合伙与利润》根据法学著作和留存契约复原了这套法律架构。萨克和哈瓦拉解决的是在途风险：把钱币实物长距离搬运既危险又昂贵，而一个能靠纸面凭据或经纪人网络了结支付义务的商人，可以完全避开这份风险。意大利商人后来采用了结构相似的工具，其中康孟达就继承了基拉德那套资本与劳动的分成，那是第3章的题目。这条脉络是从伊斯兰商法体制流向中世纪欧洲商业革命的，不是反过来。基拉德在契约中固定下来的这种风险分配，即出资人与经营人承担不对称的风险敞口，正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章当作契约设计问题来处理的委托代理合伙结构。
藏经库书信记录了犹太商人的通信经亚丁和红海抵达印度，也就是第2.4节所讲的那个印度洋贸易世界。伊斯兰商法在穆斯林商人贸易所至之处都在运作，到11世纪，这意味着东非海岸、印度次大陆、马六甲海峡，以及日益增多的泉州、广州等中国港口。
管着商业生活的这套教义体制，既有工具性的内容，也有法学上的内容。伊斯兰法学发展出禁止里巴（riba）的取息规定，在操作上既指借贷的利息，也指某些形式的不等价交换，并在四大教法学派的商法中接受了实际可执行的公平价格观念。商人实际面对的是卡迪法庭对合伙契约的执行和对纠纷的裁断。里巴禁令塑造了放贷的组织方式，人们往往采取分享利润的合伙而不是计息的借贷，这也是基拉德与穆达拉巴成为主流工具的部分原因。至于交易应按习惯的公平价值成交这一期待，则可以通过向法学官员申诉来强制。
把这些教义系统地梳理出来，包括从马沃尔迪到安萨里及其后的法学综合、四大逊尼派学派在商法上的比较立场，以及产生了伊本·赫勒敦14世纪后期《历史绪论》的那条分析传统，属于经济思想史，不属于经济实践史。约9至12世纪商人做了什么，是经济史；法学家就商人所做的事写了什么，属于经济思想史的传统，伊本·赫勒敦在那里正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法学对商业的接受最终产出的分析性综合。
季风每年都会准时反转。大约在4月到9月之间，风从西南方吹来，把船从东非和阿拉伯海送往印度和东南亚。大约在10月到次年3月之间，风向反过来，把船送回家。到9世纪，这套节律就是一个整合的海上商业体系的时间表，这个体系横跨四个枢纽区域，至少用着十几种语言。
以季风为节律的这套体系并不是从9世纪才开始的。印度洋贸易可以上溯到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3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的往来有确证。后古典时期变化的是规模和整合程度。到9、10世纪，四个枢纽区域已经作为一张单一的商业网络运作，各部分彼此专门化，也彼此依赖：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阿拉伯半岛与波斯湾，印度东西两岸，以及包括苏门答腊和爪哇在内的东南亚马六甲海峡。东非的黄金和象牙北上运往阿拉伯与波斯市场，东行运往印度市场。印度的纺织品西运至非洲和中东，东运至东南亚。东南亚的香料、香药和热带硬木运往各处。中国的瓷器、丝绸和铜钱从宋代的泉州和广州抵达西印度洋。
季风的节律可以自己翻着看。整套体系靠一年一度的风向反转运转。在西南季风（4—9月，出航）与东北季风（10—3月，返航）之间翻转，观察箭头掉头。高亮某个枢纽区，可以把四个区域中的一个单独拿出来看。打开卡利卡特或奎隆，可以读到多语种港口的治理细节。这是丝绸之路陆上网络在海上的对应物。
图2.4（交互图）。 印度洋作为一个自行定时的季风体系，9—12世纪。翻转季节可使箭头掉头，高亮某个枢纽区，打开某座港口可读其治理安排。贸易量只作定性描述，不带滑块。资料来源：乔杜里1985；博雅尔2019；沈丹森2003；温克1990年起。
9至12世纪的海上强权在政治上塑造了这张网。室利佛逝是7世纪起以苏门答腊南部巨港为中心的佛教海上强国，控制着马六甲海峡这个东西方海上贸易必经的咽喉。室利佛逝的统治者从过往船只抽取通行税，并把海上力量投射到马来半岛和爪哇。唐宋的中国史料记有室利佛逝的朝贡使团，印度方面的史料则记载1025年注辇对室利佛逝的袭击，那次袭击打乱了但没有终结室利佛逝的优势。印度南部的注辇王朝在11世纪罗阇罗阇一世和罗阇因陀罗一世治下达到鼎盛，把海上力量投射到孟加拉湾，袭击室利佛逝，并把泰米尔商人团体五百人商会纳入一个远及苏门答腊各港的商业与政治体系。法蒂玛埃及自969年起控制红海，通过亚丁把商业力量投射到西印度洋，藏经库书信记下了这条西印度洋的触角。宋代中国的海上扩张，特别是1127年之后的南宋，在东南亚甚至印度水域建立起中国的商业存在，开了后来规模大得多的元代和明代中国海上体系的先声。
马拉巴尔海岸即今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让人看到一座整合的多语种港口是什么样子。它的记载比奎隆完整：伊本·白图泰在1342—1346年寓居印度期间到过卡利卡特，马欢1433年的《瀛涯胜览》记下了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方面所见的这座港口。两份记述都可以据以上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晚期的商业状况，只是要留出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差。常住卡利卡特的商人社群包括宋元两代贸易侨居地留下的华人，阿拉伯与波斯裔穆斯林即泰米尔人中的马皮拉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清真寺设施和卡迪法庭，还有波斯犹太人、属切提商人种姓的泰米尔印度教徒，以及经单桅帆船贸易而来的规模较小的东非人群体。各群体内部的纠纷由本群体的法庭处理，跨群体的商业纠纷则交给扎莫林的商务行政官员karyakkar，或者交给适用习惯商法、由不同宗教人员混合组成的市场法庭。后来抵抗葡萄牙人的昆加利·马拉卡尔水师，1498年之前就已经作为扎莫林治下的海防机构在运作。布雄对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卡利卡特的复原，以及苏布拉马尼亚姆关于马拉巴尔政治经济的长时段研究，为这幅制度画像提供了依据。
1498年葡萄牙人抵达卡利卡特时，他们遇到的不是一个由他们来引入秩序的混乱土著市场。他们遇到的这座港口有成文商业惯例，有多宗教混合的市场法庭，有水师，有到港货物报关手续，还有一个已经与地中海和东亚贸易了几个世纪的多族群商人群体。1498年的葡萄牙人进入的是一个本来就已经整合的体系，他们所打断的是这个体系的多极格局。第5章接着讲这场打断。
印度洋的非洲一端有自己的制度内容，第4章会完整处理：基尔瓦、蒙巴萨、拉穆、摩加迪沙和索法拉这些斯瓦希里海岸城邦，经由伊斯兰商业文化实现货币化，是自主的城市政体，掌管自己的贸易和治理，也是单桅帆船体系的非洲终点。这些城市各自铸造本地钱币，维持清真寺与卡迪法庭的设施，在出产黄金、象牙和奴隶的非洲内陆与印度洋商人群体之间充当商业中介。印度洋网络与丝绸之路陆上网络在波斯湾、红海以及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一线的接口，在贸易地图的丝绸之路标签页上看得见。前面讲过的那套法律工具，即基拉德和萨克，在这整个海陆整合的体系里都通行，远远越出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边界。
关于跨撒哈拉金盐环流，我们知道的比任何其他后古典商业体系都少。所知来自两处：阿拉伯旅行家的记述，即11世纪的巴克里和14世纪较晚的伊本·白图泰；以及考古材料，杰内-杰诺的发掘就改写了西非城市化的年代。这条环流的存在及其结构上的分量没有疑问，有疑问的是量。
使它成为可能的技术是骆驼商队。骆驼大约在公元2至4世纪间从阿拉伯传入北非，到7世纪，骆驼商队的技术已经调整到能穿越撒哈拉作长途行进。一支骆驼商队可以带着水、饲料和货物，在已知的水井之间分段穿越沙漠，这项技术使商业性穿越撒哈拉在马匹或驴子商队达不到的规模上成为可能。7、8世纪伊斯兰对北非的征服，造出了向南端市场供货的马格里布政治与商业设施。8世纪起，地中海沿岸与西非萨赫勒之间就有了定期的跨撒哈拉贸易环流。
跨撒哈拉环流可以自己动手拨，拨得多远取决于单薄的文献所允许的范围。高亮三组商队路线中的一组，在马格里布的起点城市与萨赫勒的终点之间切换，再滑动时段，观察西非的中心如何从加纳移向兴起中的马里。黄金流量不在滑块之列：路线是根据阿拉伯旅行家的记述和考古材料复原的，流量则不得而知。
图2.5（交互图）。 跨撒哈拉环流作为一个有结构、会移动的体系，约700—1200年。高亮一条路线，切换端点，滑动时段可看到加纳→马里的转移。路线依据巴克里约1067年的记述和考古材料复原。黄金流量只有定性描述，不带滑块。高亮一条路线，滑动时段。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条商队路线。西线从摩洛哥南部的西吉尔马萨南下，经奥达戈斯特到古加纳的都城昆比萨利赫。中线从西吉尔马萨穿过塔加扎盐矿到瓦拉塔和廷巴克图，塔加扎是供应西非大部分食盐的撒哈拉盐田。东线从瓦尔格拉和费赞绿洲南下，穿过撒哈拉中部到乍得湖一带的卡涅姆政权。食盐南运，因为热带西非缺盐而饮食需求很高；黄金北运，同行的还有奴隶、象牙和数量较少的奢侈品。
加纳王国与今天同名的国家无关，它大约从700年到1200年作为一个商业与贡赋强权运作，控制着南面西非产金区与北面撒哈拉食盐及马格里布贸易路线之间的金盐套利。巴克里11世纪中叶的记述是最详细的同时代史料，把加纳的都城描写为一处双城并置的格局，穆斯林商人区与王廷区相距数英里。这是我们仅有的同时代史料。加纳向产金者征贡，对进口食盐课税，积起可观的王室库藏，巴克里对此有详细描述。12世纪后期加纳的衰落，为兴起中的马里腾出了政治空间。马里从13世纪起将以大得多的规模主导同一条环流，留下的文献记载也好得多。马里全盛时期的专门论述见第4章。
黄金继续往前流。抵达马格里布海岸的西非黄金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金块，铸成第纳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流通。其中一部分金块经地中海贸易进入欧洲，主要经由意大利各海上城市，以及在收复失地运动收缩这片区域之前经由安达卢斯。加纳—伊斯兰世界—欧洲这条黄金流动的链条，是把西非黄金送进欧洲货币体系的一套真实存在但在数量上并不确定的机制。现代的复原研究已经定性地确定了这条环流的规模，也说清了它的制度结构：莱夫齐翁1973，莱夫齐翁与霍普金斯1981的经典文献集，因索尔2003关于西非考古的更广背景，麦金托什夫妇关于杰内-杰诺的研究。但黄金流量，即每年运抵马格里布的吨数和经这条链条抵达欧洲的黄金总量，仍然只是定性的。
到1100年，西欧正在从一个比后古典时代东方低得多的起点上恢复。支撑这场恢复的生产率下限，来自一组技术：三圃制轮作、重犁、水磨、马轭。它们在8、9世纪扩散开来，使有效耕地生产率比旧的两圃制提高了大约一半。
三圃制轮作把耕地分成三块，每年一块种冬粮，一块种豆类、燕麦、大麦等春播作物，一块休耕，取代了半数土地休耕的旧两圃制。豆类轮作把氮还给土壤，春播作物增加了口粮和饲料产出，休耕轮换保住了地力。斯利歇尔·范巴特1963年《西欧农业史，公元500—1850年》中的复原和迪比的乡村史研究，把生产率增益定在比两圃制高约50%，各地有差异。重犁带犁壁，能翻动北欧的重黏土，开出了地中海式轻型刮犁耕不动的农田。水磨是一项挺过中世纪早期的罗马技术，从9世纪起大量增加，把磨粮机械化，把劳动力腾了出来。马轭这种挽具设计让马匹在负重时不至于被勒住喉咙，而旧的颈喉式挽具使役畜只能用牛，于是农业经济有了一种更快也更灵活的挽畜。林恩·怀特1962年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为这组技术作为一次变革性事件提出了最强的论证。长期以来的批评是怀特夸大了扩散的时间和影响，而折中的立场是对的：比怀特所说的更慢，更有争议，但确实发生了。
庄园制是在这组技术之上组织农业经济的制度基础。庄园是一个生产单位，包含为领主收益而耕种的领主自营地、农民份地和公地，它协调农业劳动和剩余的汲取，是一种靠习惯义务而不是靠价格来转移剩余的非市场方式，也正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章与市场并列、当作若干种制度形式之一来看待的那种协调。庄园上的农民分成不同等级：维兰以在自营地上的劳役义务换取份地，自由持有农以地租换取土地，中间还有各种介于其间的身份。庄园法庭裁断庄园居民之间的纠纷，执行管着庄园日常运作的习惯法。8世纪后期和9世纪的加洛林安排，稳定了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权威，也给王权提供了行政上的辐射范围，后继的各王国部分地保留了这一点。到1100年，加洛林模式大体已经碎裂为地方化的领主与封臣的政治结构，也就是布洛赫1939—1940年那批较早的封建制制度性解读所描述的那种。
教会既是宗教机构，也是经济行动者。克吕尼改革运动910年始于勃艮第的克吕尼，在西欧各地建起一个改革派修道院的网络，办成了一份经济事业，掌握着大片农业地产，管理劳动力，并通过捐赠和遗赠积累土地。西多会1098年创立于西多，12世纪迅速扩张，把修道院的经济角色推得更远。西多会的院区设在边际农地上，由修会把它们变成有产出的土地，还经营水磨联合作坊、成规模的毛纺生产和铁作坊，其技术水平处在这一时期欧洲内部的前沿。康斯坦丝·伯曼2000年的《西多会的演变》和康斯坦丝·布沙尔1991年的《神圣的企业家》根据地产册和账簿复原了修道院地产的面貌。修道院地产是欧洲农业与原工业经济中处在生产率前沿的产业。什一税是对农业产出征收的一成税，通过堂区制度触及每一个基督徒农业生产者，与庄园义务并行，在王权触及的地方还与王室赋税并行，构成一层平行的课征。教会的经济足迹是结构性的：它大规模占有土地，经营产业，汲取剩余。
管着商业生活的教义体制有两个实际发挥作用的组成部分。公平价格教义要求商业交易按反映习惯或市场公平价值的pretium iustum成交，在6至12世纪作为可执行的教会法，通过教会法庭的返还之诉发挥作用。被指抬价牟利的商人可以被传到教会法庭，申诉成立则要向买方作出返还。阿奎那13世纪对这一教义的系统梳理还在后面，见第3章以及经济思想史时间线。这里所讲的是实际运作的那一套体制，它先于阿奎那时代的综合，而那次综合正是针对它展开的。
第二项实际施行的体制是取息禁令，即根据《圣经》和教父传统禁止对借贷收取利息。它通过教会法庭执行，适用于所有基督徒，把基督徒放贷人排除在计息借贷之外，由此塑造了中世纪欧洲信用的结构。伊斯兰世界的里巴禁令基于结构相似但并不相同的理由运作。它在经济事件上的后果，是犹太商人放贷的那个专门位置：犹太放贷人不受教会法禁令约束，承担起基督徒商业经济需要、而教会法体制又禁止基督徒承担的信用职能。斯托1992年和托赫2013年的研究记录了这一制度安排及其后果，包括犹太社群在中世纪欧洲商业经济中的地理分布，时而保护、时而课税、时而勒索它们的各种管制体制，以及主权者一旦决定拒付积欠的债务，这些社群在结构上就极易遭到驱逐或暴力。把取息禁令系统地梳理出来，也就是中世纪晚期霍斯蒂恩西斯、奥利维、佛罗伦萨的安东尼诺那条教会法学传统，同样属于经济思想史。
城市商业复苏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大约1000年到1200年之间。意大利的海上城邦正在与拜占庭和伊斯兰体系合作兼竞争之中复兴地中海商业：有着长久拜占庭贸易渊源的威尼斯，第勒尼安海南部的阿马尔菲，还有热那亚和比萨。佛兰德的呢绒生产在低地国家崛起为一个原工业集群，德意志北部贸易中的汉萨前身正把波罗的海与北海连缀起来。这些发展，是第3章将要叙述的中世纪盛期欧洲商业革命的种子。正在从低起点恢复的欧洲经济，是三个并行商业体系中最小的一个。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也就是第3章，会看到中世纪盛期欧洲商业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看到意大利的银行创新，蒙古治世对欧亚商业的整合，以及把整个旧大陆的人口与经济格局重构一遍的黑死病断裂。
公平价格这个问题，活得比施行它的那些法庭更久。1554年，迭戈·德·科瓦鲁比亚斯在萨拉曼卡写道，一件物品的价值落在买卖双方的共同估价上，比边际主义者早了三个世纪。斯密随后径直越过他，去找劳动这个客观的锚，而这场论证一路走到阿罗与德布鲁1954年的证明：价值只有作为整个经济体在同一时刻的一个价格向量才有解。价值是什么？从经院学者到阿罗—德布鲁从这里接着往下追这条主线。
约1100年，三个商业体系并行运作：宋代中国，伊斯兰世界，庄园制与商业初兴的欧洲。它们在六个维度上有系统性的差别。三者之中有两个处在这一时期生产率与商业的前沿，一个正从低得多的起点上恢复。
| 维度 | 宋代中国 | 伊斯兰世界 | 庄园制与商业初兴的欧洲 |
|---|---|---|---|
| 通货 | 铜钱加国家纸币（交子、会子），世界上第一套由国家管理的纸币 | 金第纳尔与银迪尔汗构成的复本位，通行于整个伊斯兰世界 | 各地统治者发行的银便士，没有统一的货币区，拜占庭的索里都斯算部分例外 |
| 信用工具 | 国家发行纸币、商人期票、存款柜坊 | 基拉德／穆达拉巴合伙、萨克书面支付凭据、哈瓦拉经纪人轧差 | 十分有限：庄园劳役义务，犹太商人占据放贷的专门位置，意大利的商业成熟还在后面（第3章） |
| 市场组织 | 百万人口的城市，整合的粮食与食盐市场，专门化的商业街区，大运河为南北商业大动脉 | 从安达卢斯到中亚的统一区域，共用一套契约法，商人可跨卡迪法庭辖区流动 | 以本地庄园圈子为主，长途贸易稀疏，最早的意大利海上城邦（威尼斯、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正在复兴 |
| 商法体制 | 帝国法典设有商业条款，度量衡统一，商事纠纷由科举出身的官僚主持的法庭审理 | 经卡迪法庭运作的沙里亚商法体制，合伙与契约在整个统一区域内可执行 | 经教会法庭实际施行的教会法（公平价格、取息禁令），庄园习惯法，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复兴尚在后面 |
| 城市规模 | 开封与杭州各约100万—150万（贝罗赫），城市体系分多个层级 | 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各有数十万人口，整个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分多个层级 | 君士坦丁堡约30万以上，是拜占庭方面的异数。西欧城市多在2万以下，伦敦约1.8万 |
| 生产率前沿 | 铁产量约每年12.5万吨（郝若贝），以商业革命的形态占据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前沿 | 商业与金融的前沿，长途贸易已经整合，文献依据来自开罗藏经库 | 从很低的起点恢复，靠三圃制、重犁、水磨和马轭抬起生产率下限，使耕地产出比两圃制高出约50% |
在宋代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正在恢复的欧洲之间，可以一次看一个维度，也可以一次看一个体系。图中标出每个维度上处在这一时期前沿的是哪个体系。前沿不在欧洲。
图2.6（交互图）。 约1100年三个商业体系的比较，做成可驱动的形式。选一个维度或一个体系，前沿高亮标出领先者。资料来源：本章综合，另据彭慕兰2000、洛佩斯1976、万志英2016、威克姆2009。切换视图，结论留给读者自己读出。
逐行读下来。通货：宋代中国有世界上第一套由国家管理的纸币，伊斯兰世界在一片辽阔的统一区域内共用一套复本位制度，西欧则是各地统治者发行的、彼此割裂的银币。信用：伊斯兰的那几种工具即基拉德、萨克与哈瓦拉，是这一时期最精密的一套商业金融工具，宋朝靠的是国家纸币和商人期票，西欧则只有犹太商人放贷这个专门位置，此外所剩无几。市场组织：宋代中国有百万人口的城市，由整合的大宗市场供应，伊斯兰世界有一片从安达卢斯到撒马尔罕、共用一套契约法的统一区域，西欧则以本地庄园圈子为主，最早的几个意大利海上城邦正在复兴地中海商业。商法：宋朝有帝国法典，伊斯兰世界有经卡迪法庭运作的沙里亚体制，欧洲有经教会法庭实际施行的教会法，再加上庄园习惯法。城市规模：宋代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伊斯兰世界有多座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则是一个多数城市不到2万人的西欧城市景观中的异数。生产率：宋代中国处在工业与商业的前沿，伊斯兰世界处在商业与金融的前沿，西欧处在从低起点恢复的生产率下限上。
皮雷纳命题出自亨利·皮雷纳1937年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它主张，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使地中海对欧洲基督徒商业关闭，迫使加洛林世界从罗马式的商业整合退回到以陆地为本的农业经济。这是20世纪对后古典欧洲商业崩溃的奠基性框架。霍奇斯与怀特豪斯1983年的《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起源》拿出了考古证据：关闭没有皮雷纳所说的那么彻底，整个7、8世纪地中海的商业活动虽有减少但一直在继续。麦考密克2001年的《欧洲经济的起源》用一份关于300—900年间交通与商业的全面调查扩展了修正派的论证，显示的是延续与调适而不是崩溃。皮雷纳指认出了一次真实的中断：7至9世纪，地中海商业对基督徒商人确实收缩了，法兰克经济也确实比晚期罗马经济更以陆地为本，商业整合程度更低。但皮雷纳把关闭说过了头。伊斯兰世界在基督徒商人退出的那段时间里承载着地中海贸易，而霍奇斯—怀特豪斯与麦考密克那种更广的延续性读法显示商业虽减而未绝。中断是真的，关闭不是。
高水平均衡陷阱出自伊懋可1973年的《中国历史的模式》，它主张，宋代商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变成工业革命，是因为人口增长吸收了生产率增益，把要素价格维持在不足以刺激省力机械化的水平上。它长期主导着英语世界关于中国为何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早几百年实现工业化的史学。郝若贝1960年代对铁产量的复原，也正是支撑第2.2节的那批数据，提供了让强版本的“宋代即工业革命”读法得以成立的经验基础。郝若贝本人并不主张宋代是一次失败的工业革命，但他的数据支撑着这条线。彭慕兰2000年的《大分流》回过头来把宋代商业革命看作可比较核心区的基准线，其生产率前沿一直到18世纪都与西北欧相当，这使伊懋可的陷阱框架作为一种特例式的解释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万志英2016年的《中国经济史》把延续性读法推得更远：宋代商业革命与元、明、清的商业发展是连续的。延续性的读法是对的。宋代应当视作那个时代以商业革命形态呈现的生产率前沿，跨越南北宋之交以及宋元、元明之际，在几个世纪里维持着规模。伊懋可关于生产率上限的观察是真实的，有争议的是框架问题：这究竟要当作一个陷阱来解释，还是当作缺少了第6章论证触发了英国那一例的那种要素价格与殖民地延伸的特定组合？
关于封建制的两种读法，制度性的与宗教文化性的，把20世纪关于欧洲后古典经济的史学分成了两半。布洛赫1939—1940年的《封建社会》把制度性读法确立为经典：庄园制，加洛林安排，领主与封臣的政治框架，作为中世纪经济生活基底的习惯法。布伦纳1976年关于农业阶级结构的论文，连同随后那部布伦纳争论文集，把制度性读法扩展成一套阶级结构与产权的解释，在其中决定东西欧不同道路的是农业阶级结构，而不是市场机会或技术。勒高夫1956年的《中世纪的商人与银行家》和1977年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发展出宗教文化的读法：教会作为经济机构，教会法作为中世纪商业生活的构成要素，中世纪经济实践中的象征与仪式维度。伯曼2000年的《西多会的演变》把宗教文化的读法扩展为第2.6节所讲的修道院修会即生产率前沿的解释。制度性与宗教文化性这个对立框架是个假二分。两种读法指认的都是真实的、彼此加强的成分。把它们分开，是20世纪中叶经济史与宗教文化史之间学科界线留下的方法论痕迹。
1100年时前沿不在欧洲。到1500年，经过蒙古治世、黑死病、意大利商业革命，以及第3章要叙述的那些制度整固，前沿落在哪里就变成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到1750年，答案还没有定论。到1800年，它已经决定性地移动了。约1100年的这条基准线，正是大分流问题之所以成立的前提：第6章接过可比较核心区这个框架，把它落实到约1100年的起点使人无从回避的大分流问题上。约1500年以后可比较核心区框架的延续，在1820年前跨核心区数据浏览器上看得见。这一框架的现代政策面，即为什么今天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见富国与穷国导读。
郝若贝1962、1966、1967，伊懋可1973，万志英1996、2016，贝罗赫1988，戈伊坦1967—1988，戈德堡2012，乌多维奇1970，乔杜里1985，博雅尔2019，莱夫齐翁1973，巴克里约1067，布洛赫1939—1940，布伦纳1976，勒高夫1956、1977，伯曼2000，彭慕兰2000，皮雷纳1937，威克姆2009，斯利歇尔·范巴特1963，迪比1962。